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1年3月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叙利亚局势逐步恶化。从最初的和平示威到如今的血腥内战，叙利亚不仅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更是成为中东整个地区的不稳定之源。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国内外研究者对于危机的成因和影响进行了许多的分析，取得了许多有启发的研究成果，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叙利亚内战的学理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环节,即从内战发展机制的角度对叙利亚内战发展过程进行讨论。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借鉴政治科学中对于内战发展机制尤其是涉及到内战终止的相关理论，构建出一个包含多项因素的叙利亚内战分析框架，并结合当前叙利亚内战实际情况，对叙利亚内战政治前景做出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文献回顾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其局势发展之迅速、冲突斗争之血腥、持续时间之漫长都超出预期。在相当长时间内，关于叙利亚内战的新闻每天都在世界各大媒体国际新闻版面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目前国内学界对叙利亚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叙利亚危机爆发的原因、叙利亚危机对于地区政治格局外溢影响等方面。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原因上，目前的研究分别从其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展开。董漫远从国际角度切入，认为推翻巴沙尔政权是美国引导中东变局的重要内容。[1]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张子介与朱泉刚分析了叙利亚危机对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2]除此之外，叙利亚内战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根源也为一些学者探讨。方金英从政治认同、经济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国内根源。[3]姚大学与闫伟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详尽探讨了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巴沙尔政权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改革措施对于内战爆发的影响。他们认为巴沙尔相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政策不符合实际，扩大两极分化，引发民众不满，削弱了其群众基础和自身实力，从而导致统治根基不稳，内乱爆发。[4]
对于叙利亚问题未来的前景，国内学者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非常富有见地的成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柳莉博士认为当前叙利亚内战产生的“外溢”效应，不仅威胁到地区国家如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的国内稳定和安全，同时也导致美俄关系趋紧，并为之后的伊朗危机埋下伏笔。[5]方金英从叙利亚内战对地区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进行分析[6]。姚大学与闫伟则从叙利亚未来国家建构和制度选择的角度对此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7]
与国内的研究相比，国外目前对于叙利亚内战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即分析叙利亚危机发生原因和未来走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加强调外部干预对解决叙利亚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更加重视对叙利亚内战动态进程的分析。
一部分国外研究者十分强调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应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8]例如，萨伊赫（Shaikh）就主张当前叙利亚内战已经进行到国家崩溃的边缘，为了缓解叙利亚内战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和欧盟必须有所作为。他主张美国应该采取如援助反对派击败政府军、建立全国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等方式来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干预。[9]
在相当长时间内，国外对于叙利亚问题讨论的核心在于如何帮助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但是随着最新的动态形势的发展。许多国外的研究者也把研究对象转向了叙利亚反对派的内部构成上。这一部分研究焦点在于叙利亚反对派的内部分裂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反对派中的坐大及其对反对派的影响。例如李斯特（Lister）通过分析当前叙利亚反对派内部伊斯兰极端主义派别，认为目前亲西方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正在逐步被极端主义势力边缘化，其作为叙利亚反对派代表的地位正逐步瓦解。[10]
在最近的国外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一些叙利亚问题的研究者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政治科学中的内战理论，试图利用内战相关理论来分析叙利亚内战走势。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就专门撰文，介绍了一些内战理论相关成果以求对理解叙利亚内战有所借鉴。在其文中，其还专门提到在去年夏天，美国国务院有关叙利亚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也邀请新泽西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克里德（Licklider）教授有关的内战的运作机制，收到了不错的反响。[11]同时，在一些智库的分析报告中，也有学者应用内战运行相关机制来分析叙利亚内战。如波拉克（Pollack）就通过分析叙利亚内战中的军事冲突机制，从而提出美国根据此机制特点，采取有限干预的方式来促使叙利亚内战双方进行谈判。[12]
应该承认，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的研究相对而言对叙利亚内战进程的研究有所忽视。当前的内战进程是直接联系前文中所探讨的前因与后果的桥梁。忽视内战进程将极大地影响我们对于叙利亚问题未来走势的准确推断。其次，在之前研究中，对于当前内战的进程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事实性描述和材料堆积，缺乏对于材料的理论化处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外的研究就没有问题。首先，虽然经济学人等机构意识到了内战进程和内战理论对于分析叙利亚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其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严谨的学术分析，其文章内容还停留在情况介绍层次。其次，虽然有些学者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内战进程及与之相关的因素，但是这些分析往往缺乏系统性，往往就针对其所研究的单一方面（如战场格局、反对派联盟、外部干涉）等进行深度挖掘，但是却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其对于其他内容的忽视导致了其分析出现了一定的偏差。[13]
故而，本文将在下面的部分中介绍一些内战研究中关于内战终止方式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个笔者认为可以适用于讨论叙利亚内战最终能否政治解决的初步的分析框架。
二、内战终止方式：一个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关于内战的众多理论中，笔者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内战终止理论上[14]（The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内战终止理论主要研究对象是内战的结束方式，旨在挖掘影响结束方式的相关因素和机制。一般而言，内战结束方式主要可分为政治解决和军事解决等两种。所谓政治解决是指内战参战方达成停火协议或政治和解协议，而所谓军事解决则是指内战以政府军和反对派某一方的战场获胜的方式而终结。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影响两种不同结果出现的的相关因素和机制。目前，前人对于内战终止方式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发现了决定终止方式的两大机制和调控这两大机制的四项因素。
（一）内战解决机制
根据唐世平教授的研究，机制是“一种可以将因素串联起来引发变化的过程”。[15]没有对于机制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知道为何某种因素的出现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发生。故而，在探讨影响内战终止的四个影响因素之前，本文将介绍目前研究中所提到的两个影响内战终结方式的机制，分别是战争胜利前景预期和政治承诺可信度。
1.战争胜利前景预期
根据此机制，只有交战双方改变其对战争获胜前景的预期，即在双方都预计继续战斗将无法获胜的情况下，内战才会以政治解决的方式结束。当前内战理论认为内战进程以何种方式结束很大程度上是由内战双方对继续战斗的获胜前景的判断所决定的。内战发生在一国境内，其不仅造成了战争双方实力的损失，更对他们争夺的主要标的物即他们希望统治的国家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内战实质是一场消耗战博弈。[16]根据我国学者周方银对于消耗战博弈的研究，在一场消耗战博弈中，影响其结束战争的最关键因素是战争参与者对战争前景看法发生变化。如果战争参与者始终认为战争获胜可能性很高，或者即便己方难以获胜，对方也难以获胜，战争就有可能走向僵局并被长期化，而相反只有战争参与者产生对战争前景较为悲观的想法，即觉得继续战斗下去的获胜希望不大，收益不多，那么在此时就产生了和谈的可能。[17]周方银的观点在内战理论中也得到了呼应。玛森（Mason)和菲特（Fett))等使用主观期待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为核心概念，提出决定内战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的四个因素分别是1.获胜可能性降低、2.参与者战斗成本上升、3.获得胜利的预计时间增加、4.相对政治谈判的战争获胜收益降低。其观点为只要内战参与者始终认为己方获胜希望很大，其就会继续战斗，内战便不会结束、而只有内战参与者认识到战争的获胜希望渺茫，在此时才有可能进行和谈。[18]。
2.政治承诺可信度
按照战争胜利前景预期机制，在内战参战方意识到军事战胜对方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发生之后，内战参战方就较有可能进入政治谈判并实现内战的政治解决，但在后续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单纯的改变参战方对于战争胜利的预期还不足以实现内战的政治解决。要达成政治解决还需考虑到政治承诺可信度的问题。所谓政治承诺可信度问题是指内战双方缺乏互信，互相怀疑对方不会遵守政治协议，从而拒绝接受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费尔然（Fearon）认为即使内战双方都对战争无法取得胜利存在共识，但政治和谈依然困难重重，这种困难主要在于政治谈判会受到双方动态实力变更的影响，双方彼此都并不信任对方会遵守可能达成的政治条约。[19]李克里德（Licklider）认为由于政治协议达成后，参战方都保持着继续作战的能力，故而，达成的政治协议很有可能被双方撕毁。[20]此外，考虑到内战的政治解决方案往往涉及到内战反对派解除自身武装，这往往会增加反对派对于政府遵守承诺可信度的疑虑，其担心一旦自己放下武装变成手无寸铁的平民后，政府会突然背叛承诺再次大开杀戒。
根据上文分析可见，一个国家的内战要以政治解决方式的终止需要满足两大条件。首先是参战方都意识到军事胜利是无法取得（降低战争胜利预期），其次是参战方也确信签署的政治解决协议是可以得到有效遵守的（提升政治承诺可信度）。在这两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便有理由期待一国的内战将有可能以政治解决的方式解决。反之，如果战争胜利期望值提高，政治承诺可信度降低，那么一国内战就会继续进行，最终以一方的军事胜利结束。
（二）影响因素
除了两大机制，还有哪些因素起到调控两大机制向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方向发展呢？根据相关研究，有四个方面的因素起到了调控两大机制的作用，分别是参战方实力对比、战场格局、外部干预和内战性质。
1.内战双方实力对比：
内战双方的实力对比无疑是影响内战持续时间和解决方式的重要变量。费尔然认为内战参战方之间的实力对比越悬殊，内战就越不可能以和谈方式解决。[21]玛森和菲特从内战中的政府军角度切入，认为内战中政府军规模越庞大，战争以政治解决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小。[22]还有研究从内战中的反叛方金融（Rebel Group Financing)角度入手，分析反对派通过售卖所控制地区自然资源来增强其经济实力来支持其进行内战的情况。例如，克莱尔（Collier）,霍弗勒（Hoeffler）和索德伯姆(Söderbom)认为初级商品的价格上升将使内战时间延长。[23]虽然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的以军事实力的对比来衡量内战参战方之间的实力差距[24]，但是由于这些结论基本上符合我们对内战的经验观察和直觉感悟，所以对其直接的挑战不多。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断：
推断1：内战参战方实力差距越小，其对战争胜利前景的预期就较低，内战政治解决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内战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就较高
推断2：当内战参与方可以不断获得支持其继续战争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时，内战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除此之外，内战参战方内部的派系数量，也是影响内战结束方式的重要因素。目前研究发现，内战参战方内部派系数量越多，其达成政治协议的难度就越大。这主要是通过调控政治承诺可信度这一机制来发挥作用的。根据克莱尔研究，当参战方内部派系较多时，其很难达成具有可信性的协议，因为达成协议的一方很有可能会在内部政治斗争中被另外一派所取代。[25]在多勒（Doyle）和萨巴尼（Sambanis）对于二战后124次内战的定量实证研究中，他们也发现内战参战方派系数量与内战和平解决之间呈现了负相关关系。[26]故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断
推断3：内战参与方内部派系数量众多，政治承诺可信度降低，内战政治解决难度增大。
2.战场格局
任何战争都是参战方你攻我守的动态博弈进程。故而战场上的胜败和双方在战斗中的得失也是影响战争最终结束方式的重要变量。玛森和菲特认为参战方在战斗中的伤亡程度越大和持续时间越长，会导致内战更可能以政治解决方式的结束。[27]而克莱尔、霍弗勒和索德伯姆认为虽然内战冲突双方都希望能够速战速决，不愿看到战争向长期化，僵局化发展，但是相比于政府军，反对派可以更为耐心地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武装斗争[28]。同参战方实力对比一样，战场格局的变化对于内战结束方式的影响也是通过战争胜利前景预期的机制而起作用的，当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双方都意识到战胜对方是一件遥不可及、无法达到的目标后，他们就会有更多意愿来参与政治谈判。基于以上分析，可作出如下推断：
推断4:战场格局出现向某参战方一边倒局面后，内战以政治解决方式结束的可能性较低，战场格局出现僵持局面后，其以政治解决可能性较高。
同时，在推断3的基础上还可有一项延伸的推断，即局势逆转初期往往也是政治谈判的窗口期。这是因为对于刚刚被逆转的一方而言，由于其对未来胜利前景开始出现不确定的情绪，其会更偏好于政治谈判以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对于刚刚逆转的一方而言，由于是在逆转的初期，其也不确定能否在未来逆转局势从而战胜对手，故而该方在此时也会更加偏好政治谈判。总之，由于在战局逆转初期，双方对未来战局前景同时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心态，这就导致了政治谈判窗口期的出现。当然一旦经过一段时间后，逆转方认为逆转势头势不可挡，其就有可能放弃政治谈判，转而谋求在军事上彻底战胜被逆转方。
推断5：战场逆转形势出现的初期，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增大；战场逆转形势一旦明朗化，政治解决可能性降低。
3.外部干预：
外部干预对于战争终止的方式的影响要从外部干预的不同类型的进行分类讨论。在实际内战情况中，外部干预按照其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干预旨在改变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实力对比。[29]这种干预偏袒一方，希望帮助某一内战参战方获得胜利。另一类型的干预是由国际组织推动的外部干预，这类干预往往由联合国进行。这一类干预立场较为中立，目标在于实现内战参战方之间的停火并达成政治和解方案。
对于第一种干预方式，目前的研究表明偏袒一方的外部干预将不利于内战以政治和谈的方式的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带有偏向性的外部援助往往会加强参战方对于战争胜利的预期，其获得的对外援助降低其对政治解决的兴趣。有学者认为第三方势力对内战中任何一方的干预将使内战更加难以用政治谈判的方式来解决。[30]坤宁（Cunning）认为外部干预国以干预为手段以实现本国自身的政治目的行为将使内战长期化。[31]而在内战的交战方都有外部势力支持的情况下，林德赛(Lindsay)和安特尼(Enterline)认为如果内战双方都拥有势均力敌的外援并且外援间关系对立的情况下，内战将向长期化、僵局化发展[32]。而埃丁(Aydin)和雷根(Patrick M.Regan)认为外部势力之间的协调将导致内战以政治和谈的方式结束[33]。
在第二种干预方式上，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干预行动有利于内战政治解决。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组织立场较为中立，其对政治解决所达成的协议的监督和维和行动可以有效提升该政治协议得到各方遵守的可能，缓解信任缺失的问题。笛鲁仁（DeRouen）和索倍科（Sobek)认为联合国干预会加快内战以停火或条约方式解决的进程。[34]但也有学者认为联合国的政治方案要起到作用还需要考虑到内战国国内政治的情况。例如米特内奇（Metternich)探讨了国际干预、民主化改革、内战双方民意支持和内战结束四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其认为带有民主化改革（即停火后举行具备包容性的全国选举）方案的国际干预不一定起到促进内战双方迅速实现停火的作用。相反，如果在内战中的反对方具备较强的军事实力但却缺乏赢得足够多选票的民意基础，带有民主化改革方案的国际干预有可能会更加刺激反对派采取更为激烈的军事行动，试图通过战争胜利而逃避可能对其不利的政治解决方案。[35]
推断6：国际组织推动的干预，将增加政治解决承诺的可信度，增加内战政治解决的可能。
推断7：外部干预实力之间达成的协调一致，将增加政治解决承诺的可信度，增加内战政治解决的可能。
4.内战性质
另外一个与内战终止方式有关的是内战的性质。目前研究认为以政权更迭为特征革命为目的的内战要比以领土分裂，民族独立为目的的内战更加难以获得政治解决。[36]这是因为在政权更迭中，内战参战方的主要战略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对方，双方围绕政权的生死存亡进行殊死斗争，双方进行的是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斗争的失败者将面临着彻底的清洗，故而双方都难以退让，缺乏妥协和谈判所必须的基本互信。
推断8：当内战性质是谋求政权更迭的革命时，政治解决更不可能发生。
根据以上讨论，本文尝试去提出一个初浅的分析框架，下表列出了该分析框架中的主要内容：
图2
在提出分析框架之后，接下来笔者将以此分析框架来分析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前景。根据叙利亚内战的最新进展情况，在2014年1月将在日内瓦召开叙利亚问题第二次会议[37]。此次会议最大的看点就是叙利亚政府方面和反政府方面能否在谈判桌前会见并展开直接谈判。如果这一会面最终实现，那么这不仅代表着内战冲突双方的首次直接会见，更是代表着叙利亚内战真正出现了以政治解决方式结束的可能。如何看待此次会议的召开，如何判断叙利亚问题最终政治解决的前景？前面的分析框架可为对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
根据目前获得信息，叙利亚冲突双方极有可能同时出席这次会议。[38]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反对派对于参会态度的变化。此前，叙反对派对政治解决方案均持较为消极的态度，其反复强调和谈的前提是叙利亚现总统巴沙尔必须下台。甚至直到2013年10月23日，在伦敦举行的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的叙利亚问题相关方面会谈时，叙利亚反对派也未表达出很强的参与和谈意愿。[39]但就在2013年10月底之后的一个月内，反对派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在2013年11月11日，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叙利亚全国联盟同意有条件参加与巴沙尔政府的和谈，虽然在其提出的条件中依然强调巴沙尔不能在叙利亚未来转型和发展进程中扮演任何角色，但与相比之前，反对派放弃了以巴沙尔下台为和谈前提的条件，正是这一巨大的让步[40]，才促成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反对派做出让步？以之前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战场格局的新变化导致叙利亚内战中的反对派开始意识到政府军是难以被彻底消灭的，其对军事胜利的预期降低，故而开始考虑政治谈判的内战结束方式。根据内战终止理论，在内战爆发初期，参战双方往往会高估其胜利前景（Over Estimation）。[41]而随着战局进行，实际的战场形势发展所带来的新的信息，会逐步改变参战方初期的盲目乐观预期。随着参战方对于军事胜利前景的预期开始降低，和谈以及政治解决对于其的吸引力也随之上升。（推断4）
在叙利亚战争初期，反对派一度认为推翻巴沙尔政权是指日可待之事。这种对于战争胜利前景的过度乐观预期使其难以对政治解决方案产生兴趣。但是经过近32个月的血腥内战后，。战场格局的最新动态似乎正越发地对反对派不利。在2013年11月初，叙利亚政府军攻克靠近北部阿勒颇市西南方向的战略要地塞菲拉镇（Safira）,该据点此前被反对派控制长达一年，地理位置重要。[42]在该镇被攻克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军官阿卜杜勒·贾巴尔·阿凯迪（Col.Abdul Jabbar Akaidi）宣布辞职，以抗议叙利亚反对派内讧导致的战局不利。[43]这些战场格局的变化所带来新的信息，使反对派开始重新评估军事胜利的前景。在其意识到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无法推翻巴沙尔政权后，其对于政治谈判解决叙利亚内战的兴趣也开始增强。
同时外部势力干预层面上最新进展也促进了叙利亚内战往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前文的理论框架指出，当内战双方都拥有着势均力敌的外部支持者时，其外部干预势力之间的协调对内战结束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44]当外部支持者关系对立，都采取偏向性很强的干预政策时，内战以政治解决方式结束的可能性降低。反之，当其协调一致时，内战以政治解决可能性提升。（推断6）
当前叙利亚内战中的外部势力主要有四国：美国、俄罗斯、沙特与伊朗。在其危机爆发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四方势力分成两大阵营，针锋相对。在国际层面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干预叙利亚内战的相关决议被俄罗斯方面三次否决。在地区层面，叙利亚内战也被称为是伊朗与沙特两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故而，在相当长时间内，叙利亚内战外部方面之间的对立关系导致了叙利亚内战的国际调停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爆发后，还一度出现了美国可能会以打击叙利亚为手段，教训俄罗斯的观点。[45]
但是近期的形势发展出现了峰回路转的趋势。一方面叙利亚化武危机的成功解决和美俄关于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协议的达成，表明了美俄开始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寻到了共同合作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美俄均对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报以了较高的期待。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明年1月22日举行的会谈将是组建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叙利亚走出内战的最好机会。”[46]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11月底表示应该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47]目前美俄在叙利亚内战政治解决上正在逐步趋向共识，而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调一致将使国际调停方案变得更为可行。在美伊关系上，伊朗新任总统鲁哈尼上台后积极采取对美国的缓和政策。其历史性的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十五分钟的电话沟通更是代表着美伊两国之间关系开始破冰。而在2013年11月底在日内瓦达成的就伊朗核问题的初步协议，更表明美伊关系进一步回暖。美伊关系的改善为两国在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形成共识做了有益的铺垫。根据之前提出的理论框架，美俄和美伊这几个叙利亚内战的主要外部干预方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趋同将在两个方面促进叙内战向政治解决方向发展。首先，外部势力协调一致会使其约束对其所支持的内战参与方的军事和经济资助，这会使内战参与方降低通过借助外援实现军事胜利的预期，从而迫使其参加政治谈判。其次，外部势力协商一致使国际机构如联合国避免受到大国政治僵局的挟持，更加有效地开展调解维和工作，这也为叙内战的政治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推断7）
综上所述，战场格局的变化和外部势力关系的改善为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这不能说明未来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将会一帆风顺。依照前文所提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实力对比、战场格局，甚至是外部层面都依然存在着一定阻碍内战政治解决的因素。
首先从实力对比而言，根据之前的分析，如果内战参与方能够获得外部援助，那么其就更有动机继续进行内战。而该因素在叙利亚内战至今依然存在。（推断2）目前沙特阿拉伯已经是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资助国，其也正准备投入数百万美元武装训练叙利亚新组建的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按其计划其希望训练数千名武装战斗人员，以可以帮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战胜政府军，并且也可以制衡反政府武装中的圣战吉哈德势力。[48]这一行为将降低叙反对派参与政治和谈的积极性。另外，根据相关理论，参战方内部派系众多会导致其更加难以协调立场，并降低签署的政治协议可信性。（推断3）而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反对派内部派所面临的问题。叙利亚反对派内部派别众多，山头林立，这种碎片化的组织结构会增加反对派参与谈判的协调成本，此外在叙利亚反对派内部的极端主义势力的做大也会导致反对派签署的任何的政治谈判方案面临着无法在反对派内部得到贯彻的风险[49]。
另外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战场格局显示政府军逐步在战场上获得上风，从恢复政府军和反对派在战场格局平衡的角度而言，当前形势对促进政治谈判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如若政府军在战场上的优势继续扩大，则可能导致新的不平衡。（推断5）届时，同之前的反对派武装一样，叙利亚政府也可能也会认为与其将精力耗在旷日持久和锱铢必较的的对话谈判上，还不如在军事上乘胜而下，一举歼灭反政府武装。目前叙利亚政府在巴沙尔总统去留问题立场上的日趋强硬的态度和其对于巴沙尔总统可能参与2014年总统大选的暗示都体现着这一点。[50]
在外部干预层面上，虽然出现了美俄关系和美伊关系的缓和等有利于政治解决的因素，但是美国与沙特关系出现紧张，也可能成为叙利亚内战政治解决进程中的变数。正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伟健研究员所分析的那样，美国与伊朗的缓和将导致“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和不满，这种反应更多的是源于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带来的强烈冲击。那些原本将自己完全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国家，对美国要将战略重心撤出中东的现实一时无法适应，甚至有很强的挫败感。”[51]故而，美俄和美伊关系的改善带来一个副作用是美国与沙特乃至海湾国家关系的疏远，这会增加美国与沙特在叙利亚问题外交安排上的协调困难，从而阻碍叙利亚内战往政治解决方向发展。（推断6）
此外，叙利亚内战的性质也决定了其谈判之路注定不会是坦途，叙利亚内战既是一场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现政府的政权更迭战争，同时也是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教派冲突。另外在考虑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的介入和阿拉伯文化中的“清算”传统，这就导致内战冲突方彼此之间仇恨较深、互信极其缺失。根据之前的研究，内战双方之间敌意越重、内战政治解决的难度就越大。[52]故而，叙利亚内战的一些结构性要素也表明了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注定一路坎坷。（推断8）
图3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讨论内战中止方式理论对于理解叙利亚内战政治解决前景的借鉴意义。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中，实力对比、战场格局、外部势力、内战性质等四个层面因素通过两大影响机制战争胜利预期和政治解决承诺可信度发生作用，对于内战最终的解决方式产生影响。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叙利亚内战中已经出现了一定促进政治解决的因素，但是也存在着阻碍政治解决的因素。但是相比此前，目前的形势已经向政治解决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故而，本文认为在不出现特别突发和重大的逆转性事件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另外根据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也使之后的研究可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分析叙利亚内战的走向，避免只考虑单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情况出现。
当然本文的所提出的内战终止分析框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随着未来研究的深入，还可能出现新的变量来充实扩展这一分析框架。此外，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还在于分析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重比例。我们不仅要知道有哪些因素和机制影响内战的终止方式，还需要了解在不同的情况下，各种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从整体上把握内战的走势。
注释:
[1]董漫远：“叙利亚危机及前景”，《国际展望》2012年第6期，第83页。
[2]张子介、朱泉刚:“美国叙利亚危机政策”，《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46页。
[3]方金英：“叙利亚内战的根源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6期，第17页。
[4]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8页-第14页。
[5]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85页-第86页。
[7]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第15页-第17页。
[8]这一类观点可见：Salman Shaikh,“Losing Syria(And How to Avoid it)”,2013年12月20日访问,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10/18-losing-syria-shaikh;Andrew J Tabler,“Syria’s Collapse,And How Washington Can Stop It”,2013年12月20日访问,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9457/andrew-j-tabler/syrias-collapse;Daniel L.Byman,Michael Doran,Kenneth M.Pollack and Salman Shaikh,”Saving Syria:Assessing Options for Regime Change”,2013年12月20日，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03/15-syria-saban.
[9]Salman Shaikh,“Losing Syria(And How to Avoid it)”,2013年12月20日访问,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10/18-losing-syria-shaikh.
[10]Charles Lister,“The Next Phase of the Syrian Conflict”,2013年12月20日,
http://mideastafrica.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12/23/the_next_phase_of_the_syrian_conflict.
[11]Economists,"How to stop the fighting,sometimes,"2013年11月15日访问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589431-bringing-end-conflicts-within-states-vexatious-history-provides-guide.
[12]Kenneth M.Pollack,“Breaking The Stalemate:The Military Dynamics of The Syrian Civil War And Options For Limited U.S.Intervention”,2013年12月20日访问，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3/08/09-military-syria-civil-war-us-intervention-pollack.
[13]以波拉克（Pollack）的研究为例，其虽然注意到内战政治解决的一项机制，即需要使战争双方意识到战胜是不可能的，但是其所建议有限干预举措却反映了其并没有意识到内战机制中其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目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偏袒性的军事干预只会导致内战向长期化发展，并且其对于内战军事机制的过度强调，也反映了其忽视了内战终止另一条重要机制即政治承诺可信度的机制。关于这些机制和因素的具体介绍，将在后文展开。
[14]黑格（Havard Hegre）对此部分理论进行了非常好的综述，可参考Havard Hegre,“The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41,No.3,2004.
[15]可参见唐世平教授课件：“迈向基于机制的解释和理解：负面案例与反事实思考”，2013年10月30日访,http://www.sirpa.fudan.edu.cn/picture/article/56/88/ac/7c64a8d340368df7c344a544924c/e2aa14d4-bece-49fd-81d4-38dffa33accd.pdf。
[16]消耗战博弈最初由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J.Mynard Smith)提出。讨论的是两只动物为获得某一个占有物进行争夺的情况。由于战争行为也可以被看成一种双方付出代价以达到某种目的研究，故而可以使用消耗战博弈来进行分析。J.Marynard Smith,“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volution in Animal Conflicts,”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gology,Vol 47,1974,pp.209-221,转自周方银:“消耗战博弈与媾和时机的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59页。
[17]周方银:“消耗战博弈与媾和时机的选择”，第63页-第64页。
[18]T.David Mason and Patrick J.Fett,“How Civil Wars End:A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0,No.4,1996,p.546;T.David Mason,Joseph P Weingarten,Jr.and Patrick J.Fett,“Win,Lose,Draw:Predicting the Outcome of Civil War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52,No.2,1999,p.239.
[19]James D Fearon,“Why Do Some Civil Wars Last So Much Longer Than Other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1,No.3,2004,p.277.
[20]Roy Licklider,“The Consequences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s in Civil Wars,1945-1993,”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3,1995,p.681.
[21]Jame D Fearon,“Why Do Some Civil Wars Last So Much Longer Than Others?”,p.298.
[22]T.David Mason,Patrick J.Fett,“How Civil Wars End:A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p.550.
[23]Collier,Paul;Anke Hoeffler and Måns Söderbom,“On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1,No.3,2004,pp.253–273.
[24]例如卢森（Karl R.DeRouen Jr）和索倍科（David Sobek)认为政府即便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但是如若在战场初期其军事作战没有获胜的情况下，其要获得最终的可能性将大幅度降低。根据其研究，其认为是更加强有力的国家官僚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治理能力最终可以遏制反对派的获得战争的胜利。
Karl R.de Rouen,JR and David Sobek,“The Dynamcis of Civil War Duration and Outcom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1,No.3,2004,p.303.
[25]Collier,Paul,"Rebellion as a quasi-criminal activ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4,No.6,2000,pp.839-853.
[26]Michael W.Doyle and Nicholas Sambanis,"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4,No.4,2000,p.789.
[27]T.David Mason,Patrick J.Fett,“How Civil Wars End:A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pp.551-552.
[28]Collier,Paul;Anke Hoeffler &Måns Söderbom,“On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pp.253–273.
[29]雷根认为‘‘干预可被定义为某国干涉他国内政非正常的经济或军事活动，这些干涉活动目标在于他国的政治权威，希望改变他国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均衡。Patrick.M Regan,“Choosing to Intervene:Outside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l Conflict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0,No.3,1998,p.756.
[30]T.David Mason,Patrick J.Fett,"How Civil Wars End:A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pp.552-553.
[31]David E.Cunningham,"Blocking Resolution:How external states can prolong civil war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7,No.2,2010,p.115.
[32]Dylan Balch-Lindsay and Andrew J.Enterline,“Killing Time:The World Polit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1820-1992,”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4,No.4,2000,p.638.
[33]Aysegul Aydin and Patrick M.Regan,“Networks of third 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3,2012,p573.
[34]Karl R.de Rouen,JR and David Sobek,“The Dynamcis of Civil War Duration and Outcome”,p.310.
[35]Nils W.Metternich,“Expecting Elections:Intervention,Ethnic Suport,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5,No.6,2011,p.909.
[36]T.David Mason;Patrick J.Fett,“How Civil Wars End:A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p.555.
[37]Al Jazeera and agencies,“UN sets January date for Syria peace talks,”2013年12月1日访问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11/un-brokers-syria-peace-talks-january-20131125124554102325.html.
[38]Associated Press，“Syrian opposition and government sign up for conditional Geneva peace talks,”2013年12月1日访问，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11/syrian-national-coalition-signs-up-geneva-talks-conditions；
Associated Press,”Syrian foes to attend Geneva peace talks in Januar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representatives will meet for first time to discuss peaceful transition,UN announces,”2013年12月1日访问，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25/syria-geneva-peace-talks-january-un.
[39]Karla Adam and Anne Gearan,“Kerry,at Syria talks in London,says peace through negotiations is still possible that leaders of Syria’s U.S.-backed,moderate opposition have not committ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a blow to efforts to settle the stalemated civil war at a peace table,”2013年12月1日访问，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europe/kerry-at-syria-talks-in-london-says-peace-through-negotiations-is-still-possible/2013/10/22/23aa4d5a-3b51-11e3-b0e7-716179a2c2c7_story.html.
[40]Associated Press,“Syrian foes to attend Geneva peace talks in January,”2013年12月1日访问，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11/syrian-national-coalition-signs-up-geneva-talks-conditions
Associated Press,“Syrian opposition and government sign up for conditional Geneva peace talks,”2013年12月1日访问,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11/syrian-national-coalition-signs-up-geneva-talks-conditions.
[41]Collier,Paul;Anke Hoeffler &Måns Söderbom,“On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p.255.
[42]Agencies,“Syrian army captures strategic northern town,”2013年12月1日访问,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11/syrian-army-captures-strategic-northern-town-2013111112241269607.html.
[43]Liz Sly,“Rebels lose ground to Assad forces in Syria war;Free Syrian Army official Akaidi resigns“,2013年12月1日访问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rebels-lose-ground-to-assad-forces-in-syria-war-free-syrian-army-official-akaidi-resigns/2013/11/03/e3ecbf44-44bb-11e3-95a9-3f15b5618ba8_story.html.
[44]Dylan Balch-Lindsay,Andrew J.Enterline,“Killing Time:The World Polit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1820-1992”,p638.
[45]周亦奇:“叙利亚阴云背后的美俄之争”，《东方早报》2013年8月29日，第A15版。
[46]Jonathan Fowler,Nina Larson,"US,Russia throw weight behind Syria peace talks",2013年12月1日访问,http://news.yahoo.com/syria-peace-conference-january-22-un-113214292.html.
[47]ibid
[48]Ian Black,“Syrian crisis:Saudi Arabia to spend millions to train new rebel force,”2013年12月1日访问,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07/syria-crisis-saudi-arabia-spend-millions-new-rebel-force.
[49]对于叙利亚反对派内部分裂和极端主义势力的情况介绍可参见
Liz Sly and Karen DeYoung,“Largest Syrian rebel groups form Islamic alliance,in possible blow to U.S.Influence,”2013年12月1日访问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largest-syrian-rebel-groups-embrace-islamic-alliance-in-possible-blow-to-us-influence/2013/09/25/f669629e-25f8-11e3-9372-92606241ae9c_story.html.
[50]Agencies,“Assad regime vows no surrender of power,”2013年12月1日访问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11/assad-regime-says-no-surrender-power-20131127104615147136.html.
[51]李伟健：“伊朗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2013年12月1日访问，http://www.sii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2&id=382.
[52]Michael W.Doyle and Nicholas Sambanis,”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p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