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去六十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已经意识到太空资产的优势所在。目前，能够独立发射无人轨道飞行器的国家屈指可数。更多国家也通过与他国合作，利用已计划发射的宇宙飞船或火箭的剩余容量，发射所谓搭载载荷。此外，亚利安太空公司、轨道科学公司及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等私人公司，已着手向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供额外的太空运输能力。
随着航天活动日益频密，现役卫星的数量相应增加，空间碎片更是剧增。结果，这个问题引起美国军方及私人航天公司等各方面的关注，他们试图通过政治和技术手段减少未来的碎片泛滥。
2010年度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白宫，2010年）为解决太空拥堵问题提出了几条政策建议。其中一条主要建议是要求美国政府机构推动卫星定位数据的共享，因为这样一来可以预测（进而避免）潜在的碰撞事件。这种类型的信息称为空间态势感知（SSA）数据。鉴于此类信息可以揭示卫星运营者的意图或弱点，一直以来，追踪这些信息的组织将其视为专有或敏感性质。
本文通过重点研究可能会妨碍各方面更自由地共享数据和程序的一些主要行为和心理障碍，旨在促进数据共享过程。具体来说，本文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信息共享主要是面临什么样的心理和动机障碍？美国空军（USAF）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推动改善航天事业各单位的信息共享？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主要借鉴了侧重于个人层面信息共享的研究文献，以考察可能会影响决策者制定某些信息共享政策的潜在心理和动机因素。相对于各种由民族国家等宏观层面研究此问题的学科（如政治学）而言，这无疑另辟了一个观察角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太空俱乐部的背景下，更多宏观层面的因素和组织动态（包括本报告范围以外的法律、安全和政治等问题）也将发挥作用，影响这些心理和动机障碍最终如何体现和影响政策决策。此外，本报告主要专注于心理和组织行为方面的实证文献。事实上，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也可以就太空俱乐部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提供更多视角，而不囿于目前的文献回顾范围。
对于太空俱乐部的决策者而言，信息共享面临几个主要的障碍。首当其冲的是对竞争与合作程度的把握。俱乐部内部难免存在竞争对手，例如美国与其他国家或私人公司相互之间在业务上的竞争。如果彼此越是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并认为信息共享不利于自身目标的实现（即存在不愿共享信息的动机），则信息共享的意愿度也就越低。
同理，正因为拥有信息被视作一种竞争优势和一项话语权，研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人（尤其是竞争对手）共享信息则需要相当大的互信。出于国防和间谍卫星的存在及其所需的各种保密和安全措施，太空俱乐部成员间很难建立起完全的互信关系。
但是，倘若成员间毫无互信可言，信息共享也就成了空谈。即便有成员共享了信息，其他成员也会对其准确性抱持怀疑态度。此外，态度和观念对促进信息共享也具有重要作用。以对信息所有权的认知为例，一项网络社区调查表明，社区成员更愿意共享公认为属于社区的信息（即公共产品）。因而，凡是将自己视作社区一员且所掌握信息有益于社区的成员，往往乐于共享；而置身度外者，则更倾向于独自坐享其成。
信息共享的另外一个潜在障碍是文化差异，尤其是在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衡量个人或集体成就及人际关系尺度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调查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会明显区别对待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1。这种区别对待会进一步影响信息共享行为，即内群体成员之间乐于共享而将外群体成员拒之门外。
建议
下面，我们为美国空军提供了四条行动建议，以消除上述潜在的障碍并协助促进太空俱乐部的信息共享。
太空俱乐部成员可能认为与潜在对手共享信息存在固有风险，尤其是涉及国防和情报卫星的时候。因此，关键的第一步是向各组织说明信息共享的好处远大于感知风险；同理，不共享信息的风险超过共享信息的风险。因此，太空俱乐部成员要了解信息共享可以为其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共享信息的风险微乎其微。这一点尤为重要，最终有助于打消当事者对于丧失竞争优势、安全及敏感信息泄漏等问题的恐惧与忧虑。
美国空军可以采取以下具体行动，向太空俱乐部成员说明信息共享的长期优势：
建议二：鼓励各组织将自身当作太空俱乐部的一员
我们在回顾过程中发现，信息共享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潜在障碍是太空俱乐部成员可能将彼此当作竞争对手。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拥有的信息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属于专有性质，而共享信息有可能导致丧失竞争优势，自然就不太可能公开分享信息。同样，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发现，在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有着明显区别的集体主义社会，个人不太可能与所谓的外群体成员共享信息。因此，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也不太愿意与太空俱乐部的其他组织和国家机构共享信息，因为他们被视为外群体成员。
鼓励不同组织将自身当作拥有共同目标的同一内群体（即太空俱乐部）的成员，可能有助于克服上述障碍。如前文所述，当个人将彼此视为同一群体的成员（而非竞争对手）时，各个成员之间就可以共享更多信息。同样，关于网络实践社区的研究发现，
当成员认为对社区负有义务并且有关信息将使整个社区受益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会共享信息（Ardichvili、Page和Wentling，2003年）。因为许多这样的网络社区是自发形成的（Ridings、Gefen和Arinze，2002年），这意味着其增长模式是有机增长而不
依靠外部组织，所以，不仅要考虑如何促进现有空间俱乐部的信息共享，还要将其构建和维持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培养群体认同对于创建社区本身至关重要。
在心理学上，有一系列研究侧重于群体认同在群际偏见中的作用3。个人越是能够将自身当作同一内群体的成员并且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产生群际偏见和相互竞争的可能性就越小（Gaertner和Dovidio，2000年；Sherif，1966年）。同样，海因兹和费弗尔
（Hinds和Pfeffer,2003）也强调鼓励个人将自身当作组织的一员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减少群际竞争，同时增加组织内的知识共享。最后，对全球社区这一概念的社会认同愈高，贡献的全球公共产品越大，而不计较彼此的贡献大小（Buchan等人，2011年）。所以，在更高层面上或在太空俱乐部的背景下也体现出群体认同的重要性。
美国空军可以采取下列方式推动建立更广泛的群体认同并进而促进信息共享：
1.宣传防止空间碎片导致碰撞事件的重要性，并说明这个问题会影响所有的太空俱乐部成员（即，构建共同目标）。
2.通过表达与太空俱乐部共享技术信息和资源库的意愿，表示美国希望成为合作伙伴之一。
3.军方高层领导鼓励所有的美国军事代表在各种会议和公共论坛上平等对待太空俱乐部成员，倡导合作而不是竞争。
4.倡导恪守现有的国际太空活动准则或协约，由此说明所有成员都隶属于一个共同体，受类似的指导方针规范。
上述行动旨在太空俱乐部建立更广泛的群体认同感，即构建共同目标。这样有助于鼓励合作和信息共享，同时抑制竞争和不信任。
建议三：将态势感知信息作为“公共产品”使整个太空俱乐部受益
信息共享的另一个潜在障碍是，太空俱乐部成员究竟将其掌握的信息和数据看作私有还是公有性质。通常认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很可能被共享（Ardichvili、Page和Wentling，2003年）。此外，以合作为主题创建并推崇广泛互惠的社区，也会宣扬将
信息作为公共产品的意识（Sun等，2010年）。这些社区的发展正是建议二的既定目的。然而，将特定的信息类型具体指定为公共性质也是大有裨益。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信息都要公开，各组织不会共享一切信息。所以，太空俱乐部成员需要就哪些信息属于可公开信息努力达成一致，在不损害各自利益的基础上互惠互利。各组织是否共享最相关的技术资料，以及共享的信息是否可靠、及时和完整，这个问题同样重要。最后，安全处理私人信息的技术和协议现已存在，太空俱乐部应该调查使用。
建议四：通过一段时间内成功的信息交易及程序和系统的透明度建立成员之间的互信
信任对各种情况下的信息共享都至关重要，包括谈判、决策、网络实践社区、以及建立组织联盟4。具体来说，参与各方需要信任彼此抱有正面的动机，并且共享的信息不会造成负面或不利影响，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共享信息的意愿。
在空间俱乐部成员之间建立互信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段时间内成功的信息交易；用于信息共享的程序和系统要透明。鉴于太空俱乐部内的许多组织和国际机构可能将彼此当作竞争对手，最初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因此，这种信任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并通过太空俱乐部成员之间持续的成功交易发展成熟。赞德（Zand, 1972年）指出，随着信息的成功交易，可以营造出一种互信的氛围，并进一步促进未来的信息共享。由此还衍生出一种信任螺旋式增强模型。除此之外，保证用于共享信息的程序和系统的透明度，可以让有关组织放心，他们提供共享的信息是安全的，不会被用来对付他们。此外，提高人们对自身知识共享能力的信心（例如，通过提供指导方针和培训），已被证实是共享信息的一种动力（Lin、Hung 和Chen，2009年）。
美国空军可以采取下列具体行动，在太空俱乐部成员之间建立互信：
3.宣传关于共享数据、太空俱乐部成员之间沟通以及保护敏感数据的建议机制。
与上述建议不谋而合，美国军方领导人最近似乎隐约感到稳步建立互信和透明度的重要性。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 马伦上将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提高美中军事关系的透明度。他主张双方应开展更频密的对话、军事演习、高层领导之间以及青年军官之间的人员交流。对于青年军官，他总结道：“他们肩负着两国建立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互信关系的重大使命”（Mullen，2011年）。
其他考量因素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我们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提出了几条旨在加强太空俱乐部内信息共享的建议。正如前文所述，其他因素也可能对在太空俱乐部内共享信息的决定至关重要。首先，许多太空俱乐部成员（特别是国家及其军队）可能会担心信息传播的安全性，对于机密信息或其他敏感信息尤其如此。此类信息在共享之前必须要解密或去识别处理。保证信息安全或保密（特别是对军事或情报机构来说）的压力也可能会阻碍信息共享。例如，有关组织一方面想要隐瞒其国防或情报卫星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却可以受益于其他卫星的共享信息。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使用公共产品或搭便车来描绘和理解这种两难困境。例如，个别组织可能认为信息共享的益处颇多，不论有没有搭便车者（其同样享受信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好处）他们都愿意共享信息，尽管还是怀有对某些信息保密的想法。
信息共享可能还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出口管制法规或反垄断法可能会妨碍共享某些类型的信息，不论是全面禁止还是对特定国家或公司施加限制。为了规避此类限制，可以寻求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来增加信息共享。
最后，太空作业的融资和运作方式日新月异，可能会给信息共享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随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政府机构重新重视对私人公司的融资问题, 太空领域将迎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太空俱乐部已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虽然国家太空项目很容易促成合作动机，譬如诉诸于民族自豪感，但私人公司却因为争夺市场份额而不太可能相互信任并通力合作。融资结构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只会加剧这个问题。企业间的太空竞赛（如月球X 奖）似乎也不利于合作的开展，因为只有少数优胜者可以获得大奖。太空俱乐部成员之间能否成功共享信息，可能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潜在的合作障碍，其中包括我们在回顾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文献中发现的障碍以及未来太空作业发展趋势中出现的障碍。
美国空军或致力于应对这些挑战的其他组织机构，可以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寻找相互竞争的组织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开展合作的案例。在私营部门，开放手机联盟是一个囊括谷歌、戴尔、英特尔及三星等大型科技公司的移动设备标准联盟。该联盟主要开发了应用广泛的移动电话平台—— 安卓（Android）。与空间态势感知直接相关的案例是《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该机制提供来自各种私人公司和政府航天机构的卫星数据，用于应对重大灾难。最近，海地、新西兰及日本的救灾工作都以该宪章为准据。这些国际合作及公私合作案例，对于促进太空俱乐部的文化和行为转变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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