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处于当前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城市规划战略的大背景下。然而，所谓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不仅是基础设施的投入、高端项目和大师级人才的引进，一座具有独特城市魅力和文化吸引力的大都市的基础是它的氛围和环境；是完善的行业体系。这些都是自下而上的建设，需要的不仅仅是高端人才，更是搭建金字塔坚实基础的普通从业者，也就是本报告所关注的创意人群——创客。脱离基础，文化大都市建设便是空中楼阁，大手笔的引进计划也难免有文化“奢靡主义”、“形式主义”之嫌。
在沪外籍创客发展现状
目前上海已经吸引大批创客来沪工作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认同上海（或中国）本土文化。这些外籍创客仍是活动在原文化的社交圈中。
根据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里的关于文化融合的模型，即保持原文化与否和接触新文化与否两个维度，形成“融合”（保持原文化接触新文化）、“区隔”（保持原文化接不触新文化）、“同化”（放弃原文化接触新文化）、“边缘化”（放弃原文化不接触新文化）四种形式。
对于上海目前外籍人士的生存而言，基本只存在“融合”与“区隔”两种模式。目前上海已经吸引大批创客来沪工作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认同上海（或中国）本土文化。很多情况下，这些外籍创客仍活动在原文化的社交圈中。建设一个具有文化吸引力的文化创意大都市，目标必须是“融合”。唯此，在沪的创客们才能既避免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影响其逗留意愿；又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原有文化的优势，为上海带来更多活力和国际经验。这对于城市文化的塑造，以及创意产业的突破性发展都是尤为重要的。也是上海能否成为国际文化创意大都市网络中一个重要节点的关键所在。
本课题将生存状态主要设定为职业生涯与日常生活两大领域。
1.职业生涯（行业环境），对于个人而言，整个行业大环境是其关注的首要因素。外籍创客对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行业发展机遇多。受访者普遍认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企业而言，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与国外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文化大都市（如伦敦、纽约）相比，上海单就市场而言，仍有许多可以由创意企业或创客塑造、引领的空间。这对于以创造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创客来说，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方面——门槛较低、束缚较少，主动性更强。
意识国际化，而商业氛围和规则本土化。上海有着东西交融的传统。近年来，金融商业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上海在意识观念上的开放度和接纳度很高，因此创客在传达表现其创意的过程中障碍不大。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又面临着“中国特色”的“潜规则”，例如，对画廊代理功能的忽视使得国外画廊经营受到影响，即跳过画廊直接与艺术家交易，以及艺术品交易过多进入二级拍卖市场，有价格炒作之嫌等。这一类问题是外籍创客最难克服的“文化差异”，对于他们的融入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2.日常生活方面
城市文化环境及开放度。纵观那些创意产业发达的城市如纽约、巴黎等均是高度开放性的城市。它们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从而聚集了众多具有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经验的创意人士，为创意企业准备了充足的人才供给。同时，由于创意产品能否最终实现价值更多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因此创意产品的需求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创意企业更需要了解消费者信息，而对外开放、与外界紧密联系的城市无疑是创意企业更好的区位选择。越开放的城市越有利于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化的兴盛过程是伴随着开放度由强到弱的递减过程。由于开放为城市带来活力，促进了发展；而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一是进入的门槛提高，另一方面文化也会趋于保守，其开放性便随之下降。如今伦敦、巴黎、纽约这些老牌的世界文化创意中心正从开放走向封闭，许多创业阶段的小企业和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无法在那里获得足够的机会和空间，而上海这座东方的文化大都市反而成了他们眼中充满机遇，甚至带着波希米亚色彩的乐土（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东方主义的偏见和迷思）。这就是新兴城市吸纳人才、迅速发展的机遇。
生活环境，这主要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的宜居程度，包括环境、交通、物价、医疗、教育、休闲娱乐、商业设施等。上海的综合评价当位列内地首位，尤其是相对于北方来说较好的自然环境、便利的商业环境，以及成熟的涉外社区（包括居住、子女教育和就医）。
发展瓶颈
许多政策和资源针对的是高端人才，普通创客无法从中受益，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些政府举措。
创客在沪发展存在的瓶颈主要集中在行业规制与城市整体文化两大方面。后者不仅限于文化创意产业。本文主要关注与行业规制有关的问题。这一方面可通过直接制定政策进行干预调整，是政府参与度最高，政策效果最有针对性，也最明显的领域。
导致行业规制不尽如人意的发展瓶颈主要包括：税收、行业准入标准、行业协会的功能发挥以及公共资源的开放度不足。
税收对于创客个人而言是十分直观的一个要素，尤其是创意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层，尤为关注这一点。目前创意产业的税负仍较重，税率较高，税种较多；优惠政策不足；政策不够严密，让部分企业有机可乘，造成不平等竞争。我国在税收政策上未能对创意产业有制度化的优惠，没有突出该行业作为新兴扶持产业的税收优惠地位。
准入标准。据报道，2012年共有1202名外国人拿到中国版“绿卡”，这其中的第二大群体是已在中国工作和投资数年的专业人员。随着外籍从业者逐年增加，政府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一些人才引进条例和规定。但是，一些规定不够灵活，未充分考虑行业的特殊性，尤其是像创意产业这样需要活力的行业。为保证引进人才的质量，准入标准中会设置相应年龄、工作年限等要求，在大部分行业中，这些指标与人才质量的确是成正相关关系。但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造力，相应地，必然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在基层。因此这样的硬性规定就限制了那些本身职业素养良好的外籍人才进入。例如，广告业对于外籍从业者的准入要求为：25岁，至少两年工作经历。这对该行业的人员招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得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无法进入中国这个新兴市场。
行业协会的功能。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成立于2005年8月，是国内最早的创意产业行业协会；还有其他诸如工业设计协会等专门化的行业协会组织等。现阶段这些协会可能并没有真正发挥作为促进共同利益的政治游说团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创意产业协会影响力；另外，创意企业认识行业协会制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只有当认同行业协会制度的创意企业达到一定数量时，作为一种内在制度才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后者导致了外籍创客与这些行业协会几乎是完全脱离，彼此缺乏沟通，信息无法流通。对于他们有效的职业“圈”是凭借个人关系形成的，多以国籍为中心聚集起来的行业关系网，而非依赖行业内部机构。
行业协会对所辖企业及企业员工的信息也了解不全，甚至缺乏足够的沟通渠道。这也是本课题调研时遇到的一大问题，无法通过行业协会直接联系到相关企业或个人，也无法获得相应的数据统计。
公共资源的开放度不足。例如2010年制定的2010-2015年上海创意产业计划引进100名大师计划；2012年市级财政扶持资金近3亿元等。然而，许多政策和资源针对的是高端人才，普通创客无法从中受益，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些政府举措。上海首要依靠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基层创客，通过他们来促进城市文化氛围和国际多元环境的提升。他们的存在和贡献比单纯依靠几位大师偶尔莅临更有说服力。
对策建议
不建议推出更优惠的政策直接吸引外籍创客，而是侧重城市氛围和文化环境的打造。
基于对人才引进的标准控制和对国内就业的保障，以及外来从业者数量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的条件下，并不建议推出更优惠的政策直接吸引外籍创客，而是侧重城市氛围和文化环境的打造。因此在行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建议当更有作为。
调整创意产业外籍人士来沪工作的准入标准。当前，外籍人士必须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方可获得职业签证。而准入标准的限制使得一些外籍创客以非职业签证停留在中国并工作。这对于政府管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建议，在恪守国民待遇标准，提高外籍人才引进政策与其他类型人才引进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消除或避免潜在的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对创意企业进行调研，明确行业特殊性，并听取企业意见。适当调整创意产业准入标准，吸纳更多有潜力的外籍创客来沪。避免人才进行政策一刀切。可借鉴韩国的分类方式，将创意人才分为直接创作的上游人才；文化商品流通的下游人才；属于中介组织的中游人才，即把上游创意组合起来、创新实践，并衔接下游商品流通市场的各种人才。将分散在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创客进行细分，有针对性地设定准入、管理及评估标准。
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行业协会要获得更多在政策制定等方面的话语权，能够站在行业立场上与政府进行沟通，而非隶属于政府脱离于行业。只有赋予行业协会更多自主权，才能吸引更多企业加入进来，反过来也能有助于政府更有效把握企业发展的动态。比如，目前行政职能部门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把握。建议行业协会收集整理从业者信息和动态，作为政府职能的补充；同时也通过组织行业内的活动，向外籍创客传达与之相关的政府的政策动向、优惠措施等。平时，利用文创产业和创客所习惯的圈文化，通过沙龙聚会、非正式讨论会等形式发展实体创客社群，并利用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探索创建虚拟创意社群。使行业协会真正发挥业界与政府间的桥梁作用。
政府在制定针对外籍创客的优惠政策和资源开放时，应该把眼光从高端人才扩展到普通从业者，让更多的创客得以从中受惠，这才能真正体现出上海的国际化和包容性。海外文化创意中心城市在政策规划中都对人才引进有具体的操作办法，例如中国台湾地区颁布的《文创法》中特别规定“政府应充分开放、运用文化创意人力资源”。
针对年轻外籍创客的就业服务，可借鉴英国艺术家枢纽（Arts Hub）的做法，这个服务机构提供大量文化艺术领域专业人才岗位信息，采取会员制形式，会员可以利用在线服务机制获取人力资源服务。政府可通过人保局“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就业申请网”或利用专业服务外包，设立类似的就业指导部门，在为外籍创客提供就业服务的同时，也能为上海的人才引进把关。
与此同时，通过推出形式多样的交流平台，而非定向邀请大师。可以借鉴香港“创意智优计划”，该计划以搭建产业载体平台和举办大型创意活动为主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吸引并甄选国际游戏人才。
最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负责发布信息；受理咨询，申请；提供其他相应服务等，使创客能够享受一站式的政府资源服务。比如，借助上海自贸区项目落地的契机，为海外创客提供企业设立、经营服务等方面的指引，为创客融入上海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