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关于二战的看法正在起变化。20年前或10年前，在书写二战历史的重要西方作家当中，还很少有人强调中国的贡献。除了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和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但如今情况已经改变，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承认中国的作用。比弗2012年出版的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中国的作用。
这是为什么？首先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历史认知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对二战的看法也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过去，在谈论二战的时候，英国人强调的是丘吉尔、英国在法国和德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人则强调太平洋战争。如今，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主流认知比较强调三大同盟国的作用——美国、英国及大英帝国和苏联。可我提出，除了这三大同盟国之外，还有第四个重要的同盟国，那就是中国。在西方，我可能是第一个明确这样提的人。
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日益得到重视，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第一，在反西方中心论思潮影响下，非西方的历史被发现，被关注。第二，很多新史料得到公开。例如，自2006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公开了其收藏的蒋介石日记。英国的国立档案馆也公开了大量二战时期的对华外交档案等等。第三是中国的开放，有很多中国学者在和西方学者合作研究二战历史。
我的这本书有三点新意。第一个新意是反映了“新亚洲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历史观。在解释历史时，不仅强调中国，而且强调亚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视角。我在书中叙述了蒋介石1942年2月的印度之行以及他同尼赫鲁和甘地的会晤。虽然这些会晤当时并未产生重大成果，但蒋介石和两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都使用了“反帝国主义”的语言，这一理念对后来的冷战和后冷战世界格局影响深远。
我也叙述了1943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成立大会。在那次会议上，汪伪政府主席、“汉奸”汪精卫会见了缅甸、菲律宾和印度独立运动的一些领导人。摆脱英国和美国殖民统治的强烈意愿让这些领导人选择同日本结盟，以获取后者哪怕是伪善的承认和支持。“大东亚共荣圈”虽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消散于无形，但一部分东南亚国家寄托在这一同盟之上的从西方殖民统治下寻求解放和独立的愿望，在冷战时期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第二个新意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国际化”的方法论。比如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已进行了四年多的全面抗日战争，更不要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被日本侵略的事实了。过去，通常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中国战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而把那之前的中国抗战视作地区性事件。现在，西方有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比太平洋战争更早的中国抗战同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作比较，认为这两场战争都属于二战全面爆发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表现，具有国际意义。还有一个例子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联合国酝酿成立于1942~1945年，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新意是引入了“新社会史”的视角。新社会史是目前国际史学界流行的一个重要思潮和范式。它强调从阶级、性别等视角出发，重视日常社会生活的演进变迁及其同国家社会政策的互动。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抗日战争，可以发现这场战争在塑造“现代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战争动员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国民意识的产生。战时救济和社会福利政策改变了民众对政府角色的认识和期待。战争期间并存的三个政权——重庆的国民政府、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和南京的汪伪政府都出台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它们对社会福利的看法也存在很多不同。尤其是国民政府，它对英美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势很感兴趣，在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做了不少试验。在抗战期间，中国男女两性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社会史视角的引入使抗战史的研究变得丰富，对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带来重要的补充和改变。
我希望这本书让西方人不仅多多了解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和贡献，也认识到抗日战争对塑造一个现代的中国和一个现代的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记者 马俊 据作者演讲整理，经作者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