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崛起、怎样崛起的现实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开始讨论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保罗·肯尼迪不愧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在几十年前就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自保罗·肯尼迪比较详细地提出“中国崛起”这个命题以后，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频频问世。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常规思考方式，严谨而又实事求是地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他认为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并预测“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然而，也有一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散布“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企图阻挠“中国崛起”。相对来说，中国学者以“韬光养晦”心态，对21世纪“中国崛起”这一重大课题显得谨慎、冷静得多。
2012年11月29日，履新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崛起”这一现实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从此，“中国梦”成为“中国崛起”最通俗、最全面的概括和阐发，她像一支精神火炬迅速照耀和温暖了全球炎黄子孙，激发和凝聚了磅礴的中国力量，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人民性、深厚的人文性、强烈的时代性，引领着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且灿烂文明从未中断过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还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一幅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这一时期强大而可亲，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只是到了19世纪才剧降到只占0.4%。在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0%。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作者麦迪森的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1500年到1820年，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达到高峰；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总和的5个百分点，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其地位比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要高。德国人贡德·弗兰克曾经说过，直到l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和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国力衰微，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地。中国的重新崛起，成为近代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开始了“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中国重新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其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5，因此“中国崛起”与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点不同，“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从人口大国到综合国力强国的转型过程，其崛起模式及崛起方式，不仅影响中国自身发展，而且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
选择崛起的道路，首先要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中国不是通过战争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旧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方式崛起，而是合作与援助崛起；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因此，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了解“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障碍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认，中国在从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时间，才真正进入“崛起起飞期”。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又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因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矛盾。
从国内来看，财富的急剧增加却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资源环境的日益脆弱；市场经济发育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发育并不配套，导致腐败严重，权力和资源交易成为惯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到来；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每前进一步受到的阻力加大，改革成本大幅度提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恶性案件频发；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不断制造事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民生改善任务繁重……
从国际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领土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千方百计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干扰中国的发展，挑战中国的底线；周边的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东海钓鱼岛、南海等地制造事端；美国借口战略东移，拉帮结伙，频频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
尽管我国面临着重新崛起的重重障碍，然而“中国崛起”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一是中国已经积蓄了“中国崛起”的能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一大贸易国，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2万亿元，这一巨大能量的释放，有能力促使“中国崛起”。二是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实践证明，这种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能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又能够高效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集中资源应对风险、化解矛盾，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保障。三是 “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焕发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这是“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柱和软实力。四是“中国崛起”的社会结构已具雏形，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构建起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能够经得起社会变化的风浪，这是“中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五是“中国崛起”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潜力逐渐形成，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形成了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消费市场巨大，这是“中国崛起”的内生力量。六是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强大的综合国力、政治力、军事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国的声音正越来越被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所接受。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珍惜和平。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人已经选择了一条“中国崛起”的正确道路，那就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还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有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贫困和知识贫困，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大国崛起需要科技、人才、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支撑，科技是“中国崛起”之基，创新是“中国崛起”之魂。但是，“中国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还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它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至关重要，他是“中国崛起”的核心要素。
纵观古今中外，但凡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中兴和崛起，必然有一个出色的领袖人物。汉代中兴得益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唐贞观之治来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高瞻远瞩；康乾盛世与康熙乾隆等英主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不是这些封建帝王创造的，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创造的。但是，一个国家在崛起进程中，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崛起时，领袖人物发挥了核心作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如果没有林肯的胆略和气魄，可能就没有今天美国的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没有罗斯福的非凡领导，恐怕就没有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
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复杂，尤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个能力和魅力出类拔萃，能够举重若轻、“镇得住”、“玩得转”的领导人物来完成“中国崛起”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领导集体中要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他还以中国在崛起准备期中实践现身说法，“毛（泽东）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正是因为邓小平这个领袖人物的作用，中国才在危难中开启改革开放，才有了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速度。“中国崛起”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一要个性鲜明，自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在关系到祖国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担当；二要有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性的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的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中国崛起”需要强大的战略决策能力，要站得高、看得远，有全局观、大局观，在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大是大非面前，信仰坚定，行动果敢，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驾驭和掌舵中国这艘“超级航母”，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路“和平崛起”；三要具有影响世界的“软实力”。领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引导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影响着“中国崛起”进程中青年人的方向，因为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其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是“中国崛起”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成为推动“中国崛起”内部变革的力量；四是领袖人物必须既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崛起”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作为领袖必须及时洞察世界风云变化，对世界的发展、国际的动向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在喧嚣的舆论风云中站得稳，才不致落入诸如“民主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圈套中。“中国崛起”是在中国的昨天、今天的基础上崛起，因此，领袖必须熟知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基础实现“中国崛起”。
领袖的魅力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元素之一。纵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实践，可以说是向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习近平作为这个领导集体中的“领袖”，具备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崛起”的“中国梦”所需要的所有潜质和特征。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国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