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社会变迁以及人口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转变比别的国家要快得多。这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将要带来独特的风险和独特的挑战。
■ 从供给的角度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选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主要领域改革任务完成之前，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制约着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挖掘、投资效率的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收获改革红利。
■ 基于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静态估算，我们综合考虑认为，在“十二五”后两年把GDP年度增长率预期目标定在7.5%是合适的，而从“十三五”时期开始应有所降低，平均可确定在7%的水平上。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增长速度预期目标，既不应作为下限而追求超越，也不作为上限而容忍更低水平，以防止超过时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或者达不到时造成周期性失业的情形发生。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不争事实。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发展将带来一定影响和潜在的社会风险。
面临刘易斯拐点和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两相叠加，“未富先老”的中国和中国人该怎么办？人口结构转变将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国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日前，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上海证券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32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9.7%，且每年以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3年，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35%，即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您如何理解？
蔡昉：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转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影响，也会引发潜在的社会风险。
关于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问题，至少20-30年前，我国已经处在非常低的生育水平上，其结果必然影响中国未来人口总量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2010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15-59岁的人口从2010年之后开始是负增长了。下一步，中国人口的总量应该也会很快出现负增长。按照现在的预测（可能会有不同的假设），大体上应该在2022-2030年之间，因为我们的政策会发生一些调整，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总人口在14亿上下将达到峰值。之后，人口就可能是负增长，这是我国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变化。
我国老龄化早就发生了。按照过去的老定义，我国从2000年开始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这个趋势一直会继续，从现在开始再过1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会达到20%，未富先老的特征明显。当然，也许10年以后我们就富了。但是，我们会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老”很多。
于2001年率先提出“金砖四国(BRIC)”概念的原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近来又提出了“薄荷四国”概念——(MINT)：墨西哥(M)、印度尼西亚(I)、尼日利亚(N)和土耳其(T)，奥尼尔认为30年内，这四个国家会跻身世界经济10强。
其实，他创造出这个概念原意，认为这些国家未来有潜在的人口红利会代替中国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引擎。那么，这“薄荷四国”到10年以后他们的老龄化程度也就是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只有11%，而我们比它高了将近一倍，这也是一个我们人口变化的趋势。
上海证券报：那么，这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蔡昉：中国的老龄化还不像一般其他国家的老龄化。所有其他国家老龄化，都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长期处在低水平上，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的加剧。中国是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社会变迁以及人口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转变比别的国家要快得多，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比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达到了高的老龄化程度。这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以及给我国带来独特的风险和独特的挑战。
另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下降。这两年增长速度已经下降了，今年肯定也会继续下降。但是，是否现在就能下结论，认为这个下降是必然趋势，是结构性的、长期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呢？
这需要分析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劳动力开始短缺，人力资本开始短缺情况下，资本回报率必然出现下降。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的时间资本回报率其实都在下降，过去的几年下降得尤其快。
那么，在所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再加上生产率的进步，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空间缩小，都会产生放慢增长率的效果。综合考虑，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而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生产能力的下降，未来可能达到的速度也是下降的。
总体判断，如果没有别的变化，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从2010之前的大概10%，降到“十二五”期间平均的7.6%，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测算和现实是很贴近的。到“十三五”期间就会降到6.2%。
在认识和实际测算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一个必须澄清的误区。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由供给方因素所决定的中长期增长能力，与短期的需求变化没有关系。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合理的速度区间。而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等需求因素，只决定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在合理的速度区间运行，但不能改变这个区间。换句话说，需求方因素可以干扰实际增长率，使其高于或者低于潜在增长率，产生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别，即所谓的“增长率缺口”，但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
可提升潜在劳动生产率水平
上海证券报：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会带来哪些风险？
蔡昉：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后将面临着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多国家是存在的，我们会不会也陷进去呢？这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不要把经济结构性的减速看作是需求因素决定的。一旦认为是需求因素导致的，政策就会从需求方面发力，其结果就是现在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复苏乏力。更不要认为外需不可能解决，只好依靠内需。因为内需激活，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经历一个过程才能提高。 唯一可以拉动内需的就是投资，而如果把投资看作是政策刺激经济的唯一办法，就会陷入一个当年日本经历过的一个困境。
往经济过程中注入投资，目的是刺激经济，但是实际经济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比较优势也会丧失。在实体经济没有继续扩大投资需求时，却硬往这里面注入投资，就没有实际需求。那么，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如何呢？我们知道，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实体经济需求派生出来的，实体经济没有对投资的需求，基础设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需求。硬要把投资挤进去，最后结果只能是产能过剩，即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
钱已经花出去了，但现实中又不需要它，钱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虚拟经济领域去了，包括理财产品上面去，结果是催生泡沫。
所以，在潜在增长率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出现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在其以下水平运行的危险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管理需求是必要的，而用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政策，试图把实际增长率拉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则是不可取并且十分危险的做法。
日本在1990年失去人口红利之后，其主流认识是需求不足导致增长乏力。所以多年实施带有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且把这种政策倾向体现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之中，造成泡沫经济、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生产率提高速度缓慢，导致其“失去的二十年”。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由于没有摆脱这个政策误区，拉动需求的政策箭头可以在一时得以落实，但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措施迟迟不能到位，而且体制问题积重难返，所以终究挽救不了日本经济。
因此，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固然不可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却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选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主要领域改革任务完成之前，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制约着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挖掘、投资效率的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收获改革红利。
例如，我们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至15%。
上海证券报：要实现“老有所养”，还需要各方努力。
蔡昉：我们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是现收现付的，但这种体制可以正常运转的条件就是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且比较低。
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进入迅速上升时代，未来我们的人口抚养比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现行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很难维系。想维系也有办法，第一，也就是最理想的，劳动生产率要跟人口抚养比上升的速度一样，至少是同步的上升。如果做不到这点，还可以在以下条件中选择：第一提高缴费水平，或者是税收水平；第二降低给付水平；第三延长退休年龄。如果所有都无法实施，那么，带来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的风险，就很值得我们担忧了。
上海证券报：如此看来，完全做到老有所养还很难。
蔡昉：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我国人口结构。人口学家在反映年龄结构时通常画的是一个金字塔，典型的年轻型的人口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形，底座很宽，上面越来越细。随着我们的人口结构越来越老龄化，我们还不会形成一个倒金字塔，尽管有些家庭已经形成了“421”的倒金字塔。总体看，未来人口结构会成为一个橄榄形状态。这种橄榄形状态和我们现实中收入分配的非橄榄形，产生了一种不对称。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带来未来非常大的社会风险。
如果说过去我们人口结构还很年轻的话，即使有一些贫困是发生在有劳动能力的人身上，给这部分人创造就业机会，获得收入，使得贫困能够缩减到真正的边缘人口，比如说残疾人等特殊情况。未来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果还处于贫困，还有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缺少能力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状态，使得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有所上升。这是中国未来的人口变化会带来经济影响以及带来的社会风险，都值得我们研究。
“十二五”后两年GDP合适目标预期在7.5%
上海证券报：那么，如何科学确定我国增长速度目标？
蔡昉：如何科学确定增长速度目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当下，把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的制定建立在正确理解、判断和测算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坚持并逐步规范化和科学化。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的制定中，GDP的年度增长率或年均增长率是作为一项预期目标提出的。一般来说，确定增长率目标可以有3种理念和方法。第一种是经验式的方法，即根据过去多年和近年的情况，以及预计的当年国内外经济形势走向而做出判断，是一种趋势外推法。这种方法的进一步延伸或精细化，产生了第二种方法，即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把过去的数据和可能发生的情况输入模型中进行模拟，得出对预测年份增长率的判断。这两种方法主要考虑短期需求的制约，所依据的一个共同理念是，在现实约束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即着眼于超越预测目标。第三种方法是根据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确定计划年份的增长速度，遵循的理念则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
由于潜在增长率是由一定时期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生产率提高速度所决定的，所以，按照潜在增长能力确定增长速度预期目标，就意味着它更是一个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而不需要追求超越这个目标。并且，由于潜在增长率在一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种测算可以从供给方反映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趋势。例如，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表征的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提高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都可以反映在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中。
在2012年之前，我国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更多的是依据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制定的。虽然确定的增长速度并不太高，但是，终究还是希望增长速度越快越好。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因为直到“十二五”期间开始之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仍然稳定地处于较高水平，可以也应该实现较高的实际增长速度。“奥肯定律”表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对应着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业，因此，在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的时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
上海证券报：从人口分析的角度看，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预定在多少合适？
蔡昉：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由于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在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测算表明，“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为年均7.6%，“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下降为6.2%。因此，与此相适应的实际增长速度就是合适的。2012年和2013年我国增长率预期目标都是7.5%，分别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此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
实际上，过去两年我们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把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的制定建立在正确理解、判断和测算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坚持并逐步规范化和科学化。
基于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静态估算，即“十二五”时期平均7.6%和“十三五”时期平均6.2%，以及对改革推进逐渐释放出红利的动态预期，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在“十二五”后两年把GDP年度增长率预期目标定在7.5%是合适的，而从“十三五”时期开始应有所降低，平均可确定在7%的水平上。按照正确的定义和更权威的数据，进一步精确估算潜在增长率仍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增长速度预期目标，既不应作为下限而追求超越，也不作为上限而容忍更低水平，以防止超过时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或者达不到时造成周期性失业的情形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