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对上海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上海随即提出要按照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努力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占领主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研究和借鉴世界上主要科技创新大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基础科学的研究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因为从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看，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还在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和突破。在这个方面，美国和日本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尤为值得注意。
人类的科技创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发现，一是制造技术改革的创新。通过技术研发，发明新的产品、改进生产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都属于是技术创新；通过基础研究，发现自然界新的规律、形成对自然界新的认识，则属于科学发现。在这两类创新中，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和由此带来的新的产业的形成，是更为重要的创新。只有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因为基础科学的创新是有所发明，有所发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产品，形成原来没有的产业，从而使自己处于国防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
世界科技创新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
从世界科技创新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以下经验值得注意。
（一）注重基础研究的布局和投入，从而占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提出的纲领性文件、乔万瓦尼·布什给美国总统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即提出如下观点：基础研究将导致出新的知识。它提供科学上的原始资本。它创造了运用于实际的知识的源泉。今天的基础研究已成为技术进步的带路人，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一个在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靠别国的国家，其工业发展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将是虚构的。此后，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加深，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保持着稳定增加的趋势，并且为此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研究资助的政府机构和类型也不断增加。美国人的这个认识也深刻地影响了其产业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日本商品依仗其在别人的原创发明之上不断改建和物美价廉的巨大优势大量替代了美国本土商品，成为美国人心中的选择目标，对美国市场形成了强烈冲击。日本凭借对产品细节的不断改进，制造技术的不断创新，从而超越美国。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学界很大的震动，他们认真检讨了当时美国的处境，出台了国情研究报告《美国制造》。报告中在分析美国产品与日本产品比较缺乏竞争力时指出：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原因是美国重大关键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必须不断发展高技术和技术创新来提高美国产业的国家竞争力，通过发展新兴行业来增加就业机会。用对方的产品打垮对方是困难的，走出困境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利用自己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发明新产品，形成新产业，重占鳌头。《美国制造》在当时的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家很快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强政府科研机构与民间企业合作研究的法令，在其后的30年间不断创造出新的技术和产业，新兴的电子工业、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美国制造向着更高的技术和更新的产品迈进。美国的政策虽然投入很大，周期较长，但它促成美国能够长期领跑世界科技创新,并在新经济时代一枝独秀。而日本由于在基础科学上明显落后于美国，缺乏根本性的创新，形成不了自己特有的产品和产业，因此在技术上、政治上、军事上最终落后于美国，依附于美国。
（二）在基础研究的布局中，注重大学的特殊作用
基础研究不是企业的任务，企业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职责。基础研究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责之一。我们知道，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其中科学研究主要就指基础研究（服务社会的原意是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从而对社会相关产业形成支持，也和基础研究有关）。美国高等学校非常重视基础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与美国有所不同。我们以现有的资料为例。
美国把科研分成研究（research）和研发（development）两个大块，在具体统计时，则分成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应用性研究（applied research）和试验发展（development）。2008年美国研发经费总支出为3976.29亿美元，其中企业为2891.05亿美元，高校为511.63亿美元，此外还有政府和其他非盈利性机构的科研支出。在工业企业的2891.05亿美元科研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为119.07亿美元，占4.12%；用于应用性研究的为614.37亿美元，占21.35%；用于发展研究的为2157.61亿，占74.63%。而在高等学校的511.63亿美元的科研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为388.22亿美元，占75.88%；用于应用性研究的为105.56亿美元，占20.63%；用于发展研究的为17.85亿美元，占3.49%。也就是说，在企业的科研支出中，3/4左右用于试验发展，而在高等学校的科研支出中，3/4以上用于基础性研究。
我国对基础研究规划与积累不够
我国的科研分类与美国基本相同，也分研究和研发两大块。2009年我国的科研经费内部支出为5791.9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了企业的研发、高等学校的研发和其他机构的研发支出。企业的研发支出共4248.6亿元，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4.42亿元，只占0.1%，用于应用研究的84.82亿元，占2%；其余93%的经费都用在试验发展上。高等学校的科研支出为468.2亿元，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145.5亿元，占31%；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53.4%和15.5%。大学用在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比企业高了不少。但跟美国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经费构成比例的差异反映了双方见识上的差异。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领袖人物的耶鲁大学原校长理查德·雷文曾经说过：“作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我们大学在这一经济竞争的发展模式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定义上讲，基础研究没有明确而实用的商业目的，而是完全以对知识的认识和探求作为动力的。但基础研究最终是一切由商业导向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的源泉。我说的最终是因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的商业内涵通常要经过数十年才能显示出来。某一项发现的潜在商机常常是不可预测的，并常常扩展到许多经济上不相关的行业和应用领域。”关于为什么是大学而不是工业界或者其他的什么机构成为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雷文也有一段非常精到的论述：“由于新的基础知识很难转换为使用利益回馈，所以，私营企业不愿意投资于基础研究。”中国大学科研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不高，和大学追求短期效应是有一脉相承的因果关系的。
从我国现有的情况看，目前无论国家还是上海的科技发展的长期规划，在基础研究的规划方面都显得比较弱，都过于注重技术的发展创新，而对基础研究的规划和积累重视仍显不足。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研究中心，应该充分重视基础研究，包括跨学科研究和新兴学科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长期的发展中，厚积薄发形成真正的创新和突破，建立先进的新兴产业，逐渐登上世界科技发展的高峰，占据有利地位，建成科学发展的中心。
形成科技创新的长效机制
上海要成为真正的科技创新中心，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科技研发创新的范围，政府必须克服短期见效的思想，要有长远的目标和耐心，重视基础研究的布局和投入。
要充分重视和充分利用上海高等院校集中，高级人才汇聚的优势，对本地区不同高校的研究重点要有所规划和布局，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并且改变本地高校科技研究和科研考核的评价机制，利用高校的地位和影响，吸引一批高端科研研究人才，引导科研人员投入到基础研究中，使上海真正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