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过去十年间稳步建立起来的应变力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当前,全球经济及金融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应变力正再次经受考验。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得到巩固,这些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的结束是必然的。对恢复常规货币政策的预测反映出经济状况已得到改善,但也伴随着波动的加剧,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影响。亚洲拥有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和与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金融体系,因此无法与这些外部发展隔绝开来。亚洲将得益于全球复苏,其实力和应变力也将使其在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环境中找准发展方向。
驾驭转型
发达国家实施了几乎长达六年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大规模购买资产来压低长期利率,将全世界置于一个未知的境地。货币政策常态化将会是一个富有挑战的转变。有迹象表明,美联储将在2013年5月缩减量化宽松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术语),随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资本流动大逆转。四年前流进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在八个月内就有几乎1/4已经流出。一些经济体——尤其是那些财政及经常账户均出现赤字和高通胀率的经济体——出现汇率大幅贬值以及股票和债券价格下跌。
然而,尽管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亚洲依然保持了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金融中介(存款方和借款方之间的纽带)并没有被中断,而且信誉良好的家庭和企业能继续融资。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总体上未受金融波动的影响。
亚洲拥有强大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银行体系,并通过改善治理、改进风险管理措施以及提高监管和监督水平,使其经济基本面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得以增强,因此,亚洲有能力干预不稳定的大规模资本流动。增加资本市场的规模和产品组合后,资金来源也更加多元化。该地区的经济体大致上保持了有利的外部头寸——弹性汇率、较高的国际储备水平和对短期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较低。许多亚洲经济体也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因而可以灵活地实行反周期措施。
自2009年起,一些亚洲经济体也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来应对逐渐累积的、资本流入所带来的金融不平衡,进而造成该地区信贷增长强劲、家庭债务高企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宏观审慎措施包括对最长贷款期限的限制和购房贷款成数的调整,以及财政措施例如更高的转让税和对房产收益税的修订。
政策决策者意识到这样的预防性措施有助于增强国内的风险抵御能力。各经济体已在增强宏观经济基本面方面做出努力,并更加关注经常账户和财政平衡。一些经济体已放宽出口规定,诸如关于税务和货币对冲的法规,同时改进了对外汇流动性的管理,以增强其外部头寸。一些经济体还进行了税收和补贴改革,以降低政府赤字和债务,而治理状况的改善和中期财政目标增强了这些措施的可信度。
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政策方针是渐进的、有序的和有针对性的。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仍显脆弱,这些政策方针能促进受影响行业的有序调整和改正。政策决策者还可以监督这些政策的效果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虽然各国政策有助于增强国内基础,但若要在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中保持应变力,这些政策还远远不够。因此,亚洲加强了地区间合作,尤其是在跨境监督和危机综合治理方面,以提前应对地区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可能面临的风险。采取多边合作以援助遭受流动性危机的国家,比如清迈多边化倡议,以及贸易融资和结算安排将提升该地区经受更具挑战性的环境的能力。此外,亚洲已建立相关框架,以便在危机临近时进行信息共享和集体政策响应。
挖掘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亚洲已为应对眼前的全球环境挑战作好了充分准备,但同时也致力于提升长期的经济潜力。
亚洲为全球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2009年的危机之外,自2000年起,亚洲保持了7.5%的增长速度,占全球增长的 44%。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是众多跨国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估计,2012年该地区的最终需求约占全球产量的20%,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一倍以上。
某种程度上,这归功于更加平衡和多元化的增长来源。多元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体已从出口主导型转变为由内需驱动型。第二,在内需方面,增长驱动因素由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由于该地区内需增长强劲,各国对外经济也实现了多元化,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传统出口市场转为地区内市场。自2000年以来,亚洲与地区外国家的贸易增至两倍,而地区内贸易则增至三倍。目前亚洲 55% 以上的出口面向区域内国家。地区内投资活动也同样显著上升。
未来,亚洲增长潜力将由几个基本要素来支撑。具体而言,亚洲的人口优势是主要的经济资产。近十年来,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群体已然出现,其数量和财富正持续增长。目前有5亿中产阶级,预计在2030年将升至超过30亿(Kharas和Gertz,2010年)。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开发也增强了该地区的增长潜力。消费需求与投资活动的增加使亚洲内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此外,亚洲的多样性将继续支持地区经济一体化。亚洲各经济体自然资源丰富,并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得益于这种多样性,各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垂直供应链,其参与者能够生产各种产品,提供各种服务。由于该地区存在巨大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大量的机会来加深贸易与投资联系,这样就可以从地区外获得利益。
重要的是,中期内金融机构与市场的整合程度将显著增强。这将有助于通过更有效地再利用剩余储蓄来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提升亚洲资金融通效率。作为拥有世界上最高储蓄率的地区之一,亚洲有能力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满足该地区强大的融资需求。为增强金融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也将会进一步分散风险,并有助于提高区域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尽管最近资本流动出现逆转,但更成熟的区域金融系统为全球投资方及借款方提供了更多选择并且使金融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为了进一步挖掘该地区的增长潜力,能够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和包容性增长的改革十分重要。一些亚洲国家正在实施广泛的经济政策,以使其在价值链中能参与更尖端的环节并且提高生产率以及实现更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各国正加大力度,努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教育和金融包容性。这些努力有助于实现更平衡的增长并维持社会凝聚力。
同时,消费增长会使有限的资源面临需求压力。因此政策议题必须包括环境破坏、大气污染以及气候变化——比如,通过可持续融资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亚洲面临的挑战在于能够确保随着全球金融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断调整地区性集体行动,尤其是政策协调方面的制度安排。
亚洲的未来
亚洲的应变力使其经受住了全球重大金融危机及其余波。由于世界过渡到一个以适度增长、全球贸易放缓以及更多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为特征的新环境,亚洲采取防范措施,作出响应,显示出其较强的灵活性和预见性。作为充满活力的增长中心和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力量,亚洲具有强大的应变应力,并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以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恰当角色,亚洲在全球政策格局中的贡献将不只是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Kharas,Homi,and Geoffrey Gertz,2010,“The New Global Middle Class:A Crossover from West to East,”in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ed.by Cheng Li(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