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目前，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在“人口高位运行”（笔者将中国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定义为“人口高位运行”；将人口超过14亿的情况定义为“人口超高位运行”）条件下，中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严重雾霾“突然”大面积爆发仅仅是开始）；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
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
笔者收集了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部、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以及包括中国工程院、中国地质环境检测院和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在内的众多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资料，其中的研究数据显示：
（1）全国安全饮用水高度稀缺。笔者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2010年，在七大流域，真正可以安全饮用的Ⅰ-Ⅱ类水仅有28.7%；在六大河流，仅有15.1%；在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仅有30.2%。（见图1）
本来，按照国家标准，Ⅲ类水可以用作居民集中饮用水源（需要处理后才能饮用），但是，2002年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提高了Ⅲ-Ⅴ类水的门槛，饮用水专家认为，现在的Ⅲ类水还不如1999、1988年地表水质量标准的Ⅳ类水（见国家标准GB3838-88、GHZB1-1999）。
若修正还原数据（即按1988、1999标准将2002年的Ⅲ类水归为Ⅳ类水），2010年中国主要流域、河流、湖泊水库各类水质比例的真实情况是：七大流域的Ⅳ类（处理后也不能饮用）以上严重污染水质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71.3%，其中，不能用于农业灌溉的劣Ⅴ类水质河长占29.8%；六大河流的Ⅳ类以上严重污染河长占84.9%，其中，劣Ⅴ类水质占36.7%；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中，Ⅳ类以上水质占69.8%，其中，劣Ⅴ类水质占41.3%。（见图1）
七大流域面积虽然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5.1%，但却覆盖了中国主要人口居住区，七大流域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0%，其水资源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66.7%，重点监测评价的63个湖泊水库分布于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在内的25个省区市。这些流域、河流、湖泊水库的水污染状况足以代表中国目前水污染的基本形势。
（2）全国地下水大面积严重污染超乎想象。笔者综合国家环保部《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及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专家发布的相关信息发现，全国地下水严重污染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37%发展到了2010年的60%，118个城市中约64%的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整个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有50.71%为Ⅴ类水质。按现在的污染速度，也许用不了多少年，全国主要（缺水）地区的地下水就将全部受到严重污染，届时不仅当代，甚至子孙后代都将失去生存的基础。
（3）农业不得不用劣Ⅴ类水灌溉。中国粮食主产区（乃至大部分农业主产区）集中在七大流域，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按1988年、1999年国家标准，以流域论，辽河、海河和黄河流域的劣Ⅴ类水质分别占其流域总河长的51.0%、54.4%和44.2%；以河流论，辽河、海河和太湖流域诸河劣Ⅴ类水质分别占其总河长的71.5%、63.8%和64.6%。可见，中国粮食主产区与严重水污染地区高度重合。因此，用“完全不具有水功能”的劣Ⅴ类水灌溉农作物完全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在相当多地区尤其是水污染严重的城市周边地区，直接用污水灌溉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4）为了解决13.4亿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去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虫口夺食”，大量使用动植物激素缩短其生长周期，以增加产出批次，大量使用抗生素以尽可能提高畜禽鱼虾的养殖密度。同时，也大量使用农膜掠夺土地肥力。此外，我们还需要动用其他一切科技手段（许多安全性不明）尽可能地增加食物供给。
显而易见，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持续的有机绿色食品种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中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
（5）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萧春雷在《酷渔滥捕：传统经济鱼类体系崩溃》一文中提到，渔政局官员坦承，“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目又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因此早已面临枯竭，而近海严重污染则彻底让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了。2010年，中国近岸海域二类以上受污染海域面积占51.3%，严重污染（包括三类、四类和劣四类）和特重污染（包括四类和劣四类）海域面积分别达到36.1%和24.8%。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早在 2005年，长江口、杭州湾“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的“劣四类”海水海域范围已经越过了整个舟山群岛。
（6）重金属污染形势相当严峻。根据国家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三部门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载《中国环境年鉴（2011）》），2007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显示，“重金属产生量2.43万吨”。
不过，国家海洋局《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却公布，2007年经由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污染数量为3.6万吨，超过了《普查公报》数据。
其他间接数据也说明中国重金属污染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3亿亩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占全国农田总数的六分之一，经济越发达（地区），土壤污染越严重”；“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太湖流域，有1/3的耕地受到了污染”。
此外，据财新《新世纪》周刊“镉米杀机”一文报道，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7）垃圾围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中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粪便年清运量为1.95亿吨，2007年中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
（8）农业和农村污染总量超过城市和工业。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数量比城市和工业点源污染更加庞大，但至今包括农业生产（含畜牧业、渔业养殖）、农村生活（含1578个不设市的县、3.39万个乡镇和65万个村）、乡村小工业、小作坊排放的“三废”污染物均没有纳入国家统计范围。而面源污染才是环境污染持续恶化的首要元凶。
（9）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2013年1月下旬，中国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这是笔者提到的“大范围环境危机”的最初表现）。据媒体报道，“挥”之不去的严重雾霾笼罩中国东南地区130万平方公里土地，约占东南地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在东南地区生活着12.4亿人）。
其中，有33个城市空气污染达到最高级别（有的甚至“爆表”），有毒雾霾的上限浓度高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健康标准的27倍 。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13亿国人十几年、几十年长期食用富含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重金属和转基因的食物，长期饮用被各类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的水，长期呼吸被雾霾严重污染的空气，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
这是人类几百年、几千年不曾遇到过的情况，也是全世界几百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曾遇到过的情况。国人的身体“扛”得住吗？能“扛”多久？会不会诱发基因突变？会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困局还在于，由于中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一部分大企业也没有这种经济能力），而中国大多数就业人口又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和所谓“非正规部门”，这一方面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又严重制约了环境治理。
在人口、就业和经济的多重压力下，环境治理、超标排放与中小微企业扩张往往表现为一种弹性实足的“博弈”，最终结果就是，中国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目前，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如果我们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中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
难走“先污染后治理”之路
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即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恶化几乎完全没有警觉。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理论界和相关部门长期缺乏对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综合、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使得人们尤其是决策层难以把握资源环境的总体形势，难以正确评估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程度。“先污染后治理”、“最严峻的污染时刻即将过去”，这些“想当然”的虚假判断严重误导公众和领导层。
笔者的研究显示， “先污染后治理”是有条件的，这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和社会条件，其中，人口数量决定了环境的后备容量。目前，中国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
（1）中国“人口高位运行”，人口总量巨大，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指数（一国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等于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总人口（亿人） 大。笔者根据《2011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计算，2010年，中国92.4%的人口（12.4亿）集中在“人口分布地理线”以东地区（即东南地区）38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320.9人/平方公里，是日本的0.96倍；人口压力指数3977，是日本的9.4倍 。
中国75.8%的人口（10.2亿）集中在18省市2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466.7人/平方公里，是日本的1.4倍；人口压力指数4742，是日本的11.2倍。
中国淮河流域国土面积（26.9万平方公里）与英国（24.3万平方公里）相当，但只有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71.2%。若以工业化进程相近的人口数据相比，即以中国淮河流域2010年人口数据与英国、日本1953年数据相比，中国淮河流域总人口分别是英国、日本的3.7和2.2倍，人口密度分别是其3.3和3.0倍，人口压力指数分别是其12.3和6.6倍。（见图2）
可见，中国现实人口规模太大，与“先污染后治理”的两个典型国家差距很大，距离“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太远。
（2）除新疆、西藏等个别省区，中国绝大多数省区市的环境污染都已经相当严重。
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具有范围大、程度深的显著特点，并且已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 土地的立体、全面污染局面。这与英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当初“污染仅仅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中国，那些数量众多、面积广泛的严重污染地区早已大大超过英、日当年的污染水平。如湘江下游河流底泥的镉含量已超过日本“骨痛病区”镉含量几十倍。而且，数量更多、范围更大的隐蔽、潜在严重污染区正在“发酵”。
因此，中国大范围环境危机的爆发很可能近在咫尺。更何况，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未来10年-20年环境污染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污染程度在总体上全面超过英国、日本当年所爆发环境危机程度的可能性极其巨大。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的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性质。
例如，大范围地下水污染中长期“不可逆”，几乎完全没有治理、改善其水质的可能性，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将永远失去利用价值；大面积土壤污染中短期“不可逆”，土壤中残留的农药和富集的重金属在几十年、上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都难以降解或清除，一部分耕地将长期失去耕种价值；河流湖泊底泥污染同样也不是短期内可以降解或清除的。
可见，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经济粗放式高速增长，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城乡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这意味着，中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中国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
（3）在“人口高位运行”和全面污染严重的情况下，中国治理环境至少面临以下难以解决的两大难题。
发达国家在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之后，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有计划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接受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类别和数量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的10年里达到高峰。时至今日，中国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均还在持续的增长过程之中。
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的重要性，但是，严峻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面临巨大的现实难题。
一则，中国几乎难以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国外转移，至少不可能像当初发达国家那样将大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国外转移。这不仅因为 规模太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意识均在苏醒，今天已经难以复制发达国家当初的产业转移模式。
二则，中国大量就业人口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的中小企业，也高度依赖技术落后、缺乏治污能力的中小微企业，这明显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三则，中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若严格治污、强制达标排放，它们就只有关门停业一条路。
因此，中国现实的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主要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这必然造成环境污染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和转移。
最终结果是，东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虽然有所减轻（许多地方只是象征性减轻），但并没有真正缓解，本已污染得相当严重的环境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治理；与此同时，全国的环境污染形势却 明显出现由东向西蔓延和发展的恶劣势头，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更脆弱，治污资金更缺乏，后果必然会更严重。
第二，中国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都实施了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其主要内容是由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形式。例如，伦敦空气污染的治理最终是通过“弃煤炭而改用煤气和电力，并将燃煤火电站迁往城外”而解决的；日本也是在明确提出能源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以后，环境污染才开始真正好转。
中国目前煤炭消耗占全国能源总消耗的70%以上，属于高污染型能源结构。
2011年，中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70.4%，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南非）。这一比重超过世界煤炭平均消费水平40个百分点，且分别超过欧盟和美国54和48个百分点。（见图3）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巨大，“人口高位运行”，而且，天然气资源太少、石油产量已经接近最大产量边界、新能源开发利用中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中国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完全没有现实方案。
笔者认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是中国全面治理环境并谋求环境根本性好转的先决条件，舍此便没有真正的环境治理。但是， 在上述局面下，环境治理最终是赶不上环境污染速度的，因此，中国的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根本治理之路
人们一直在寻找“改革共识”。在笔者看来，“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就是最大最基本的“改革共识”。还有什么比民族的存续更重要？！
中华民族及社会各种经济政治团体，只有就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达成共识，在严格控制人口的基础上，通过“调低心理预期，主动放缓经济增长，深化体制改革，并严格节能减排，严厉治理污染”，才有可能避免爆发危及生存的大规模环境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