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型韩中关系构想为中心
一、“热和平”的东北亚
回顾过去500年的国际政治史，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一直保持它的领导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以及美国都曾交替行使了这种领导力。随着这些霸权国的兴衰沉浮，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对衰退，而中国崛起的速度却不断加快。过去，单极“美国体系”削弱了中国制衡美国力量的意愿，而且美国巩固自身地位的努力使它变得“不可挑战”，这也排除了中国的制衡选择并迫使中国跟着美国走。［1］但随着国力的变化，中国正要求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加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2］
但是，在未来10年内，中美两国的实力很有可能继续保持现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混杂着形象与实质两种因素，所以，至少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中美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的可能性不大。［3］不过有分析称，尽管存在综合国力的差距，但两极时代还是会在今后10年内到来。［4］这种变化可能首先集中出现在中国的核心周边地区，即东北亚地区。如此看来，东亚将会出现美国的亚洲再平衡（rebalancing）与中国的反平衡（anti-balancing）之间的竞争，以及两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虽然中国和美国都对“G-2”抱以消极的评价，但是东亚很有可能形成“事实上（de facto）”的“中美共治”。［5］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美两国国家利益高度重叠的地区，半岛不仅是中国的“命运共同体”［6］，还是美国的关键地区（linchpin）。［7］
在上述中美关系的变化中，一个变量是日本。安倍首相的“强大日本（strong Japan）”以及东南亚战略内在的战略意图是将东亚地区的中美两极体系改变为中美日三国鼎立之势。日本正企图改变战后的和平秩序，成为正常国家，正加强着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另一个变量是朝鲜。虽然金正恩上台后朝鲜体制较为稳定，但朝鲜不顾国力的不对称，打算捆绑其周边国家，并且核试验等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很低，所以朝鲜仍然是东北亚和平的不稳定因素。
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为东北亚秩序提供一种稳定的规范，导致东北亚出现“规范缺失”或“规范空白”的现象。但相对而言，个别国家的安全自主性有所提高，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个别国家行为者开始对地区秩序产生影响。［8］2014年上半年，东北亚的历史争端、领土争端，以及朝鲜的挑衅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这种变化。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新的冷战，虽然在地区范围内无法排除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会向全球扩散，而是会出现“热和平（hot peace）”的东北亚。［9］
在这种东北亚新环境下，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主办国外交等新的外交政策方向。韩国政府也为了消除完全受制于韩美同盟的误解，力图采取能够实现均衡的“平衡外交（balanced diplomacy）”，这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平衡外交（balancing diplomacy）。新型韩中关系超越过去基于双边合作的“旧型”外交关系，致力于为地区做出贡献、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在全方位发展的过程中巩固信任关系。本文将对构建新型韩中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安全环境进行评价，并分析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指出韩中关系的发展方向。
二、东北亚安全环境的转型
（一）再平衡与反平衡的竞争
美国在过去经历了无数的危机、经济滞胀、国际纷争，但从美国的实力仍然大于其他国家实力之和（P（U）>ΣP（Rest））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美国仍保持着他的单极（unipole）地位。美国能够坚守着他的地位，是因为其领导层对本国抱有自信，对国际市场的掌控力强大，而作为挑战国的中国追赶美国尚有不足。［10］但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美国霸权能力逐渐衰落，中国不断崛起，曾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价值的号召力大大削弱，而且至今难以找到替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下面临的课题应是抛弃泛美主义，首先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这也是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战线撤回，回归东亚倾力牵制中国的背景。［11］而美国的外交行为则会逐渐从修正主义转向不接触（disengagement）和保持现状。
在这种背景下，重返东亚的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适应以美国为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增加在反恐人道主义灾难救援、粮食安全、环境问题等公共管理上的贡献，在阿富汗、中东、南亚、东北亚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并共进。［12］具体来说，第一，加强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同盟关系，为牵制中国，首要考虑美日关系，这也是美国同盟体系最核心的基石（cornerstone）。第二，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在牵制中国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建立新的安全关系。第三，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各种多边机制。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并主导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就具有牵制中国主导的多边主义的战略意图。［13］
与此同时，中国正为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建立稳定的安全环境。第一，除了领土问题与历史问题等核心利益，中国一方面批判美国的单边主义，但又不愿否认美国的地位，成为打破现状的国家，但中国正逐渐向规避（leash slipping）单极强制秩序或软制衡（soft balancing）的方向转变。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导致军备扩大带来的负担、贸易摩擦、台湾问题的恶化、加重对民主化的外部压迫等。第二，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三邻政策；［14］在2013年10月，中国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周边外交“亲、诚、惠、容”四字理念，彰显了周边外交战略地位。［15］这是为削弱在怀揣历史记忆的周边国家中的中国威胁论，冲破美国的反中国封锁网，并与俄罗斯、朝鲜等国家进行战略合作，主动构筑对抗轴。第三，加强多边主义。实际上，中国在1994年推出新安全观后积极利用了ARF、SCO、ASEAN+3等区域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并且有意将为解决朝鲜问题设立的六方会谈机制发展为东北亚多边安全体制。最近，中国积极参与亚信峰会（CICA）也反映了这种安全观。
这种再平衡与反平衡恰恰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力性质发生着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站在防御现实主义的立场，力图消除“中国威胁论”，在外交措辞上，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16］但是在美国经历金融危机时，中国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在对中国政治体制感到自信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国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一方面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中国还强调了指向多极化的和谐世界论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如此看来，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政治意义并不是为今后走向西方化做准备［17］，而是以“文明狮子”［18］论来寻找中国式外交的过程。
（二）东北亚悖论（paradox）
现在，东北亚存在一种悖论，即虽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深化，但政治矛盾与安全合作却并没有进展。为了克服这种现象，韩国政府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这一概念虽然还在发展阶段，但基本上会以先易后难的方向来推进，即从软性安全问题着手逐渐发展到硬性安全问题。［19］这对于解决因硬性安全问题陷于僵持状态的东北亚问题颇具意义。但是，东北亚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冷战的遗产和近代与后近代之间的冲突，所以短期内很难消除。
深化这种东北亚悖论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就像吸引所有问题的东北亚黑洞。此外，还有植根于日本的不信任。日本的对华政策目标是实现对中国的平衡。日本视中国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面对试图进入西太平洋的中国，日本一方面发展强化美日同盟的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另一方面又发展加强自身防御能力的内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20］日本还将中国视为海洋秩序修正主义者。对此，日本提出了所谓的“安保钻石（Diamond Security）”，在海洋、领空、网络空间上与“自由民主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保护”海洋安全。不仅如此，日本还将中国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日本积极强调维护自由主义秩序的“和平主义”，提出通过“自由与繁荣之弧”包围（encircling）中国。在这样一种认识下，日本首相安倍将“最后一次机会”的安倍经济学与自矜的历史观和历史修正主义相结合，但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政治空间萎缩，导致了日本政治急剧保守化。此外，日本还主动辅助正因财政赤字而身处困境的美国，强化美日同盟。
这种现状正影响着中日关系，我们可以从结构、局面、事件三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从东北亚秩序的结构来看，中国已经不是在美国管控下听之任之的规则遵循者（rule follower），在必要的时候，中国亦开始发挥规则制定者的作用。第二，从局面上来看，习近平体制与安倍内阁出台后，两国都处于确立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日本从防御能力最大化、安静外交转向“主张外交”、价值外交；而中国则采取海洋强国化、积极外交、传播中国机制的软实力外交应对日本的上述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两国新政府的“认同政治”发生了冲突。第三，从事件的层面来看，日本实行钓鱼岛国有化，拒绝与历史对话，否认过去，两国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体面外交与感情外交。
随着这种感情外交的深化，日本政治领导人倒退的历史认识更是雪上加霜。中国已对日本政府歪曲教科书内容等不够真诚的行为感到失望，至少在日本问题上中国会改变路线，以“主动作为”替代可以称之为防御现实主义的“韬光养晦”路线。［21］尤其是来自中国网民的舆论开始深刻反映到中国的决策过程当中，体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还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举行两国首脑会谈的要求。中国针对日本的行为表示“欲盖弥彰，越抹越黑”［22］，批判了日本对历史的认识；另一方面，针对日本首相安倍在达沃斯论坛称两国应举行坦诚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领导人很忙，我们还是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来做有用、有效的事情。”［23］一直以来，中国不断揭发日本关东军残忍暴行，2014年举行的全国人大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如果日方蓄意继续挑战中日关系的底线，中方必将奉陪到底”［24］。如上所述，两国现在处于强硬日本与强硬中国针锋相对的局面。
近来，造成日本毫无忌讳的外交与东亚矛盾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金融危机，对友邦国家推行“责任外包（outsourcing）”外交的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乏力，而且在历史认识上也相当贫乏。美国一味专注于通过韩日关系正常化推进韩美日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加强地区同盟体系，并以此确立牵制中国的统一战线，但却没有充分牵制日本右倾化带来的威胁。2007年，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慰安妇决议，7年后美国总统签署了包括慰安妇问题的2014年财政预算案，呼吁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在这一问题上划清了界限。但时隔7年，美国与日本协议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日本向正常国家再迈出一步的过程中，美国对日本的行为只是袖手旁观。2014年奥巴马访日时还表态，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的管辖之下。［25］如此看来，中日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仅是简单的主权或历史认识层面上的问题，未来中日关系还会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展开。
三、中国对半岛的认识与韩中关系的进化
（一）中国核心利益的变化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国家利益观也发生了变化。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可妥协和退让的，具有一旦设立便很难妥协和协商的一种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特征。
不过，中国开始重新定义自身的核心利益。美国推行东亚再平衡政策后形成的中美战略性互不信任（strategic mistrust）是其原因之一。中国曾以台湾为对象首次提出了核心利益，将其外交范畴设定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26］，此后又将核心利益重新定义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7］
不仅如此，中国还进一步明确了希望核心利益得到尊重的外交态度。特别是2009 年中美首脑会谈中强调了“ 尊重对方核心利益（respecting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 is extremely impor.tant）”。［28］2012 年，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措施后，中国宣布了在这一地区的领海基准线，显示了强硬的态度。对于其方法，中国还提到了毛泽东时期的自卫、胜利、休战原则（有理、有利、有节）。［29］2013年4月钓鱼岛争端爆发时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将钓鱼岛视为中国的核心利益，［30］虽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上，但至少可以看出中国在认识上已经发生了变化。［31］
到了习近平时期，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意志进一步被强调。如果说胡锦涛时期强调的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可妥协”，那么习近平时期则明确表示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一政治态度。［32］除此之外，中国还以不断增强国防力量和活跃军事活动来加强海洋安全。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也曾强调，“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中国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33］
当然，中国的这种新核心利益观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应对美国介入东亚，以及日本军事膨胀的防御现实主义（reactive realism）；表明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在围绕南沙群岛的东南亚地区争端及半岛地区的领海、领土、管辖权、排他性经济水域问题上不采取行动而贯彻自己的政治立场。很明显的是，中国的新核心利益观势必给中美关系，以及东北亚和半岛的安全结构带来影响。因为这里还有与意图无关的认识问题在起作用。
不过，习近平政府会将注意力集中于面前堆积如山的优先课题，即国内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人大闭幕记者会见中提出“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34］也是强调这一国政方针。可以说，这是强调中国暂时不会称霸，将着眼于“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中国的新领导体制大体上会继承胡锦涛政府的外交政策。所以，如果朝鲜没有军事冒险一类的突发行为，中国在半岛政策或朝核、朝鲜问题上很有可能会采取“维稳”与“维权”相结合的方法。
习近平政府的半岛政策将会在现有的半岛和平与稳定、半岛无核化、对话与协商的原则内运行。第一，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重新发现朝鲜在中美关系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而非仅仅是政治措辞（rhetoric）。第二，追求半岛无核化。虽然朝鲜宣布拥有核能力，但是中国不太可能正式承认。从这种意义来讲，比起美国的不扩散和反扩散政策，中国无法容忍朝鲜核能力的意志更加强烈。所以，中国不会同意朝鲜核能力导致的重新洗牌（game change）。第三，中国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协商，还需要友好的周边环境，并不能一蹴而就。
（二）韩中关系的进化
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韩国便与中国建立起了同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越南等相同水平的战略关系。［3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韩中两国建交20年的成就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超越了1992年前后建交的任何国家。
1992年韩中邦交正常化初期，由于“朝鲜因素”，韩中两国很难对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做出调整。建交声明上也没有提到有关半岛问题上中国的“建设性作用论”或具体合作方案。声明中只提及了“尊重韩民族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支持韩民族和平统一半岛”［36］这一原则性立场。1998年，两国首次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外交中，“伙伴关系”具有非同盟、非敌对、不针对第三国的意义。两国在这种精神下达成了以下几条协议，即“支持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希望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的目标早日实现。双方愿通过推动四方会谈逐步在半岛建立永久和平机制。”［37］
2003年7月，两国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当时正值卢武铉总统上任初期，新一届政府对朝政策的方向还没有确立。韩国强调朝核问题应该以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方式完全解决；中国则强调“应该消除朝鲜的安全忧虑”，这显示出当时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存在一定的认识差异。尽管如此，两国仍在总论部分达成协议，一致认为“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确保半岛无核化地位，确信朝核问题可以通过对话和平解决”。［38］在两国扩大共识的基础上召开的2005年韩中首脑会谈中，中国明确指出“赞赏韩国的‘和平与繁荣政策’”［39］。这种基于信任的关系发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
2008年，相对重视韩美同盟的李明博政府上台，不久后韩中两国按照预期建立起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体来说，两国以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取代了之前外交当局的会议，决定轮流召开韩中日外务长官会谈与韩中日首脑会谈。不仅如此，两国在各种经济合作方案与活跃人文交流方面的意见也非常一致。只是考虑到“朝鲜因素”，当时中国并没有积极支持作为对朝政策核心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在8月的第二次韩首脑会议中，韩国表示希望通过“无核—开放3000”的新版本——“共生与共赢”政策来表达改善对朝关系的意志，但中国却使用既有的“和解合作”［40］这一用词，迂回地保留了韩国的对朝政策。
朴槿惠政府上台后，韩中两国在2013年发表了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在有关半岛问题上，中方表示，“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增进信任、改善关系，最终实现朝鲜民族所期盼的和平统一”。此外，中国还表示“欢迎”朴槿惠总统提出的“韩半岛信任进程构想”，并“赞赏和原则支持”朴槿惠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立场。［41］
四、构建新型韩中关系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一）朝鲜问题与朝核问题
韩国曾实行过“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与彻底的对等相互主义政策。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都存在一些局限性。中国的半岛无核化立场非常坚定，而韩国的朝鲜无核化立场也非常坚定。尤其是习近平政府与朴槿惠政府上台后，这种认识更加明确了。问题是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方法。［42］在构建新型韩中关系的过程中，两国存在对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的认识差异。两国在半岛无核化是防止东北亚核扩散的第一步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只是，在解决方法上却存在差异。不过，即使朝核问题没有进展，也并不意味着六方会谈就是无用之物。为了将重启的六方会谈发展为不可逆转的体制和多方安全合作体制，有必要认真讨论在过去的朝核问题上学到的东西。另外，对待朝鲜问题的方式也存在差异。中国对朝鲜同时采取介入与施压的政策，但在朝鲜体制无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正试图区别对待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的性质。但是，韩国却并没有严格区分开这两个问题，采取了实用主义政策或以国际干预的形态来对待朝鲜问题。
在金正恩体制三周年到来之际，半岛形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金正恩体制原本的战略构想是继承金日成体制的思想强国、金正日体制的军事强国，在金正恩体制期间实现经济强国。但是金正日委员长遗留下军事强国这一未完成的任务，这有可能是朝鲜采取同时发展核武器与经济发展这种模糊的“并进路线”的原因。［43］具体来说，朝鲜一方面仍有可能进行诱发地区紧张形势的核试验或导弹试验；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致力于经济建设，为克服朝鲜的“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选择调转方向。
这是由于朝鲜开始摸索国际社会为半岛的稳定与和平传递的一贯的信息、习近平体制对半岛无核化的强烈意志，韩国的半岛信任进程的积极运转与变化，以及与朝鲜内部因素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应该将朝鲜近期的变化转化为更长期的、可持续的南北关系发展的契机。对此，朝鲜也将会考虑采取顺应、适应、对应等某种方式来应对。但是通过对朝鲜的了解，周边国家可能很难像从前那样如朝鲜所愿的方式来采取行动。尤其是中国的无核化意志非常强烈，如果说过去中国强调的是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问题；那么进入习近平政府时期后强调的则是，半岛无核化、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通过对话与协商的外交原则。很难仅仅将其视为简单的外交措辞或是重点的变化。有学者指出，中国应继续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无核化”和“和平与稳定”同等重要的立场，继续就无核化向朝鲜施压，同时促使美韩改变对朝敌视立场，解决朝鲜关切。［44］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曾在2014年全国人大期间明确指出“只有实现了无核化，半岛才有真正和持久的和平”。［45］这其中包含着对朝鲜的警告，即不要试探中国对半岛无核化的意志；还包括了对周边国家的要求，即周边国家应保持克制与冷静。但是，由于朝鲜与国际社会隔绝已久，仍然具有封闭国家的特征，所以距离有意义的变化还需要一段时间。周边国家也应该为朝鲜适应这种变化提供积极的支援与国际合作。另外，各方应为半岛问题的解决降低门槛，显示出各方的诚意。
（二）半岛统一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统一问题。韩中两国对半岛应以和平自主方式实现统一具有共识。不以吸收统一的方式实现统一，还需要考虑到朝鲜这个统一的另一当事者。顾及东北亚的“权力关系”，有必要在国际合作与国际祝福中实现统一。中国也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维持现状+α”的柔韧性，起到“建设性作用”。中国一直以来在原则上公开支持（stated supporting）半岛统一，其核心为自主、和平的统一，并通过对话、信赖、协商来改善南北关系。中国一方面认为，由外部势力介入的统一其实是“吸收统一”，一方面又表明自主、和平的统一才符合中国的立场。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与积极改善南北关系并持缓和立场的韩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会更加积极。［46］但是，由于中国之前并不能确信半岛的统一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维持现状（status quo）。另一方面，韩国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对半岛的现状持观望态度，［47］还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比起“中立化”，半岛的统一更应该在自由民主价值下实现。今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中国的崛起，对中国作用论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
2014年韩国政府提出了“统一时代论”，可以将此视作为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而提出的长期战略构想或准备工作。政府与民间共同组成“统一时代准备委员会”也体现出了韩国政府的政治意志，一方面是为了警惕韩国社会青少年对统一不关心的态度，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宣传将来的统一符合周边国家利益。之后，朴槿惠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表演讲中，向朝鲜提出三大倡议，即优先处理南北关系中的人道主义事务、为韩朝共同繁荣建设基础、恢复南北民众之间的认同感。［48］对此，朝鲜批判其为“吸收统一”，表示拒绝接纳。［49］今后，韩国政府很有可能就“统一时代与国际合作”这一大政方针要求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对话合作，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可能会采取更加慎重的立场。因为，虽然中国支持半岛以自主方式实现和平统一，但在统一的方式、统一的过程、统一后韩美同盟的性质、驻韩美军保留与否等半岛问题上还存在认识差异。
（三）韩美同盟问题
在处理韩美同盟问题上［50］，虽然历届韩国政府都有差异，但共同特征是历届政府都曾强调过韩美同盟，在韩美同盟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卢武铉政府曾指出垂直式的韩美同盟存在的问题，但基本上也并不否认韩美同盟。所以，可以说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之间存在战略等级上的差异。中国在过去虽然没有公开支持驻韩美军与韩美同盟，但是曾从现实角度接受过作为域外均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驻韩美军。但随着中国崛起与韩国的对美倾斜政策，中国也开始对韩美同盟提出质疑。而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韩国越被拖累越有可能要求重构在韩美同盟中的地位。在李明博政府上台初期，韩国加强与美国的价值同盟，并追求通过韩美FTA发展经济同盟的对美依赖外交，借天安舰事件将美军召唤到半岛周边海域，这些都引起了中国的积极应对。［51］2013年5月，韩美两国举行会谈，随后发表“纪念韩美同盟60周年联合宣言”，同意将韩美同盟提升为全球伙伴关系。2014年4月两国再次进行首脑会谈，奥巴马强调了韩美同盟的坚固性，这些都显示出了韩国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重要性。对此，中国要求韩国均衡对待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的可能性增加，韩国也希望在朝鲜威胁与朝鲜不确定性尚存的情况下，在韩美同盟的框架下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同时涉及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的领域，中国对韩美同盟的忧虑很可能根据具体问题而持续。
中国正要求纠正最近韩美同盟与韩中合作中的“战略等级差异”，从而实现“平衡”。也有人主张韩美同盟与韩中同盟应并存的“双重同盟”的必要性。［4］但是，考虑到韩国的国内政治形势，韩中关系很难成为韩美关系的替代品。因为，无论是韩国的中立路线，还是韩美同盟的“现代化（update）”都有可能深化半岛的安全威胁。所以，在现阶段将南北关系发展为不可逆转的体制，并巩固这一体制从而打造统一基础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会大大减小“同盟政治”带来的负担。
五、结论：新型韩中关系的方向
新型韩中关系的建立大体上取决于美国单极体系的变化带来的东北亚安全环境变化。美国外交很有可能逐渐从修正主义向面对现实维持现状的方向转移。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实力的限制，［52］中国正逐渐摆脱美国框架下的“搭便车”政策，向中立地带转移。考虑到中美关系给东北亚带来的影响，韩国的外交则会摆脱一边倒向韩美同盟政策，从战略上逐渐向中国靠近。在这一过程中，韩中两国的双边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义。
东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存在邻国综合征（neighbor syndrome）现象，由于地理上的一衣带水，各国都认为自己很了解对方，但这其实是个误解，这种误解导致了认识差异、期待差异，还有作用差异。为此，我们有必要真正地了解对方，从对方身处的格局与环境来思考问题。事实上，要想发展现在的韩中关系，关键并不在于扩大交流上，而在于真诚地探讨对方的核心利益，并加深理解。为了达成这种韩中两国间的战略性理解，韩国需要改变对中国的认识模式。［53］
第一，共进（co-evolution）。中韩两国共同发展才能走得更远。两国应跳出战术性合作与共同回避（common aversions），在探索战略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克服社会中对美国与中国的固定观念。尤其是需要克服在韩国蔓延着的没有根据的中国威胁论。
第二，三赢（Triple Win）。韩中关系应该超越双边关系，为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并且以此为基础扩大东亚一体化的讨论。
第三，多维思考。半岛地处地缘政治中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角逐的边缘地带，从地理经济学上也不难看出通过朝鲜是通向世界的战略要地。中韩两国应通过开城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开辟出一个中国、朝鲜、韩国共存的空间。
第四，两国对韩中关系的共识。相当一段时间，韩国对华政策中的中间层比较脆弱，一直停留在理念上，很难保持外交上的一贯性。应该确保看待中国时“实事求是”，减小对中国外交的振幅。
第五，扩大反思性的对话。为此需要建立和尊重中韩两国的固有关系。应灵活运用2014年韩中两国建立的“战略对话”机制，在求同存异的精神下讨论所有问题。这是超越形式上的关系提升而实现实质上合作的方法。
积极建立包括韩中双边关系在内的地区多边安全体制，致力于打造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能够良性循环的规范。同时，有必要加强在强化规范性共同体（normative community）、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上的合作。［54］为此，有必要探索一种使韩中两国都能对地区和平做出贡献的更加积极的参与战略。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存在历史遗产，所以威胁往往不是来自于“能力”和“意志”，而是来自于“认识”。换言之，威胁往往来自周边国家如何认识对象国家这种非常主观性的认识。在缩小这种认识差异的过程中，韩中两国都将超越“能力国家”的界限，展现出“魅力国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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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国在2011年11月还参加了之前犹疑不定的东亚峰会（EAS）.U.S.Joins East Asia Summit：Implicationsfor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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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266-270；在习近平第一执政期的对外政策中仍然贯彻着这个内容。睦邻、安邻、富邻，新一届政府开展周边外交活动［EB/OL］.http：//www.gov.cn/jrzg/2013-11/03/content_2520429.htm.
［15］虞少华“. 以亲诚惠容”理念推动中韩战略合作［J］.成均中国观察，2014（2）：32.
［16］Robert G.Sutter.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 and Perils［M］.U.K.：Rowman& Littlefield，2006：265-278.
［17］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Order［M］. New York：Penguin Books，2012.
［18］习近平.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4-03-28，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82956.htm.
［19］〔韩〕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小组［EB/OL］.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Northeast Asia peace Cooperation Initia.tive）［Z］.首尔：oreum，2014.
［20］Stephen G.Brooks，William C.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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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袁鹏.和谐世界和中国新外交［J］.现代国际关系，2007（4），3；贺凯.中国外交向有所作为转型［J］.世界知识，2013（14），57.
［22］王毅. 安倍的辩解是欲盖弥彰，越抹越黑［EB/OL］.新华网，2014-01-2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3/c_119104800.htm.
［23］秦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EB/OL］.新华网，2014-01-2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3/c_126052142.htm.
［24］王毅. 王毅：中方将奉陪到底［EB/OL］.新华网，2013-12-2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2/27/c_125921423.htm.
［25］Obama.U.S.Treaty Commitment to Japan is“Absolute”［EB/OL］.U.S.Department of Defense，2014-4-24，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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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9-06/3308862.shtml .
［28］环球时报，2011-01-21.
［29］环球时报，2012-09-18.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3-04-26，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1035595.shtml.
［31］中国并不是正式将南沙群岛规定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在3 月上旬斯坦伯格访华时的会谈中，中国第一次表明了这种立场。“
中国首次向美明确表态：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N］. 环球时报，2010-07-04；Asia Times（2010-10-05）.王缉思也表示，“南海是核心利益的说法，并非出自中国的官方认定（no official authorization）”.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Way［J］.Foreign Affairs，Mar/April，2011.
［32］新京报网.2013-01-30，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1/30/246590.html.
［33］新华网.2013-07-3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31/c_116762285.htm.
［3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答中外记者问［EB/OL］.人民网，2013-3-17，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npc/n/2013/0317/c359033-20816751.html
［35］Lee Heeok.China""""s Policy toward（South） Korea：Objectives of and Obstacles to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J］.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2，NO.3.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R］.中韩建交20 周年——中韩重要演讲文稿集［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2.
［37］1998年中韩联合公报［R］.中韩建交20周年——中韩重要演讲文稿集［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4.
［38］2003年中韩联合公报［R］.中韩建交20周年——中韩重要演讲文稿［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1.
［39］2005年中韩联合公报［R］.中韩建交20周年——中韩重要演讲文稿集［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9.
［40］2012年中韩联合新闻公报［R］.中韩建交20周年——中韩重要演讲文稿集［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30.
［41］〔韩〕大韩民国外交部.中国关系资料集［M］.首尔：韩国外交部，2013：87.
［42］李永春.中韩关系：由政冷经热到政热经热［A］.李向阳.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4）［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17.
［43］李熙玉.东北亚“化剑为犁”之路［J］.成均中国观察，2014（6）：8.
［44］王俊生.战争阴云笼罩的2013 年朝鲜半岛局势［A］.李向阳.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4）［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3.
［45］王毅.王毅：2014不是1914，更不是1894［EB/OL］.新华网，2014-03-0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09/c_126239836.htm.
［46］在韩中首脑会谈过程中，对韩半岛统一问题进行了非公开的深层讨论。习近平主席也曾强调“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此外，韩国为了准备统一时代的到来，正准备与周边国家合作这一新战略构想也可以反映韩国的立场［N］.
朝鲜日报，2013-02-17；对韩中首脑会谈高层参与者的采访，2014-02-16.
［47］中国国内有关韩半岛统一的利弊的分析请参考：〔韩〕李熙玉.韩半岛问题与中国的作用［J］.韩国与国际政治，2004，（2）.
［48］朝鲜日报，2014-03-28，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4/03/28/2014032803728.html.
［49］〔朝〕劳动新闻，2014-04-01.
［50］关于韩国政府对韩美同盟的认识差异请参考：〔韩〕李熙玉.中国的新型大国外交与韩中关系的重构［J］.中国学研究，2014（67）.
［51］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公开指出“韩美同盟为冷战遗产”，导致韩中两国出现外交摩擦。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记者会［EB/OL］.http：//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71488.htm；对美国在韩半岛的军演表示公开批判请参考以下内容。中国再次强烈呼吁朝韩保持冷静克制，尽快进行对话接触［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1/25/c_12817646.htm.
［52］Stephen G.Brooks，G.John Ikenberry，and C.Wohlforth，Don""""t Come Home，America：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J］.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3（Winter，2012），50-51.
［53］李熙玉.韩国新政府的出台与韩国对华政策建议［J］.成均中国观察，2013（1）：8-9.
［54］Robert G.Sutter.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Why It May Not be good fo America［M］.David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299-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