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以前还有时间权衡证据，但现在已经到了行动的时候。如果说我过去在金融、政府和环保职业生涯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必须在问题变得无法控制之前行动。
过去很多年，我们未能控制美国金融市场不断累积的风险。2008年信贷泡沫破灭的损害是灾难性的。上百万人受到了拖累。很多人至今还未摆脱困境。
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正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目前面对的气候泡沫对我们的环境和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警告信号已经非常明显。由于未能控制风险，这种危险变得越来越紧迫。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危机。我觉得我正在目睹我们乘坐的飞机慢动作驶向一座巨大的山脉。我能看到飞机撞上山脉的那一刻，但我们没有改变航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对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保持经济竞争力还存在争议，在我所属的共和党内也不例外，但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考虑经济影响本身没有错，但我们不能无视碌碌无为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
解决方案从根本上看是符合保守派价值观的。只需让市场发挥作用，就能找到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可以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定价，即征收碳税。目前几乎没有人为将这一强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共享的大气中付费。为排放定价可以为发展更清洁的新能源技术提供激励机制。
诚然，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竭尽全力减缓碳排放并缓释风险，我们就无法说服其他碳排放大国采取所需的紧急行动。
信贷泡沫破灭时我正好担任财政部长，所以我想我对风险、评估后果和解决问题有一定的发言权。回想2008年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日子，很容易看到金融危机与目前我们面对的气候挑战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正在积累风险（2008年的时候是债务，目前是吸收热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政府的政策有缺陷（当时是鼓励借债买房，现在是鼓励过度使用碳燃料）。我们的专家（当时是金融专家，现在是气候科学家）试图理解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并为未来的可能性设计模型。巨大的风险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是对全球经济，目前是对全球气候）。
当时，我们通过政府的行动，在最危急的时刻拯救了即将崩溃的金融体系，惊险地避免了经济灾难。但是，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问题。我们排放到大气的二氧化碳几百年都不会消散，并不断地为地球加温。
这就意味着，我们目前所做的决定，也就是延续完全依赖碳的政策，会导致长期的后果，而这种后果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只能去适应，而且代价巨大。为了保护纽约不受海平面上升和风暴袭击的影响，预计最初的花费至少是200亿美元，最终可能多得多。而纽约只是沿海城市之一。
纽约可以合理地预测那些明显的风险。但是，我担心的风险是那些最大的风险，尤其是不可预测的风险，也就是我称为小而深的洞。虽说你不太容易掉到这种洞里，但如果真的掉下去了，不仅是深不可测，而是几乎没有爬出来的可能。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几个这样的洞，也就是一旦越过便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的门槛。他们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些门槛。但他们知道我们应该竭尽所能避免这些门槛。
现在，我们观察到的变化正在接近多年来建立的科学模型，而且趋势是不利于人类的。
不到10年前，最乐观的分析预测，按照北极的海冰融化速度，21世纪末的夏天北极将完全解冻。目前海冰的融化速度非常快，夏天北极完全解冻的状态可能会在未来10年或20年到来。可以反射太阳光的海冰消失意味着更多的热量将被海洋吸收，从而加速海洋和大气的变暖，并最终使海平面上升。
更糟糕的是，五月份有两份独立的报告显示，最大的一个门槛已被跨越。南极西部的冰原已经开始融化。科学家预测这个过程需要几个世纪才会完成，最终将使海平面上升14英尺。既然这一过程现在已经开始，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无法逆转这一趋势，科学家们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从现在开始的未来10年内，还有哪些科学家们正在考虑的门槛会被突破呢？
虽然这些风险和其它许多风险的爆发时间和强度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那些声称科学还没有定论或行动成本太高的人只不过是对问题视而不见罢了。我们必须从全局考虑。
危机的本质就是不可预测性。正如我们在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那样，在一个相互联系紧密的系统中，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其它部分出现问题。看到一个部分的问题很容易。但计算多米诺效应的影响却很难。这种传染效应差点就拖垮了全球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的经历无疑对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也就是等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再行动，实际上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我们永远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来消除所有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掌握的信息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我是一个商人，不是气候学家。但多年来，我一直在与终生研究这一问题的气候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打交道。地球变暖以及燃烧化石燃料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一致共识。
有远见的商业领袖已经参与到气候变化的研究中。现在需要更多的人参与。
出于为科学补充可靠财务数据的考虑，我与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彭博及退休的对冲基金经理汤姆·斯泰尔携手，对在气候变化上无所作为在主要地区和经济行业的成本进行了经济分析。我们的“商业风险”项目旨在影响全球的商业和投资决策。这个项目的第一份报告将于本周发布。
我们需要制定国策，利用市场力量，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技术进步提供激励机制。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许多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无论意识形态的差异，都支持这一做法。我们可以讨论正确的定价和政策设计，以及如何使用征收的碳税。但是为碳定价可以改变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与此同时，所有对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都应该逐步取消。一旦将污染成本计算在内，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可以完胜高污染的燃料。
在我所属的共和党内部，有人担心为碳定价是“大政府”的干预。实际上，征收碳税可以减少政府的干预。按照目前的趋势，受到与气候相关的灾难影响的
社区和地区越来越多地需要政府的帮助，例如洪灾、与干旱相关的农业减产以及龙卷风、飓风和其它恶劣风暴等极端天气。我们大家都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不是一次，而是反复不断地付出代价。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纳税人的钱被用于重建桑迪飓风和奥克拉荷马州致命龙卷风破坏的房屋。这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但无论是财务上还是逻辑上，我们对深层次的问题采取漠视的态度却是受到了误导。
未来的风暴会更加猛烈，干旱会更加严重，山火季节会延长，海平面也会上升，对沿海城市带来威胁。用于适应气候变化和赈灾的公共支出会大大加剧财政赤字，并危及我们的长期经济安全。因此，我真的想不通那些想要小政府并抨击金融救助的人为什么会无视气候变化为经济带来的风险。
这是短视行为。在问题演变为危机之前，人们往往不愿意去碰那些烫手的山芋，尤其是在政府内部和政界。如果我们坐等气候灾难的到来，那我们就是傻瓜。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你肯定希望交给接班人的是一个更好的公司。正如我们不应当留给我们的后代巨额债务和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一样，我们也不应当留给他们气候变化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退缩。风险管理以及为后代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都是保守派的价值观。毕竟，我们的党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
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领导，这一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中美之间的合作，因为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在发展新技术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创新力能超过美国。在测试新技术并规模化应用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速度赶得上中国。
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必须携手合作。我在芝加哥大学成立的保尔森基金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智库，目标是加强中美两国的经济和环境关系。保尔森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促进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在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向清洁能源推动的经济转型，其政策成本是真实的，但与风险相比算不上什么。
随着美国和其它国家开发新的能源产品和基础设施，对碳排放征税将带来技术发展、降低清洁能源成本，并创造就业的创新。通过减少对俄罗斯和伊朗等政府的依赖，国家安全可以得到加强。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我们必须意识到风险事关每个人。我们已经看到并感受到低估金融泡沫的代价。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气候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