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您强调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目标”。然而在现实中，金融一方面帮助人们取得了诸多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则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这使人们不禁产生疑问，金融在社会良性发展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罗伯特·席勒：金融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导致危机的出现，我认为这并不表示金融创新本身不好。现代金融源自于强大的数量化和心理学理论，通过向个体众多的人群分散风险的方式弱化其对单一个体的冲击力。不幸的是，人们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金融业长期以来都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职责，也就是对我们的基础资产、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住房以及我们发挥职业创造力的能力的保护。因此，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探讨如何改造它，使之更加民主化，防止其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上的随机性。
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如果其运行脱轨，金融的力量将颠覆任何试图实现目标的努力，正如我们在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它能正常运转，金融就能帮助我们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越深入，就越能明白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同时，金融危机也提醒我们，需要恢复“金融是全社会财富的托管人”的理念。为了保证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金融创新。此外，还应当通过技术安排为公众的利益重塑金融业，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打破金融的精英权力结构，使金融民主化，并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
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平等，人人相互尊重和欣赏，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
文汇报：从世界范围看，金融体系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也使得财富更为集中在某些人群和阶层。而您一直在强调“一个社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如何理解金融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作用？
罗伯特·席勒：目前来看，金融体系创造了很多不平等，创造了财富集中的人群和阶层，但我并不认为这是金融社会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已经通过新的技术，包括金融技术得到了极大提升，而且在未来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如果我们能把金融社会设计好的话，可以避免这一点。
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能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能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例如保险就是一种可以降低不平等的方式,所以我认为金融民主化有可能会降低不平等程度，我这里说的“民主”并非指选举，而是指人们可以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活动。
金融的民主化应该能够预防社会上出现财富和权力随机分配的现象，而且实现形式就是一整套完善的金融合约。政府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包括通过累进式税制引导财富再分配等。但是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只是扮演助手的角色，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生活的保障和动力并非来源于政府，而是来自于为自己设置的个性化金融方案。
文汇报：您提出新的金融秩序应当“把华尔街客户所享受的利益带给沃尔玛超市的顾客们”。怎样使金融大众化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罗伯特·席勒：我所倡导的金融民主化包括加深人们对金融运作知识的了解，提供给公众更为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只会来源于金融顾问、法律代表或者教育工作者。但是，目前人们经常遇到的是推销金融产品的人，而这些销售人员则没有动力把本应告诉民众的知识全盘托出。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明的金融体系，让大众能够全面获取相关金融信息，从而保证民众是当代金融体系的参与者，而非各种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
我们需要将原本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各类业务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将金融覆盖的领域从资金资本延展到人力资本，使金融能够协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风险。同时，我们应该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要求，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研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
文汇报：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您着重研究金融参与主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这些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行为约束和相互制约，并由此揭示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和市场的结果。这一研究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启示？
罗伯特·席勒：金融民主化的进程与金融人性化的进程是同步的。而随着我们对人类心理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在设计金融体系、模型和预测时都要把这些新获得的知识考虑在内。最近几十年，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等学科发展起来，赋予我们了解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方法，也为金融人性化目标奠定了基础。
金融制度及其相关立法就如同战争的规则一样，使人类进攻性行为造成的不必要伤害降低，并鼓励人们表现出更多类似于慈善的人性本能。我们应该把很多对未来的畅想都寄托于代表金融体系的各类制度的发展上，允许人们通过复杂且有激励作用的交易推进自己目标的体系、允许人类的攻击性和对权力的渴求有施展空间的体系，它必须是一个能够将无可避免的人类冲突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角斗场”里的体系，而其创造的“角斗场”从实质上讲必须是和平且有建设性的。
在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更需要记得经济体系的孱弱
文汇报：由次贷危机触发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中可以看到，真实的风险常常被掩盖。这些风险为什么没能在产生骨牌效应前被清晰揭示出来？有哪些办法能有效地揭示并预防风险？
罗伯特·席勒：如果问2008年金融危机让我们学到什么，那就是预防下一场危机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难得多。
实际上经济风险比我们任何人想象得都更大，因此不能把繁荣当作理所应当的现实。在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更需要记得经济体系的孱弱。我们应该为在较大范围内推出风险管理方案做好准备，为追逐可能造成巨大灾害的风险做好准备。
我认为创设宏观市场，也就是建设交易远期收入所有权或像我们的住房这样的不动产的市场，能使人们更容易辨识风险。经过适当设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帮助个人更好地调取详细的风险信息数据，也就能够起到揭示风险的作用。总有一天，会出现体量更大的行业，能不断提醒人们潜在的重大经济风险，当然，他们也能够提供管理这种风险的金融工具。
文汇报：您在《新金融秩序》中接续了《非理性繁荣》中未尽的话题，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请问这一架构如何在保护人们免受系统性风险冲击方面发挥作用？
罗伯特·席勒：所谓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维持着千百亿世界民众基本生活的经济成就。
我在书中建议了一些我们能够实际执行的措施。以国家合作为例，让我们设想世界上存在国际性市场，专门交易大型宏观经济综合指数，如美国、日本、巴拉圭和新加坡的国家总产值，或交易世界主要城市的家庭住房价格指数，又或是交易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农场，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们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在诸多此类市场中建立头寸。国际性人力资本市场也会出现，需求的从业者从医生到科学家、从演职人员到普通劳动者。
这些市场的出现将改变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商业活动的定价将以这些市场的价格为基础；国家之间签订协议时也会考虑和这些市场所管理的风险相呼应，并且还会因此不断修改本国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新的数字技术能同时管理所有这些风险，使我们能用里约热内卢的利好对冲芝加哥的利空，用南非红酒生产商的收入增长抵充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下滑。有了这些措施，我们面临风险时就得到了保护、实现了风险对冲和分散，使得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减轻风险负担后，一个全新的大众化金融体系将鼓励所有人比以前更具冒险精神，在从事各类活动时也更有动力。
文汇报：您提出建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以提高国际间的风险分摊，但是目前国际间的风险分摊还处在极低的程度，怎样实现这一设想？
罗伯特·席勒：当今世界各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实现大规模风险共担（即将风险分散到对于任何个人都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可以降低贫困程度，弥合收入差距。
新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是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并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处理的数据库系统。在这个数据库系统的帮助下，全球市场中的所有交易风险以及各种获利机会都将及时得到反映，并从此创造出新型金融工具，人们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些新型工具来分散和化解实体经济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分摊只有在风险敞口差异极大的人之间进行才有效，而且需要宏观证券和国际风险分摊协议推动实现。同时，要在承担不同风险的国家间签订风险管理协议，并通过有前提条件的、合理的转移支付条款保证这种协议的执行最终形成比较合理的结局。
文汇报：回顾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创新的过程会受到哪些问题的干扰？
罗伯特·席勒：在金融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几个重要问题重复浮现，让我们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受到挫折。首要问题就是过度投机行为，这造成金融市场过度波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创新有时会刺激不道德的从业者采取暗箱交易、欺瞒客户甚至诈骗等行为。在遏制道德危害方面，金融并不是万能的。但不能将金融危机简单地归咎于从业者的贪婪或诡诈，真正的诱因埋藏在现有金融制度的本源性缺陷中，这些缺陷包括无法管控房地产投资风险或无法合理利用杠杆，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没能得到重视。
技术的不断进步总是能大量减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解决这些问题之道在于强化金融制度，使金融技术不断革新、不断大众化。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金融创新时常以缓慢且保守的步调渗透人们的生活”。在您看来，如何使那些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金融创新迅速地传播开来？
罗伯特·席勒：我认为金融创新得以迅速传播，需要三个因素：一是有信息技术革命的助力；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不同的经济结构；三是这些国家在同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中竞争。
我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将看到金融产品的覆盖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新的产品可能包括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萧条的保护性产品，比如新型保险合约的进一步推广，它将有可能使普通人能够在生活中更加具有冒险精神，而不用担心经济危机对自己造成巨大的危害。总之，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中国金融业发展密不可分
文汇报：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转型中的国家，如何利用金融理论和技术来推动适合现阶段的金融创新，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激发更大的经济活力？
罗伯特·席勒：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觉得这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密切。中国已经不是早期的新兴国家了，已经进入新兴国家发展的中后期，而且成就还不错。中国正在经历的改革有可能带来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如果经济发展步入新的轨道将引导中国经济走向新的成功并激励其他地区。
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好的结果会自动发生，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不比其他国家小，尤其是需要采取步骤调节那些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不公正、改善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提供的财政保障，以及避免中国的年轻人因过于担心未来生活而不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此外，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的关注资金的需求，并且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中。同时，强化监管体制，增强危机与风险处置能力是中国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文汇报：您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如何借助金融的手段规避系统性风险？
罗伯特·席勒：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存在较大潜力，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下行压力，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中国经济会出现衰退。但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突然出现一些经济下滑也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市场本身所特有的现象。
A股当前市值占中国去年GDP的约41%，处于被低估的位置。中国的民营资本是推动股市发展的巨大动力，要立体地考虑如何挖掘其内生动力。此外，目前中国房价居高不下，有一定危险性。
从长期来讲，中国肯定是会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的，包括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短期应该怎么去做，我认为还是要步步为营。中国可以借助金融目标构建这一手段来实现许多国家层面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一方面需要中央统一规划，另一方面需要将具体决策的权力释放给相关主体，而参与其中的人都需要得到适当的金融制度的激励。
文汇报：您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着重讨论了金融从业者的各种角色与分工，从这一维度来看目前的中国金融业，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变和推进？
罗伯特·席勒：金融是一门研究如何激励更多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学问。这个过程需要由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来推动，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若想要整个体系运转良好，必须先培养出许多与之相关的从业者。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需要努力追赶和弥补的领域同样很多、很广。中国人平均每8000人享有1位律师的服务，相比之下，每300个美国人就能享有1位律师的服务，而律师在金融主导的经济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直接起草金融合约的人，也是监督合约能够得以执行的人，并且是有能力保护民众不受金融权力滥用伤害的人。
因此，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需要培养出一群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己任的金融从业者，这无疑能够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文汇报：今天的金融创新已经离不开信息技术，在您看来，哪些技术会成为未来革新的力量？这些技术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创新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罗伯特·席勒：我们在逐步迈入一个全新的经济年代，需要认真思考新生的科技手段所带来的影响。新信息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将风险管理的手段系统化，另一方面能为我们分散风险打造内容丰富的数据库。
我认为监管机构一开始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新的金融技术进行尝试，因为它很重要。比如现代交易所在全球都已经电子化了，主要得益于几十年前对电子通讯网络的尝试，虽然当时人们对这个技术还不熟悉，但还是用了。
我认为中国应该站在金融创新的前沿，鼓励对不同金融形式的尝试。我在我的书里也写了，金融创新不仅反映了时代的智慧，也反映了一些保守主义，未来它们可能变得很不一样。我认为成为金融的创新中心，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
我们必须以活跃、创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引导我们在新的环境中发展。当前，新型信息传播系统、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市场、网上个人金融方案制定系统和其他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发明正呈现爆发式增长，未来几年内我们的经济体系势必出现根本性变化，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被彻底改变。
罗伯特·席勒：
无论是面对数千人的演讲，还是被媒体记者包围、追问时，罗伯特·席勒（Robert J.Shiller）总会在开启新的主题时给自己留下认真思索的片刻，在那短暂的一瞬，他神情专注，目光如炬，令人肃然起敬。
日前在由新华都商学院、北大商业评论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罗伯特·席勒针对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格局，从金融创新的角度阐释了对风险管理、金融民主化的研究心得，他认为：“金融体系目前来看创造了很多不平等，但这并不是金融社会不可避免的后果，相反，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因为金融本身能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
今年68岁的罗伯特·席勒出生于底特律，1967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并于197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耶鲁执教30多年。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提到，“如果价格未来数日或数周的走向几乎不可能进行预测，那么未来数年的走势不是更难以预测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罗伯特·席勒的重要发现。”
席勒还曾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东部经济学会主席。而他首创的标普/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房价指标之一，被市场广泛引用。
席勒的代表著作《动物精神》、《非理性繁荣》、《新金融秩序》、《金融与好的社会》等不仅受到学界瞩目，而且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席勒对中国经济抱有浓厚兴趣，曾多次来中国访问。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可以借助金融目标构建这一手段实现许多国家层面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