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
张颂仁 陈光兴 高士明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第一版
426页，45.00元
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与印度、西方截然不同的含义。在中国，民族主义主要伴随经济增长而兴起，主要朝向一个对立的抽象意义上的“西方”，而非朝向国内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紧张。印度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有一个明确的斗争对象，英国殖民者；印度现在的民族主义则主要针对穆斯林，穆斯林也在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
《从西天到中土》是2010年底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的演讲实录，演讲和评论者包括了阿希斯·南迪、帕沙·查特吉、杜赞奇、陈光兴、王安忆等多位著名中印学者。几年时间过去，但在许多中印学者间仍常能听到对那次活动的回忆。它无疑已在印中交流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从这本演讲录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对话内容的失焦，不论主讲的印度学者还是回应的中国学者，都没有为这样的突然“相遇”做好充分准备，对对方关心的论题感到陌生，对所涉及的背景知识感到陌生，以至于常有“鸡同鸭讲”的感觉。这也正是此次活动意义所在，强制地使双方面对面坐在了一起。
历史上的印度化与中国化
探讨中印交流的历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对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体而言，疆域和边界一直在调整。几乎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把这两个地区隔开，但是通过中亚，通过东南亚，中印的互动影响从未断绝。中印交通不仅体现在几条丝绸之路上，中亚和东南亚的大片土地本身就是中印交流的最有力证明。
东南亚历史研究中有一本名著，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赛代斯把东南亚古代历史上的许多国家，相当于今天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区，都置于一个“印度化”的框架下来探讨。南印度的泰米尔人早在公元前后就对这些地区移民，然后带去很容易获得认同的印度教，使得这些地区“印度化”。我们直到今天都很容易在这些地区看到“印度化”的痕迹。
“印度化”本身是需要反思的概念，而东南亚的“印度化”也不是一次性或一蹴而就的。以佛教为例，佛教最初只是印度东北地区的宗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要晚于印度教。但在后来的历史里，佛教与印度教的传播交织在一起，时而对抗，时而包容。在柬埔寨吴哥窟，佛教与印度教的建筑雕塑相互毁灭；而在印尼的婆罗浮屠，两者却能和谐共处，这提醒我们“印度化”本身包含的复杂性。
而这些地区除了“印度化”之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汉化”、“伊斯兰化”以及相对较晚的“西化”。中国文化在许多时期都很强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影响这些国家，并且输送大量的移民。移民时间太久，以至于华人在马来本土化而变成了“峇峇”与“娘惹”。这些历史进程都与“印度化”进程并行，并多有反复，这也是我们认识这些区域历史的总体背景。
如果把视野投向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形。诞生于东北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通过贵霜帝国的扩张，传入了中国西域的于阗、龟兹等地区，然后再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早期佛经翻译，无论译者还是所使用的文本，都与中印之间这片西域有着关键联系。
不妨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三国时代的康僧会是一代高僧，受到东吴孙权的礼遇。从名字就可看出，他本是康居人，相当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地区。据《高僧传》记载，他“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即跟随父亲从印度移居当时在中国治下的越南，然后再来汉地学佛，成就事业。早在那个时代，中印之间的陆、海交通就已畅通无阻。
这里必然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印之间的国家和地区的自我认同。这个问题早在千百年前就伴随着印度化和中国化而出现，在近代民族国家语境和“两泛”等思潮影响下变得更突出。我们在探讨中印关系、中印交通的时候，也需要关注居中小国的历史认识。
说到中印交通，我们大约第一个想到玄奘法师和《大唐西域记》。在他之前有法显，之后还有义净，同一时代还有被传为“一人灭一国”的王玄策，但是这几位的名声比起玄奘法师，似乎都要差一截。可我们试着把这几位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认识中印交通的复杂性了。
法显是东晋人，背后没有一个显赫的王朝来支持。他和同伴出敦煌，越葱岭，从陆路去往天竺，在北印度学习数年后，经过斯里兰卡从海路回国。当时还没有名噪一时的纳烂陀寺，却是无著、世亲等宗师发展大乘佛教的关键时期。玄奘法师迟至六世纪才来到印度，当时唯识论已经成熟，纳烂陀寺也已建立起来，玄奘又受到戒日王的优待，从而可以感受到两个成熟文化体之间的正常交流。但季羡林先生指出，当时佛教在印度已是日薄西山。
这实在是个意外。从长时段的印度历史来看，玄奘所经历的相对统一、平静、尊崇佛教的政治环境，这样的日子真不多。仰慕玄奘、从而比他晚数十年造访印度的义净，就没怎么看到玄奘所目睹的佛教盛世，而同一时期多次出访印度的王玄策甚至被迫卷入了印度内乱。
前几年有一位电视制片人试着重走玄奘西行之路，写了一本《万里无云》，被译成多国文字。她努力探寻佛教遗迹，可是所走过的地方，不管吐鲁番（高昌）、托克马克（碎叶），还是白沙瓦（犍陀罗），似乎都与佛教早已没有半点关系，只能看到伊斯兰传统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佛陀活动的主要地区属于今天印度的比哈尔邦，同时这也是印度经济最落后、暴力最猖獗的地区。作者突然想明白，玄奘当年不也在这些地区屡遇强人，数度涉险吗，与今天的情境几乎一样。文化交流的常态大约就是这样。
中印身份认同
阿希斯·南迪指出，印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正是在反抗英国殖民的基础上所提出。换句话说，没有英国殖民，也就没有今天统一的印度。这是一个重要洞见。中国没有经历全面的殖民统治，就没有这层创伤。印度与中国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建国。可中国只是从内战中建国，内外有别，于是中国学者对印度那种摆脱殖民的挣扎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
印度似乎天然就是“后殖民主义”的试验场。不用追溯过早，十六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在印度北部建立了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三百多年。印度教长期被压抑，突厥化的蒙古人则为这片大陆注入大量伊斯兰要素。紧接着是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葡萄牙人、荷兰人，特别英国人在1857年完全接手莫卧儿帝国留下来的烂摊子。英国人为印度带来许多东西，铁路、板球和茶叶，还把英属印度的版图拓展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缅甸。同时，也正是在英国殖民的环境下涌现出甘地和其他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
所以在印度，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找出各种充满压迫、需要反思的权力结构。宗教的、种姓的、性别的、地域的、语言的，所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自觉和不自觉的歧视和压迫。几百年和几十年的不平等历史交织在一起，引申出各种各样的斗争策略。我们很难说印度的政治、社会存在多少个问题，印度本身就是问题。
在这次“从西天到中土”的研讨会上，印中双方专家无数次地提到了甘地和泰戈尔，这也是国人最熟悉的两个印度人。他们活跃时期很接近，虽采用不同的策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都能为大多数世人所接受。同时这两人又都与中国交好，尤其泰戈尔还多次访问中国，对胡适、徐志摩那一辈的知识分子产生过一定影响。故而印中学者都愿意将这两人作为跨文化讨论的基础。
然而世人对甘地、泰戈尔的一般化理解，恐怕与印度学者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印度学者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过去几十年里，“印度的甘地”和“国际的甘地”早已被拆分，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下加以分析。在这次既是国际交流，又关注印度本身的对话中，印度学者又一次将甘地和泰戈尔试验性地抛出，实在包含了更深的用意。
甘地为一般人所知的是他“非暴力不合作”的圣人形象。可这种斗争策略必须置于英国殖民统治和印度教本身传统的环境里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甘地主义才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进而推动了印度的独立。今天即使在印度也有许多人想模仿甘地，可再也不能产生当年那样的影响了。
但在国际语境里，大家对甘地当时所处的印度环境不够了解，只是抓住他的行为特点，结合他的《自传》，将其置于道德高尚的神坛之上。这个时候，甘地就完全抹除了本来面目，变成纯粹的道德符号。
在“从西天到中土”的对话中，民族主义是双方最喜欢拿出来讨论的概念。可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与印度、西方截然不同的含义。在中国，民族主义主要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兴起，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结合在一起，主要朝向一个对立的抽象意义上的“西方”，而非朝向国内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紧张。印度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有一个明确的斗争对象，英国殖民者；印度现在的民族主义则主要针对穆斯林群体，穆斯林也在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
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实在是两套相去甚远的话语，但似乎双方在讨论中都并没有真正理解对方的用意。通过观察两国学者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用法，却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这个概念背后所承载的历史重负。
全球化时代的中印认知
中国学者都承认，自己对印度的认识要远少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识。印度学者亦然。但吊诡的是，正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将中印并称，塑造出所谓“龙象争霸”的形态，逼迫中印两国学者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不得不直面近邻。而且这次“从西天到中土”的对话，主要也在西方学术语境下用英语得以实现。
单纯从身份来看，参与这次对话的印度学者就没那么“印度”，中国学者也没那么“中国”，比如杜赞奇是在新加坡研究中国历史的印度学者，霍米巴巴虽然出生在印度，但长期在美国教书，已经几乎看不出印度特点了。而参与的中国学者，撇开很多人都有的留学背景不谈，陈光兴、陈宜中等来自台湾，罗永生来自香港，魏月萍来自马来西亚。这些华人、华裔学者用自己的身份彰显出这场对话的后殖民特色，这也是整个活动的亮点。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身份与认同，卷入这场浪潮之中。中国人真正到了美国才发现，我们刻板印象的“西方”竟然由如此多的华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和黑人所组成，原来美国的很多地方也是可以比中国更中国，比印度更印度的。
中国是个高度一统的国家，书同文、车同轨，迄今已经两千多年。印度却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统一过，全国至今仍有二十多种官方语言。中国人勉强能接受方言，但无法想象汉语还有其他的书写方式。可对于印度人而言，比如旁遮普语天然就有两种不同的书写格式，印度人与穆斯林从小就学习用不同的文字来书写同一种语言。书不同文才是印度的常态。
中印之间众多文化、理念及制度上的差异，如千百年来的历史一般，主要仍是通过两国移民在中印之外的土地上“偶然相遇”，这才慢慢传回祖国。中印都是移民大国，世界各地的产业界、学术界都聚居了大量的华人和印度人，他们在他乡异域不得不相互交往和学习，既学习了知识，也修正了身份认同。
两国之间正式交流的渠道十分有限。虽然中国已经努力在印度推广汉语教学，但是印度学生还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教师。极个别的印度大学会开设中文课，每年中国给予印度二十五个留学生名额，最优秀的印度学生才能获得机会赴中国留学。二十五个名额对于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实在杯水车薪。可我们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找几百个能熟练说汉语或粤语的印度人，绝不困难。甚至有很多华人和印度人经历了数代通婚，熟悉中印文化，已经难分彼此了。在这些群体身上，我们能最好地观察到两种文化的对话与交融。
不管怎样，中印学者都不会否认，两国相互之间的理解非常浅薄，真正有建设性的对话尚未开始。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按西方学术、文化标准而论，各自对全人类精神文化的贡献远不能与所占有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有全球视野的印中学者都应为此感到尴尬。
这次的“从西天到中土”实质是一场民间发起的思想对话活动，由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共同牵头，在美术馆里，面向非专业的听众来讨论两种文明的交流。这个对话活动本身就富有深意。几年过去，当年对话活动的效果已逐步显露，确实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入中印研究和交流的工作中去。至于记载了那次对话的这份文本，大约还谈不上是对中印思想的精彩总结，但无疑是当代中印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