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底、5月初，笔者先后两次赴欧，参加在波兰卡托维兹举办的欧洲经济大会和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16＋1合作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并分别做了主旨发言，受到了在场中东欧国家听众的广泛认可。其中笔者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一带一路”到底能够为中东欧国家带来哪些实际利益？面对这样的问题，智库学者的对外阐述能力便显得相当重要。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怎样讲更能让外国人接受并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目前中国智库学者必须要学会的基本功。
“一带一路”，智库最需要讲好的中国故事
不只是这两次会议，笔者所供职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几乎每周都有不少外国人来访，有的是外国大使、公使等高级外交官，有的是外国智库的学者，有的则是一些青年学生。与过去不同，他们都非常密切关注中国最新政策主张。作为中国外交的“主线”，“一带一路”自然是来华外国精英最关注的内容。因此，对中国智库学者而言，针对不同听众及其接受程度，应当采取不同的“一带一路”讲述方式。
以笔者在波兰、匈牙利两场研讨会为例，4月20-22日的欧洲经济大会是全球范围的、以欧洲经济与全球关系为主要议题的经济峰会，共有100多个分论坛，来自上百个国家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
笔者受邀在其中的一个分会场暨第四届欧中经济论坛上做主旨发言。这样的发言场合，一般都是大家自愿选择来听，来的人会很杂，不只有来自欧洲的学者，还有来自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商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士，此时，选择讲述的主题就应明确、宏大且有针对性。
在慎重构思后，笔者以“中国机遇3.0时代的到来”为主题，开宗明义就反驳过去35年来欧美媒体报道中国大多围绕“崩溃论”和“威胁论”两个主题是相当荒谬的。中国改革开放带给世界的机遇，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前，中国与世界是相恋关系；此后，中国与世界“结婚”了，谁也离不谁；2013年以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了第三轮机遇，让世界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这种一边形象比喻一边理论阐述的表达，赢得了在场数百名人士的多次掌声和笑声。
相比于波兰的演讲大场景，在匈牙利的研讨会则富有针对性得多。与会嘉宾约100人左右，都是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学者与企业家。此时阐述的内容就应该更加务实、更要用数据说话。
于是，笔者第一段就讲到中东欧国家都很务实，直接关心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到底能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多么务实的态度啊！不过，我很喜欢。”现场听众会心一笑，顿时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然后，笔者话锋一转，“当务实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交往逻辑时，本身就是双方关系的进步。”
然后从“五通”的角度详细说明了“一带一路”的好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华沙到布达佩斯仅有600公里，火车要坐一夜，但在中国只需要两个小时；比如五一刚开通的北京到布达佩斯直航，将每年约送4万人直飞至布达佩斯，按中国人在巴黎人均消费3000美元算，中国人旅游将为匈牙利创造年均1%的GDP；比如中欧之间有货运专列10多类，数百趟货运列车来回，但大多数专列满载来欧，空车回中国。“该卖点什么给中国人？卖什么，中国人最愿意买？卖什么最能体现中东欧国家的优势？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些设问和数据都直面问题，又很有说服力，引起了在场各界人士的共鸣，会后许多中东欧人士均围住笔者继续询问相关政策。
长期以来，中国花了大量精力做对外传播，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相比于美国的对外传播，中国外宣工作最大的不足就在于，没有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能够说服国外、并广被接受的中国叙事。
美国价值观在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等智库学者的理论诠释与对外叙述，有相当大程度的联系，有时甚至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许多美国之外的学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会顺着这些“大腕级”的智库学者的逻辑，继续顺着说、换着说，成为后者的传声筒、扩音器。
不能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被思想“洗脑”，也无需责备与嘲笑这些学者在思想传播上的被动地位。思想交流，某种意义上看，与商品贸易有相似之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处于“知识逆差”的水平，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智库学者在思想的开放、可信度与可传播性的落后。
相比于政府官员，智库学者的叙述要更放得开，更能在政策底线的基础上，更生动、更富有细节感的讲述出来。比如，奈讲“软实力”时，他就经常拿美国星条旗全球旗扬、美国好莱坞电影票房居高不下等为例，描述美国具有不用军事实力、能够让人按美国意愿办事的实力。
相比于媒体记者，智库学者的讲述更具有可信服，更能够拿出真凭实据，更能够在一些细节上说出令人接受的数据和论证。比如，福山在20年前叙述“历史的终结”时，就屡屡以他的老师亨廷顿“第三波”举例，认为1970年代以后已有100多个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发展到西方政治模式，是不可阻挡的。若不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相对衰弱，福山的这个逻辑还真的很难攻破。
相比于学术学者，智库学者的评述更贴地气，更能避免用晦涩的学术用语讲故事，更能够拿出一些易于传播的精炼观点与比喻。比如，美国智库就用过“利益攸关方”、G2来形容中美关系；用“屠龙派”、“拥抱熊猫派”来形容不同的对华政见者，看上去很贴切，很容易传播到全球。
智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当然，能够学会中国叙事，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政治决策逻辑链条中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对外表述上往往谨小慎微，有时出于对政策的不了解，或者对于官方的忌惮，智库学者甚至表现得比政府还要更保守。这是相当匪夷所思的事情，应当给予纠正。
尽管近些年来，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强调使得官方对智库学者的需求、推动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官方对智库学者的支持与帮助，还是远远赶不上外界的需求，尤其在对外传播议题上，智库学者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培养与信任。官方需要深信，许多时候，同样的观点，智库学者要远远比政府官员更有公信力，尤其是目前欧美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仍存在偏见与误读的背景下。
当然，从智库学者的角度看，也需要紧扣政策主线，吃透政策文本与政府决策的思路，再学会用生动的故事、贴切的比喻，以及深入人心的讲述来表达出来。这里面尤其要注意针对不同人群的话语表达。比如，“一带一路”在国内会常常以“过剩产能转移”、“桥头堡”等用词来形容，但在国际场合，说这些话就不太合适，而是应该强调多赢，强调中国与世界分享红利，等等。
如果智库学者能够用英文演讲，甚至用一些小语种演讲，那么效果会更佳。学者往往被视为社会公器，用最好的表达方式、最忠诚的爱国之情、最开放的国际视角，中国智库学者一定能够为国家对外传播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发挥必不可少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