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促进服务业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服务业占比高未必经济发展水平就高，关键要看制造业是否充分发育、足够强大到能够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创新动力。
最近两年，除了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我国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结构变化。从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我国工业增速一直独占鳌头，对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2000年以后工业增速开始减缓，2010年以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开始低于第三产业，2013年起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规模最大的产业。
产业结构演变与人均收入水平并不总是互为因果关系，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形成的服务消费需求，可以拉动产业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但产业结构变化对人均收入提高是否有作用，主要看产业结构变化能否形成结构红利，即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配置。高收入国家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然而，如果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第三产业占比高，则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以巴西为例。1980年，巴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和33.7%。但由于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加工度产业升级没有成功，导致巴西提前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工业比重持续下降并在低位徘徊，经济高速增长也随之告一段落。
这表明，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实际上潜伏着产业结构早熟问题。所谓产业结构早熟，是指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后，制造业没有持续发展并实现技术升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缺乏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迟迟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
在我国，类似产业结构早熟问题也曾出现过，改革开放前主要表现为重工业超前发展。例如，1958年至1960年，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比提高了11.6%，结果导致消费品匮乏、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难以维持，不得不进行为时3年的调整。1970年至1978年再次出现“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问题，1978年至1981年再次进行3年调整。我国几次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实际上都是解决重工业过早过快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发展水平总体上进入中后期阶段，按照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实际情况，当前产业结构早熟风险主要潜伏于第三产业超前发展中。
一些地区片面地把提高服务业比重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战略简单模仿国家战略或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实际上，从产业布局和区域专业化来看，一些地区工业占比较高是其比较优势的体现，认为工业和农业占比较高就是经济不发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看，尽管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70%，但它们在制造业领域仍保持领先地位，仍然主导着全球技术进步方向。调查显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汽车、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领域仍扮演着全球技术发展“领导者”角色。
可见，加快发展服务业并不意味着忽视制造业。我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制造业总体上仍以代工、加工为主；重大装备制造不断取得进步，但大部分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真正拥有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多。我国制造的产品附加值低，在高端制造业环节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条件下，应充分认识产业结构早熟风险，更加注重提高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