本月，欧洲公民将选出751位代表5.07亿人民的欧洲议会议员。此次选举竞争的展开方式标志着欧洲——事实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跨国政治空间出现的一小步，但这一小步意义重大。
事实上，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越来越低了：2009年是43%，而1978—1994年间是近60%。尽管如此，过去十年的参与率与美国国会选举平均水平相当。考虑到欧洲议会与选民日常生活距离比较遥远，并且欧盟的官僚主义也饱受诟病，因此这一参与率水平以及朝向跨国政治的趋势是值得瞩目的。
此次选举的跨国性质更大了，因为主要泛欧洲政党第一次提名了具体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并且这些候选人都开展了包括电视辩论在内的竞选活动。根据里斯本条约的授权，欧洲理事会必须在提出候选人供议会审议支持时必须考虑选举结果。
欧盟委员会主席选战可能与最终决选一样重大。在上个月举行的第一场辩论中，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EPP）的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绿党的斯卡·凯勒（Ska Keller）、中左翼的社会和民主进步联盟（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的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tz）和中间派的自由和民主联盟（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的盖伊·沃尔霍夫斯塔特（Guy Verhofstadt）悉数登场。代表欧洲左翼党（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的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预计将在本月的最终辩论中露面。
所有这些候选人都说得一口好英语——尽管辩论被翻译为16国语言。由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持保留态度，因此英语在促进建立跨国政治空间方面起着如此关键的作用显得有些讽刺。
辩论吸引了社交媒体的广泛关注，关于此话题的推特数量成千上万，反映出一些欧洲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很关心欧洲的政治演进。更一般地说，尽管对此次选战的公共兴趣仍远低于国家政治竞争，但比最近几次泛欧洲选举都要高，虽然民族主义和欧元怀疑主义正在日益流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委理事会在不考虑公众对选战反应的情况下提名欧盟委员会主席显得有些奇怪。但另一个风险是遴选过程沦为讨价还价过程，理事会委员授予领导位置的决定——包括欧盟委员会的职位——纯粹取决于国家政治考虑。这样的做法将对认真对待欧洲选票的公民造成重大打击，也极大地影响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信誉。
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跨国欧洲空间——不管多么年轻——已经成长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举结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参与率十分关键。如果还不如2009年43%的参与率，那么欧洲理事会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指出，兴趣日渐的公众的偏好大可忽略。但是，如果参与率大幅上升——比如达到45—47%的水平——那么要忽略选战结果就很困难了。
泛欧洲政党的相对表现也很重要。比如，孤弱社会党赢得215席而EPP赢得185席，那么这一重大差距将使其领导人马丁·舒尔茨成为有力竞争者，即便没有一个政党接近于376席的绝对多数。
如果结果更加接近，比如最领先的两个政党只相差了五席或十席，那么可以说没有哪位领先候选人“赢”了。这可以让理事会获得更大空间考虑“外部”候选人（比如更接近中左翼的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或更接近于中右翼的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欧洲决策者，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
为了增加这一行动的合法性，欧洲理事会必须选择与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不管领先优势多小）更接近的候选人。此外，外部候选人必须有望获得议会内足够大的联盟的总体支持。或者，如果没有哪个大党可以宣布真正的胜利，它们可以决定形成妥协，表示更愿意提名代表自由中间派的一位其他领导人——也许是沃尔霍夫斯塔特。
正如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所解释的，尽管欧洲议会的实质权力很大并且还在增加，但它不可能在短期成为欧洲经济政策争论的核心行动方。真正的决策权力基本上仍属于国家层面。
但是，由于议会在尚在襁褓阶段的跨国欧洲空间中占有核心地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跨国空间有可能改变欧洲的政局、帮助欧洲大陆克服危险的沙文主义死灰复燃，因此第一次带跨国印记的欧洲选举不可忽视。在5月28日会晤时，欧洲领导人应该选择胜任性和合法性，这样能够极大地强化欧洲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