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且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而中国智库组织因为起步晚，发展环境特殊，尚未出现与之相抗衡的国际化机构。本文将从智库国际化特征入手，分析中国国际化智库的发展与实践，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国际化特征分析
(一)世界智库发展概况
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智库正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新焦点。
根据《2013全球智库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较2012年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北美洲最多(1984家)，欧洲次之(1818家)，亚洲第三(1201家)。从分步国家看，美国智库数量最多，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次之;英国排名第三，有287家。结果还显示，金砖国家智库数量在不断增加。[1]
当前，全球智库已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世界智库中约有2/3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半数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现有智库中有90.5%是1951年后成立的，1980年以来智库数量翻了一番。[2]进入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每年新成立的智库数量大幅减少，智库发展进入内部整合阶段。由于智库之间的激烈竞争，最近几十年来新成立的智库很少有综合性智库，多数智库使用专业化策略定位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围绕某一专业领域，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此外，咨询公司、法律公司和电子传媒等营利性企业纷纷参与智库的竞争中，力图分得一杯羹。
(二)智库国际化特征的体现
除独立性、非营利性和具备政策影响力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化成为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其特征主要体现在：
第一，研究领域国际化、全球化。部分智库侧重危机处理与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在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等方面的分析，以及在应付危机情境、揭示多重危机背后的隐秘症结，提出面对危机从管理迈向治理的发展战略等方面，它们往往有很好的作为。
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是美国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英国的查塔姆社/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CH),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国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安全战略、国际军控与裁军、经济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政治思潮、国际关系理论。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则关注中国基层民主以及公共预算改革等社会政治改革前沿问题。
继货物贸易和资本的国际化之后，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以资本、人才、技术等的全球性流动为特征，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三次全球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各个国家都需要把握住机遇，不被历史的车轮淘汰，因而研究其形成机理，制定应对措施，就成为各国智库的重要内容。例如，2012年初，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在伦敦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导，同时还敦促西方国家能够正视这一点，并及时在产业政策、福利政策等政策层面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第二，研究视角的国际化。智库的经济研究主要分析世界、国家当前及以后的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使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由于注重具体问题，如货币、税收、财政、金融等，一般都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支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所以智库的经济研究在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方面起到的作用极具建设性。
在经济研究领域，比较著名的一流智库有布鲁金斯学会、布鲁盖尔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亚当·斯密研究所、查塔姆社、卡托研究所、米尔肯研究所等。在当今世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领域，如全球环境变化、能源发展以及医疗卫生等，智库也积极发挥了其专业与综合的能力。比较有名的环境领域的智库包括美国的世界资源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
第三，人才队伍的国际化。西方智库秉承开放的、不分种族、用人唯贤的思想。这与其以移民制度为核心的人才吸纳政策息息相关。美国名校大学生中国际学生比例普遍达到10%以上。这些人才毕业后，凭借对母国地区的了解，有不少被智库机构吸纳，成为研究移出国国际事务的专家。近年，中国的崛起引起西方智库的兴趣，为保证前瞻性、深刻性的分析，美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2014年2月聘任华裔研究员李成教授为中心主任。李成凭借对中国领导人的深入研究，成为美国顶级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领头羊。他带领的团队成员包括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等，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奥巴马政府高官们获取信息的源泉。[3]李成任职后，会加强中美两国年轻学者的交流，加强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的联系。
此外，美国智库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旋转门”机制，保证了全国对国际事务最资深的学术专家和行政官员，加入到智库人才队伍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很多卸任的官员选择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基辛格就是典型之一，他在对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和外交关系协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还有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大棋局》及《大抉择》的作者布热津斯基，就是从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卡特政府内阁的。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被克林顿任命为常务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企业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林赛出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而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官员。他们在任期已满后，多数会选择回到智库组织，继续进行研究并实施政策影响力。他们的实践经历，将会对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起到很大帮助。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名单中，有多名智库研究专家，包括由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琼斯(James Jones)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国家亚洲研究局国安部门主任布莱尔(Dennis Blair)接掌国家情报总监(DNI)，以及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莱斯(Susan Rice)出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现任布鲁金斯学会200多名研究员中，有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就有6位之多。[4]
第四，影响力国际化。智库通过组建全球或地区性智库网络，扩大自身的全球化影响。智库网络往往得到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的支持，往往会在国际组织平台上发表意见，传播思想。区域性智库网络数量更多，在推动解决区域性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东亚合作暨东亚智库网络、东南亚国际问题及战略研究网络、非洲的重建基金网络、拉丁美洲的创业基金网络、欧洲的政策过渡网络、泛欧洲政策网络、前苏东地区智库网络、和平伙伴网络等。
第五，传播方式的开放性。发达国家智库通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固定的贵宾级的名人和媒介会专门邀请外，社会各界公众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会议，额满为止。像这一类大型的公开会议，都可以在各大智库的网站上看到现场的文字记录和音频或者视频记录。这种开放性的传播方式，促进了智库国际化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这种传播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国智库被称为没有固定学生的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在2007财政年度举行的大型公开会议有200多次。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每年举办700多次会议，美国企业研究所在2005年举办了200多次会议。[5]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智库正式诞生，官方主导的智库首先出现。1949年11月，政务院设立参事室，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进行政策咨询活动，成为中国官方部门内部智库的“模版”。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智库从萌芽时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决议。全国各地一大批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长策智库、盘古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瞭望智库等。然而，与发达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目前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在目前中国崛起的世界背景下，中国急需一批影响世界话语权、传播中国思想力量的国际化智库。然而，研究领域和视角的狭窄，使得国内智库更谈不上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和传播途径的国际化。
首先，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的大环境导致中国智库公信力危机。无论是官办智库，还是学术型智库以及民营智库，其思想观点和发布的成果引起公众质疑的示例层出不穷，很多中国民众不仅不信任官方声音，对各种研究机构也经常抱着一种狐疑的态度。但不可否认，中国智库本身的确也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一些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丧失自己的观点和独立性的风险。公司和个人成立智库也倾向于促进他们的自身利益。这一趋势造成智库运作的不透明，也会导致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混淆。如果不能在国内产生政策影响力，在国际市场上也很难被承认。
第二，研究领域相对狭窄，缺乏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很少有鲜明的、突出的全球研究视野，很多的全球性战略议题都是国外智库研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国内的智库才开始研究，从而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落后于国外，并在政策上受制于人。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主导着国际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而中国智库仅专注自身发展问题，埋头做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很少参与国际性、全球性事务，更很少有机会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中表达观点，缺乏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
第三，研究方法的落伍导致国际化研究能力的落后。当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目前基本上是处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阶段，缺乏全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很多智库过去奉行“深入研究，写出优秀的报告，客户会自动找上门”的准则。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每天会有不断增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这就要求智库不断去寻找更加高效便捷的技术手段用于技术的收集、分类和分析工作，通过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工具把研究成果推送到各个不同的目标受众和潜在客户手中。那些不能将新技术应用到研究工作和项目推广中的智库，则可能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时代淘汰。
第四，国际化人才的缺乏。中国不是移民型国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库组织吸引国外研究人才的效果。中国目前的人才市场上国际人才严重匮乏。尽管中国每年提供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高级人才的缺乏使跨国公司在华遭遇人才短缺。目前，由于不同领域及行业人才待遇的差异过大，多数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工作，愿意选择民间组织的人才少之又少。民间组织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又往往无法成功吸引国际领域专业的人才。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不具有国际化影响力，尚无真正的国际化智库。但是，近年来具备国际化特征的智库开始涌现。其国际化表现主要表现为：
第一，研究开始向国际议题扩展。高校智库是最早进行国际化领域研究的智库组织。目前，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江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成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具有人脉广、对现实问题敏感、专业根基厚实等特色优势，具备国际化智库建设的条件与基础。2009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最大的“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是国际性的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专注国际议题的研究，增大中国智库的影响力。
其他较为活跃的民间智库如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已经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关注大国关系的智库产品《国家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国际人才系列专著《国际人才蓝皮书》。书中提出的人才签证、便利化外国人居留政策、防范“野鸡大学”、简化人才出入境手续方面的建议，已经被成功采纳和实施，其他建议也获得多次领导批示。依靠国际化视角的研究成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获得了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世界移民组织、国际猎头组织、加拿大大都会移民研究网络等国际智库组织的合作机会。
第二，独立性增强和资金经费的国际化。
接受外国基金会资助，是部分中国智库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经历的主要变化。从现在的运行效果看来，外资资助智库机构，对中国智库的独立性影响不大，甚至反而增强了中国智库的独立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依靠福特基金会筹建。外资支持国内智库机构，同时也将国外先进的智库管理经验引入中国，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这些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
智库的独立性是评价智库是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 麦甘教授主持《全球智库报告》的时候指出，中国本土智库依然存在自主性不足问题。其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种民间超级智库的成立，代表着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善。十八大之后对智库发展的支持，表明了政府对支持中国未来智库发展的决心。随着中国智库独立性提高，外资对中国智库的认可度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国际化程度还会增加。
第三，国际合作的增多。
中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智库机构的国际合作情况相对良好。像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常年举办国际研讨会，提升了国际知名度。海外智库机构对中国成长中的智库关注度也开始提升，不少机构已经开展与国内智库的合作。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研究。但是，由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实，目前，包括高校智库在内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外交起到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智库在外交政策决策上的影响，一般仅限于信息沟通和“纳谏者”角色，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还有待提高。
第四，体制内智库的国际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和近年来关于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讨论，促使中国官方智库开始着手缩小与西方智库的差距。体制内智库鉴于其服务官方政策的属性，他们的国际化改革多集中于管理方面。中国科学院从2007年起，就在探索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建立一种国际化的评价体制，摒弃单纯依靠SCI论文数量为评价指标的评价方法。2013年，有19个中科院所属研究所进行了评估改革试点。中科院共聘请了114名国内外专家参加现场评议，95%的专家来自中科院所属研究机构之外，其中，海外专家占64%。中国典型的官方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已经开始探索国外智库的管理体制，他们曾在2012年走访了世界上38个智库，与不同的团队和研究人员去深入交流。并树立了建设成亚洲一流智库的发展目标。
中国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国外智库的发展水平，要谈论国际化，首先要将智库发展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民间智库由于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容易获得国际认可，其在国际舞台的发展前途无量，是中国智库国际化的主力军。中国国际化智库的培育，可以通过扶持民间智库发展壮大，鼓励其走国际化发展道路的方式达到，与高校智库和官方智库形成有益补充。
(一)解决智库生存等基本问题，支持智库发挥作用
1.搭建稳定的沟通机制，疏通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智库尤其是民营智库难以与政府展开有效“对话”的主要因素有二：其一，沟通渠道的缺失。目前我国具备官方背景的智库，如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利用领导者的个人关系和与政府机构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府保持高度的合作，其建议通常可以反映至体制内部甚至高级决策层。但对于民间智库，尚无普遍的、公开的渠道递交建言成果，严重阻碍了他们研究的积极性和成果的转化;其二，决策层的“兼听”机制不健全。建议加强对政策咨询工作的重视程度，把预案研究纳入规范的行政程序。2010年，北京市人大首次尝试法规预案研究机制，在立法项目草案起草前，首先委托专业学术机构，对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以及可操作性进行研究。引入专业机构，可以节约决策资源与决策成本，提高决策效率，也可以定期组织高层主题座谈研讨会。
2.完善智库发展的法律政策，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首先，要明确民办非企政策研究机构的法人地位。在中国，民间组织指的是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中介性组织，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中国民间组织被分为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目前，我国民间智库多被要求以民营非企业的形式注册。但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对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智库对应的法人形式的相关规定。造成我国民间智库身份地位遭遇尴尬，无法确定明细的民事责任。建议仿照民间社团的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允许民间智库可以以非企业法人的身份接受由企业和国内外个人捐赠的资产用于机构未来长远发展。并且，我国民营非企业注册同时，需要寻找主管单位挂靠，由于主管单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导致多数单位不愿意担任主管单位。民间组织注册难问题已经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是发展智库发展应首要解决的问题。[6]其次，要形成允许智库做出独立决策的政策环境。智库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必须要求智库勇于探索新兴事物、敢于提出不同的声音，为国家战略提供前沿建议。保证智库发出不同的声音，需要法律和政策环境的保护。美国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以法律形式明确指出，“保证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不会受到提名机构或特殊利益团体的不合适的影响”。
3.探索稳定的支持机制，促进智库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智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等方面。中国也应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需要从法律、政策和资金对智库给予大力扶持，鼓励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机构的捐助。要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智库获得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改变官办智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
(二)支持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发展
要提高话语权，首先是要在引导国际言论上更加积极，其次是要打破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垄断，释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空间，再次是应注重对西方智库的学习研究，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反馈于引导，最后是要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加快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与“走出去”战略。需要特别之处的是，民间话语的兴起对中国在国际上夺取话语权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可以扭转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因此，代表民间智慧的中国民营智库，将在中国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未来十年内，着重培育智库的国际化力量，可以制定国际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方针。
(三)支持智库按照国际规范运作，同时形成政府-智库间的思想市场
智库的民间化发展其实也是构建市场化运作体制的过程，严格说，现代智库是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种机构组织，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只有这样，中国智库才能真正实现独立性，迈开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第一步。
第一，智库必须有独立设置课题的自由权利，必须有自己的经费来源，方能独立成长。经费的依赖性会造成咨询工作独立性和客观性的丧失。指派性课题及其评审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智库的创新能力。智库需要具备自由设置创新课题的空间和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面对市场，适应市场进行独立研究。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智库的发展方向，智库只有在充分的市场运作体制中才能真正的健康发展。
再者，要改变智库编制内的人才管理方式。智库的独立性决定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壁垒应该打开，同时，也要尽量多地取消编制内人才管理方式，提高智库人员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又要形成政府-智库间的思想产品市场，将智库独立性的产品“销售”出去，使其变为真正的政策加以实施。只有这样，智库的政策建议职能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在这方面要解放思想，敢于接纳不同的声音。
(四)协助智库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国际化研究能力
智库的研究能力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政府要支持智库的发展，就需要协助智库加强能力建设。例如共享国际信息数据来源渠道：信息采集是整个智库研究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能够得到准确而全面的信息是智库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政府机构凭借国家信誉保证具备强大的国际交流能力，因而具有广泛的国际数据获取渠道，建议与智库组织分享，如邀请智库人员参与国际研讨活动等。
(五)培育智库国际化人才，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
智库国际化人才缺乏是制约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首要因素。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的国际华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的流动的限制，构建可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目前北京已经探索设立一些固定职位给学界，促进政界与学界之间的交流。下一步可以考虑把相关探索成果制度化，例如把政府相关政策研究室部分要职提供给学界代表来担任并定期改选;或考虑副局级调研员中部分职位由学界代表担任，并规定他们不能参与更高职位的应聘。这样，不仅可以及时向政府中输入一些新鲜血液，而且可以增进智库与政府的沟通。
(六)大力发展思想市场，培育智库长远发展的土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岁老人科斯敏锐地指出，目前中国缺乏思想市场，使得偏激和错误的思想容易侵蚀市场经济的根基，导致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由于缺乏思想市场，没有多样性思想存在的保障，就没有化解偏激和错误思想的解毒剂，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因此，要形成有影响力的智库，要想真正发挥影响力，不仅仅要从智库本身发展努力，还要大力发展思想市场。智库的学者们应有勇气发表观点，而不是作为政府的传声器，也不是揣测领导的意思而发言。从社会角度来看，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观点，鼓励不同的观点。只有社会有宽松的自由思想市场，能够形成并容纳多样化的思想，只有存在多样化思想根基，才能激发创新思想，才能形成多元化的、更有影响力的智库，才能让国家的决策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2]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3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Abridged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4-01-22.
[3]董菁.美智库重点关注中国省市领导[N].京华时报，2014-03-06.
Dong Jing. US Think Tank Focuses on China’s Officials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Beijing Times, 2014-03-06.
[4]王莉丽.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J].现代国际关系，2012(1).
Wang Lili.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Think Tanks in Public Diplomacy of U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2(1).
[5]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发展历程及面临挑战[J].红旗文稿，2009(14) .
Wang Lili.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Think Tanks of US. Red Flag Manuscript, 2009(14)
[6]王辉耀.中国需要民间智库[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8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