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友好议员联盟5月初访华受到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接见，这是2012年以来双方政治家正式交往中级别最高的一次。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团长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公明党副代表北侧一雄，在野党民主党最高顾问冈田克也，这传递了日本朝野希望改善关系的信号。
5月7日，以野田毅为会长的自民党议员联盟“亚洲非洲问题研究会”代表团也访华，为持续冷淡的中日关系寻找改善的突破口。4月，日本东京都知事正式访问北京，之前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访问日本与安倍晋三进行了会面。近期中日之间的良性互动给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可能寄托在希望上，而需要搞清楚为什么中日关系在过去10多年来剧烈波动。笔者认为中日关系之所以不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双方相互定位原有平衡已被打破，但新平衡尚未建立。
既然说到了旧的平衡被打破，那么就需要回答什么是旧的平衡。中日关系从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存在着两组不同的上下等级关系。
经济层面存在着日本在上中国在下的上下关系，具体体现在日本对华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以及政府开发援助等方面较为明显的单向化上。经济大国的日本与经济弱国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尽管双方不明示，但心照不宣都接受了这种相互定位。在政治层面则存在着中国在上，日本在下的上下关系，具体体现在中国是独立自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政治大国的中国与政治弱国的日本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尽管日本有不满，但是经济上的优越感极大地中和了政治上的“劣等感”，反过来说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和道德高度，也中和了中国在经济上的“劣等感”。
1972年以来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日关系保持了较长时间稳定正是在上述相互定位旧平衡的框架内实现的。中国对于日本在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过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且专注于经济建设，中国没有用国际政治和道义上的优势地位让日本感到不安；同时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自我节制态度以及在历史问题上相对较为谨慎的处理，并没有显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动机，这让中国感到安心。中国基本上将日本定位为中国需要进行合作的一个走和平道路的经济大国；日本则将中国基本定位为一个专注于国内建设的政治大国。在这个旧平衡中，中日之间的很多的矛盾和分歧往往能够在升级之前得到解决。
相互关系定位旧平衡的结束
2013年11月18至24日，日本经济协会代表团以超过100人的阵容访问中国，日本经济界重量级人物悉数参加。从1975年以来，该协会代表团每年访华（除了2012年首次出现中断），几乎每一次都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见，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很少见。但是该次接见该代表团的中方高官为汪洋副总理，尽管汪洋主管经济十分重要，日本方面似乎还有“冰火九重天”的感觉。这件事事实上正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旧平衡的结束。
中国经济规模在2001年为日本的四分之一，2007年为日本的四分之三，2010年超过日本，尽管从人均来说中日差距仍然悬殊，但是获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不是经济弱国，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大国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中国对于日本在资金、技术和投资方面的依赖程度也日益降低，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来说仍然很重要，但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决定性的重要。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也已经在2008年正式结束，中日在经济关系上的原有相互定位的上下关系事实上已经结束，目前双方的经济关系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较为平等的状况。
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在规模上超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有理由感到经济上的上下关系将在不久出现中国在上日本在下的可能。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从原来的那个消极的政治大国变得更加积极，在朝鲜问题上主导“六方会谈”，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存在感日益突出，日本争取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失败，这让日本感到中日在国际政治上的上下关系越来越明显。
中日关系可能会出现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都出现中国占上风的新的上下关系，这就让双方在处理关系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日本开始担心中国的意图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日本常常被解读为中国要回到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和“中华秩序”，即建立在东亚的中国居高临下的不平等政治关系，而中国军事现代化则往往被日本怀疑为中国已经不安心于过去的国际定位，而是要强硬地推行自己的国际政治日程的表现。
中国对于日本保守政治家不断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以及近些时候在安全政策上的积极动向非常警戒，中国认为日本可能会在经济优势相对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获得更多的优势，而且日本在政治与安全上的动作往往同日美同盟联系在一起，再加上1920至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的记忆，结果就让中国采取宽容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新的上下关系还是其他形式的新平衡？
那么中日之间相互定位的新平衡会不会形成，有几种可能呢？一种可能是日本在着重提高经济质量方面继续努力创新，在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上拉大同中国的距离。这样经济强国的日本和经济上相对弱的中国，事实上可以回到过去30年经济关系上日本上中国下的上下结构，但是中国也在提高创新能力，所以这种可能性的不确定因素较大。第二种可能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上更加活跃努力提高自身的存在感，在国际政治地位上缩小同中国的差距。
当前安倍晋三首相倡导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本身就是日本对于未来国际地位不安的潜意识表现，然而受制于日美同盟、国内和平主义的限制及周边国家的警戒，日本在安全政策上能够走多远前景也很不透明。第三种可能是中国在经济上对于日本重要性极大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变得支配性的举足轻重。中日之间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的上下关系明晰，日本接受并且习惯上下关系，那样新的平衡也可以产生。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二战后美国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可能并不容易，同样也取决于日本自身定位的调整。当下认为中日关系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中日的力量平衡还没有完全倒向中国一方，所以出现不稳定的观点在中国不在少数。这符合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有一定说服力，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果就是消极等待力量平衡的彻底逆转，而无视积极努力的可能性和意义。第四种可能是在政治经济上中国的优势持续上升，中国调整自身的定位和对日本的定位，日本也调整自身的定位和对中国的定位。
日本放弃在中日经济上的上下关系定位和原有的对中国的“优越感”，将中国定位为很重要的伙伴但不会过度依赖中国，双方形成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较为平等的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对于日本在将来地区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安更加敏感，在政治和安全上向日本继续传递进一步崛起的中国，在政治安全上仍然有日本体现国际存在感的空间，也就是说减少日本在国际政治中不断增强的“劣等感”。这种方式是最为理想，最现实也是成本最低的调整，但是这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有远见的人去推动，而不是一味等待时机的到来。
中美已经在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核心就是平等和相互尊重。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双边关系重要性，同中美相比相对逊色，但中日关系的再建构刻不容缓。中日应当致力于建立新型的睦邻大国关系，形成相敬互让的新关系，这就需要双方努力调整原有的相互定位的旧框架，努力探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新框架和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