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贸易政策的历史，平凡的2013年将会因为多边贸易谈判翻开了新篇章而被牢记。经历了长期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贸易自由化之后，目前超大区域贸易协定开始展示雄风。虽然加入区域贸易谈判的经济体量足够庞大，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60%；但就其贸易体系设计而言，却是以全球多边规则为基础的。目前，正在谈判的超级自贸区，两个在亚太地区，分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或东盟+6）和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另一个是在大西洋，由美国和28个欧盟国家组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图1中给出了三大超大自贸区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
对于非成员国的中国和印度，超级区域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间接破坏作为多边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WTO的威信。
首先，考虑间接影响的情况。很显然，从WTO的角度来看，它担心其会越来越成为贸易自由化无关紧要的平台；因为在多哈回合正式形成协议之前，超区贸协定应该就很可能已经成功地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自由化和协调监管的目标。当然，这仍然有待确定，因为除非参与区贸协议的成员大幅缩减，否则制定出达到其宏伟目标的时间表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区贸协定的缔结会不利于新兴经济体，不仅是因为其排除在条约的形成阶段，更多地是因为在世贸组织主导的多边决策和裁决过程中被赋予的平等发言权以及表达经济增长担忧的权利将受到削弱。超区贸协定的区域主义对中国和印度是一个次优的策略，特别是对他们发展的现阶段而言。
对快速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两个直接影响：
·四方（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无关紧要的今天，可以一次性敲定多边贸易协定。
·没有任何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对由四核心成员形成区域贸易协定产生较大的反应。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削弱了旧的四国为了满足国内产业相关者的期望和利益而进行全球贸易协议谈判的能力。因此，他们在乌拉圭回合期间非常积极地参与并行使政治压力，而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则出现了工业化国家商业游说团体的缺席。
此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几天内，产生了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许多反对者让步。但是，正如一个杰出的贸易专家所概括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凡有缔约，必会加入’的时期早已过去”。因此，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集中追求符合国内利益的区域和双边协定谈判。尽管如此，目前WTO规则在最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期间运行良好，贸易保护主义几无增加，除去在崛起的新兴市场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中国。这一经验强调，尽管世贸组织不能保证市场准入谈判的成功，但其争端解决能力和作为全球仲裁人/规则执行者的作用，目前还未受到质疑。
然而，随着区域贸易协定（RTA）宣称要建立更加坚实而深远的争端解决机制，有一种担心认为这可能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重叠并冲突。这有可能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对RTA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通常强调的问题是，越来越密集和复杂的国际规范相继出现，这就需要相应成熟的机制，以保证其顺利运行并被准确传达，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关键原因。但是，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开始挑战国际判例的一致性。随着WTO的管辖范围扩大，区域法院和法庭的增多，重叠的可能性似乎随之增加。到目前为止，区贸协定已经建立的政府间执法机制相对薄弱，但是这有望在超级区域贸易协定中得到改变。超级区域贸易协定是由以规则导向的强大经济体所引领，如美国和欧盟，他们有意愿和能力来建立更强大的机构，并实施监督和执行机制。
此外，世贸组织和区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之间有可能存在的管辖权的重叠，这不仅源于其既是RTA的义务又是世贸组织的义务所导致的“双重违约”，也源于RTA故意创造违反WTO的规则。虽然他们保留了“区域”的绰号，但事实上，超区域贸易协定现在涉及到遍布全球的各国，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多边性质，超级RTA争端解决机制会继续削弱世贸组织多边贸易的核心作用，加剧地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之间的分歧。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主权政府将很难控制跨国公司对于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RTA争端解决机制将进一步加快侵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就其对中国和印度的直接影响而言，超区贸协定的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其对区域生产网络的潜在影响。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和TPP，通过减少成员国开展业务所产生的管理和监管成本，来支持新兴的国际生产网络。由此，超区贸协定可能优先考虑某些服务行业，如交通运输，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物流和金融服务，充分利用国际生产和销售网络所形成的优势；但是，这可能很难在新兴市场上得到复制。虽然尚不清楚动态影响路径，但它很可能对目前对处于亚太地区生产网络和供应链核心的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关于超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未来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把中国排除出区域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由此带来的净影响可能不如纯经济方面的影响大。这源于：
·由于其大部分大型贸易伙伴的已经很低的最惠国关税，超区域贸易协定在纯关税方面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转移效应将比较小。
·另一方面， 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中国在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经济问题上进行再平衡，中国已经开始主动减少出口产品中低附加值的终端产品，而这些产品从关税优惠中得益最多，这进一步缓解了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的影响。
·统一整合RTA内部行政规则和监管标准以平滑供给链，可以获得相当于税收的10-20%的收益。因此，在TPP和TTIP中、在超大规模RTA谈判的关税互惠、一致性非关税管理和规则制定过程中，让成员国同意深入整合都是个相当艰巨的挑战，这意味着对中国来说最少相当于税收10%的损失。
即使假设超大区域贸易协定能引发新兴市场国家深刻的自由化，在不久的将来能实现管理制度的一致性，重组的全球供应链仍然构成对亚洲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威胁，尤其是对中国。这些经济体可能会发生以下三种反应：
·采纳并升级到这些新的规章和行业标准。
·选择性地反驳某些规则和生产标准。
·更高的可能性是，中期内，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在关键领域，如产品标准和知识产权上采取特殊的双重监管制度。
注：
本文原题名为“Rulemaking in Super-RTA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India”。本文作者为Bruegel的玛丽居里学者。本文于2014年3月刊于Bruegel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