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反华游行转变为反华暴动，暴徒们大规模攻击中国在越南的工厂，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这可能是中越关系20多年前恢复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中国政府对此已经向越南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派出包机和包船大规模撤侨，中国还发出了旅行警告，暂勿前往越南。
当我们为越南暴徒们的行径感到愤慨和震惊时，也需要冷静地考虑更大背景下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对抗性民族主义却越来越强？
冷战结束以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话题就不断升温，各种统计数据也提醒人们这个地区的经济依存率是多么的高，根据一些数据区内贸易比重已经超过了欧盟内部的贸易依存度。从制度建设层面来说，在亚细安主导下各种地区框架在过去20多年里也有了长足发展，亚细安加3、亚细安加1、东亚峰会、亚欧会议、中国与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等等不胜枚举。
本地区国家也一直致力于加强同区内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把双边贸易额的提升为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本地区国家很多都是发展中国家，加上历史上关系复杂，又有领土等敏感争端，某种意义上来说强调经济一体化本身也是必然的选择。
然而回避分歧和过度偏重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本地区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体化高度赤字，地区国家民众之间相互了解程度仍然很低，大多数国家民众的相互认知仍然停留在历史记忆当中。去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了越南，也达成了很多的经济合作，为什么还不到一年竟然会出现如此大的关系恶化？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悖论，一方面是双方精英层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计划的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双方民众之间社会一体化滞后之间的巨大落差。这样就造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紧密，而社会关系基础相当脆弱的局面，每当那些敏感问题和分歧浮出水面，脆弱的社会基础就像决堤一般看不到可以阻止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韧性，相反起着更加糟糕的反作用。
经济一体化的假象
诚然各种数据表明，本地区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增长幅度惊人，以中越为例，2013年中越之间贸易额为500亿美元（627亿新元），历史上最高，同时中国对于越南投资为前一年的七倍。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这些数据掩盖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换句话说，亚洲地区一体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深度。
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主要体现在生产网络上的一体化，而不在于终端市场，服务领域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做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多体现在共同生产的工作关系，而没有真正的长期客户厂商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以中国和越南为例，很多的跨国企业、中国公司把中国生产的零部件运往越南进行组装后向欧美日市场出口。
在这个过程中，中越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是一个中转功能，500亿美元的两国贸易额中很大部分是中间产品，对于两国民众来说，很可能感受不到上述双边贸易额增长的恩惠。例如韩国三星电子每年在越南生产3亿台智能手机，相当于全部产量的一半，而主要零部件如液晶显示屏幕来自中国广东东莞市的厂家，通过陆上交通运往越南，这些贸易都被算作中越双边贸易额，然而最终消费者并不都是越南和中国，利润的主要部分也不在这两个国家。换言之，中越之间也已经形成了生产网络的一体化，但消费网络并不那么一体化，国民之间即使在经济领域上的交往程度也不高。
据《金融时报》报道，越南南部一个省份的工业园区中950家工厂有超过300家的公司受到了攻击，除了中国厂商外，韩国、台湾、香港的工厂同样受到了袭击。此次暴动后，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是国际生产链条会不会中断，而不是消费市场会不会受到冲击的问题。
地区社会一体化是建立互信的基础
越南反华游行发生后，越南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在本地区奉行“霸权主义”的结果，中国认为这是越南方面敌视中国的体现，但无论如何，发生人员死亡的暴力活动必须坚决谴责和抵制。这件事也让我们反思如何在本地区建立社会之间的互信，而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互信问题，没有社会间的互信，类似事情可能还会发生。
出现问题本身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化解的办法。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日游行，并且部分出现了暴动倾向。当时日本正是经济高度发展期，对东南亚的投资刚刚起步，投资者没有经验加上文化语言障碍，基本上没有同当地社会有什么接点。
反日事件迫使日本全面审视其东南亚政策，包括提出了“福田主义”，企业也有意识地加强社会责任的工作，包括如何同当地民众相互交流，设立奖学金，公共事业贡献等。当然中国的情况与当年日本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经济走出去”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互信是国际关系中最为稀缺的资源，也是大部分国际争端和问题的根源。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建立互信不应当只停留在国家之间的互信，建立互信的主要行为体也不应当局限于精英，如何建立社会层面的互信，向地区社会一体化的目标迈进可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可能是越南反华暴动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