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以其宏大的气魄和多元的文化格局而著称于世，是外国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外国人眼中的异域中国形象。历史上来京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人、记者、作家等，从各个角度介绍了中华帝京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外国人观察北京的角度和方法和国人有异，“他者”的文化定位和思维习惯塑造出了古都北京的独特形象。
“帝王之城”：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西方游记最早提及北京的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75年马可·波罗到上都（即开平府），而后在中国游历达17年之久。在其口述，鲁斯梯谦笔录的《游记》（约1299年）中，“东方帝都”第一次以“汗八里”（Cambaluc，意为帝王之城）的名称出现在欧洲游记中。
◀ 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抄本中的汗八里地图，地图中部是欧洲人想象中的忽必烈宫殿，为欧洲哥特式城堡和蒙古包的混合体。
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新建成的北京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全城地面规划犹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这点明了汗八里设计规划的一大特色，它与欧洲城市街道多以河流走向而弯曲，以教堂、皇宫为中心向外形成放射状大相径庭。
此外，马可·波罗还叙述了汗八里经济的繁盛，称其为“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地方”。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都会”：“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屋，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汗八里作为“商业繁盛之城”，“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从马可·波罗开始，汗八里作为繁华的“世界都市之都”，给西方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不仅羡慕“大汗”这位王者之王，称他为天下最强大的君主，更向往其梦幻般的帝苑奢华，把这个遥远、飘渺的帝都想象成一座“黄金城”。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虽广为流传，但当时的西人并不完全相信书中对“东方帝都”的描述，这也为后世的游记作家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1322年，意大利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来华。他在北京居留3年，回国后口述了《东游记》（1330年），此书证实并补充了马可·波罗的叙述。因其从南亚进入中国，鄂多立克称北京为大都（Taydo），是一座“高贵的城市”。鄂多立克称大汗的宫殿“悉全世界之最美者……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世上最佳者。”从游记叙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其浓重的世俗情怀，这和理应恪守方济会托钵僧艰苦生活的修士风格明显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帝都文化对西人强大的影响和同化作用。
对帝都的梦幻般想象：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所画的北京西直门，包括瓮城和护城河等。从该图可以看出，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护城河还能看见舟楫往返。
◀ 一扇神奇的门，清朝官员邀请欧洲人参观北京城（远处背景），八旗兵列队欢迎。此图是启蒙时期欧洲人所想象的友好帝都。
中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汗八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一些旅行者带回的真实信息，受到读者的怀疑，而一些符合基督教传统与英雄传奇的虚构故事，却被当作真实广为流传。《鄂多立克东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便是鲜明的对比。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手抄本《马可·波罗游记》有140余种，《鄂多立克东游记》有70余种，而《曼德维尔游记》却达300多种。
《曼德维尔游记》的作者没有到过中国，书中关于帝都的描写，多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只是更加离奇，赞叹之情也更为强烈：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因其虚构，这部浸润基督教教义和骑士精神的散文小说，才能更真切地反映西人集体无意识中的帝都想象。
曼德维尔有着一种将素材梦幻化的本领，他成功地将西方关于东方帝都的零碎传说整合成型。如鄂多立克告诉人们：大汉宫廷的变戏法者如何让金杯盛满酒在空中飞行，并使之自行到达赴宴者嘴边，曼德维尔认为这尚不足以激动人心，转而引入了能够把白昼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昼的巫师，他们还能创造出娇媚的少女翩翩起舞、英武的骑士厮杀比武。在描写帝都内的宫殿和园林时，曼德维尔大量使用兽皮、黄金、钻石、珍珠、美酒、水晶、玛瑙等物品来装饰渲染，几乎要穷尽一切华丽辞藻来刻画帝苑奢华。或许正是这童话般的幻想强烈地刺激着西人的神经，撩起了他们的浪漫幻想，满足了他们心理上对权势、财富、珍宝的贪恋与艳羡。因此，尽管曼德维尔的游记经不起推敲，但时人仍视之为奇文，为之洛阳纸贵，其深层的人性欲望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充满奇迹的故事中，东方帝都的真实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演变为神话与传说，如何作为“他者”体现着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天城”镜像：极其充沛的各种必需品，难以计数的人口、交易、船只
随着元帝国的崩溃，中亚帖木儿帝国对中西交通的阻隔，西人对中国的了解停顿了近两个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者和传教者最先来到中国。通过海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在消化和丰富中世纪传统的同时，逐渐塑造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天城”镜像。
据笔者资料所及，第一个向欧洲人传播“东方帝都”新消息的是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1517年，他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的身份出使中国，先至广州。1520年，进京朝觐明武宗。皮雷斯编著的《东方诸国记》（1515年）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第一本详尽描述东方（包括中国）的著作。因《东方诸国记》成书在出使北京之前，所以皮雷斯有关东方帝都的叙述依然属于传说范畴：“城中居民、贵族众多，骏马触目皆是，不可胜数。”当描写紫禁城内的皇帝时，他更是没有脱离中世纪的幻想模式：“使臣们觐见皇帝时，只能隔着一道帷幕窥视皇帝那模糊不清的身影……如果使臣们献给皇帝的礼物值一千，那么皇帝就会加倍地赐还。”皮雷斯笔下的皇帝不仅保存着“大汗”的威严，更浸染着神秘的“禁城”色彩。
除使团成员外，当时来华的西人只能在广州沿海居住和贸易。因此，在他们的游记中，经常表现出对“天城”的向往之情，希冀一睹传说中的帝都风采，毕竟过去梦幻般的叙述深深影响着他们。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曾到北京游历。他的《游记》（1576年）在当时的影响堪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比，迄今译本已达170多种，人们更多把它看成是一部融真实与想象于一体的小说。平托认为“无论从规模、文明程度、富裕水平和财富来看，还是从其他值得提及的各个方面来讲，北京城都堪称世界都市之都”。在结尾，他总结道：“我们不能把北京想象成是罗马、威尼斯、巴黎、伦敦、塞维利亚、里斯本，或是欧洲众多名城中的任何一个……然而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城市都无法与大北京最细微的东西相比，更难与北京各方面的宏大规模与气势相提并论，诸如雄伟壮观的建筑，用之不竭的财富，极其充沛的各种必需品，难以计数的人口、交易、船只、司法情况，国家的治理，宫廷的平稳等。”众所周知，乌托邦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健全而人性化的司法制度。平托虽是作为囚犯从南京押解到北京的，但依然赞美北京完美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严明的司法制度，这证明“天城”在其心目中的乌托邦色彩是何等浓重。
耶稣会士眼中的“希望之城”：老城和新城的街道都挤满了人
尽管北京严格管制西方人的活动，但作为东方大国的首都，它始终吸引着大批传教士的进入。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欧洲人所知北京的情况，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的耶稣会士报告。许多学者型的耶稣会士不仅通晓汉语，也熟悉中国传统习俗，并赢得了中国皇帝和官员的信任。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为皇室服务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入禁城心脏的耶稣会士向欧洲发回了大量书信和报告，这些书信不仅作为耶稣会的内部通讯，还要对其他修会以及广大世俗社会公布。它逐渐揭开了罩在“东方帝都”上的神秘面纱。此时，历史文化精神和道德秩序逐渐渗入帝都形象，作为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的重要代表，它开始扮演西方精英文化中的城市理想，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京都的管理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第一位到达北京的耶稣会士。虽然，他传播给欧洲的并不全是对帝都的赞誉。譬如他认为：“北京城的规模、城中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的结构及城防沟垒，都远逊于南京。”但这并不影响后来耶稣会士对北京愈来愈多的赞誉之词。
在耶稣会士的笔下，西方人终于得以看到北京较清晰的面貌。其中，描写最为详细的当属166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出版的《中国新史》。安文思于1648年入京，一住29年。该书用五个章节介绍“北京之宏伟”。北京的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外城被称作“汉人城”，在内城之内还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内是皇宫，其体量之大俨然是一座城市，红墙黄顶，气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觉渺小。“老城和新城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大街小巷、边远角落和中心地方都一样。到处都是人群，除欧洲的市集和游行外简直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
西方使团的另一种声音和贬抑之辞：北京根本无法媲美巴黎、罗马、里斯本
◀ 北京人驱赶西方人，欧洲19世纪的宣传画，用以表现北京的排外。
在整个18世纪，一直回响着对中国批判的少数派声音，主要针对中国的专制、奴役、封闭与停滞。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也出现了不少贬抑之辞。
最早的荷兰使团就曾对北京的某些方面留下了不良印象。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特使约翰·纽霍夫前往北京谒见清朝顺治皇帝，试图叩开中华帝国的贸易大门，然而这次历时两年的旅途最终却功亏一篑。1665年，纽霍夫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附有一百多幅插图的游记——《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鞑靼国谒见中国皇帝的外交使团》，此书在当时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插图中的北京城壮丽宛如仙境。在盛赞之后，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北京糟糕的饮食：在礼部的招待宴会上，肉看起来又黑又脏，让人忍不住怀疑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些官员压根没有餐具或盘子，而是直接就着他们面前的菜盘吃。更有甚者，一位高级官员还问荷兰使节是否想将剩菜打包带回，当得到否定的答复后，翻译立刻将使节桌上的残羹冷炙包卷一空带回家，“在此过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闻之欲呕的可怕气味”。整体而言，北京根本无法媲美巴黎、罗马、里斯本，气候更是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遇到坏天气，而北京的风沙更是个历史问题。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对北京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在《鲁宾逊漂流记续编》里，鲁宾逊来到了中国。作者花很少的笔墨来描写主人公在北京的行踪，只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打发了：“我不知道这地方有任何事情会叫我高兴或难过，一点也不会”，“这个城市与欧洲开明城市比较而言，搞得很糟”。过去的西方旅行家来到北京，无不赞叹“北京的城墙远比欧洲城市的城墙雄伟”，可在鲁宾逊眼中，这种建筑没有任何用处，就连长城也只不过是一座大而无当的建筑：用两个连的坑道兵就能在十天内弄垮这城墙；或者彻底把它炸飞，连痕迹也不留。笛福之所以将北京和中国贬抑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作为一个信奉英国国教者，肯定不愿意相信天主教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美，故反其道而行之；同时，笛福及其笔下的鲁宾逊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旺盛而自信的精神，这决定其不屑欣赏古远而与英国资产阶级眼下利益无关的东西。这一变化也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日益泛滥。
“东方巴比伦”：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
从19世纪开始，北京在西方成了贬值的东方偶像，鄙夷与批评之声纷至沓来。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不是北京的现实，而是西方文化精神与中西贸易、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耶稣会士因“礼仪之争”在北京遭受迫害，他们不再一味颂扬那片“宁静和谐、公正有序的王道乐土”，责难之声不绝于耳，北京从此失去了它在欧洲最有力的赞美者；在中国做买卖不顺利的欧洲商人充满怨恨的报告，也逐渐改变了北京的形象；北京的衰落对比欧洲城市文明的进步，他们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促成重大反差的导火索便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支由4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整整耗费两年时间（1792年-1794年）却无功而返。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他们虽然承认“整个北京约比现在扩建的伦敦大三分之一”，但“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除了皇宫以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由此可见，北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滑坡，大不如以前了。
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引发了包括跪见礼仪在内的一系列冲突，英国使团最后被冷眼相待，甚至到了被驱逐的边缘。在北京居留期间，马戛尔尼一行人深受冬季寒冷的折磨。“北京到了严冬季节，日间温度永远在零度以下，夜间一般是零下二十几度”。几个使团成员因不适应气候而病倒。再加上外交上的失败，他们自嘲道：“我们如同乞丐一般地进入北京，如同囚犯一般地居住在那里，如同贼寇一般地离开那里。”这也证明了前人关于中国朝廷款待来使的大方说法，是何等的天真而又不符实际。
鸦片战争以后，描写北京的作品大量涌现。西方对北京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较为公允的批判性评价可以通过《泰晤士报》驻京20多年（1897年-1918年）的记者莫理循的报道中读到：“北京是座‘充满神奇而又破烂肮脏的城市’。城墙拱卫着的城池内是红墙黄瓦的皇城。皇城里又有红墙围着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美不胜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南海。任何人未经批准擅自通过紫禁城的任何一道门，要受鞭刑100下；误闯任何一座宫殿，都要被处绞刑。北京城的城墙有雉堞状的胸墙，是欧洲人散步的好场所，因为你可以远离狭窄街道的尘土。北京城里除使馆区外，到处都没有卫生设施。街道都没铺路面，走起路来尘土飞扬，烂泥没到踝部。”莫理循曾居住在王府井大街路西一所四合院里，由于他的名气，这条著名的商业街曾一度被称做“莫理循大街”。他对北京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
“天堂之城”：北京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
20世纪前半期的北京似乎成了外国人的“天堂之城”，一大批西方人带着怀旧和猎奇心态对这段时期的北京大写特写。有趣的是，此时的帝都形象与中国的政治时局异常疏离。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以及后来走马灯似的军阀混战中，西方文化中的北京形象却体现着“世外隐士”的韵味。
作为1928年以前中国政府的“首善之地”，北京成了一个典型的公使馆游乐场。西方使节生活在与整个北京城“格格不入”的“外交官的山中城堡”（使馆区）中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此时的西方作家异常留恋北京这座美丽的古都。其中一些人，已经培养出对北京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兴趣，后来还成为优秀的汉学家。此时来北京的还有收藏家、漫游作家、新闻工作者等，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军阀接二连三的移进迁出漠不关心，其思绪激荡在历史古迹（庙宇、城墙、宫殿等）和艺术品中。在北京的西人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北京生活中特有的东方魅力。
此时对北京的盛赞是主流趋势，如美国作家C·P·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中国的涨潮》中，一位住在北京的法国老侨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城市：巴黎和北京”。关于北京的城市环境，两位著名英国作家有着亲身体验。英国作家迪金森曾于1913年来访北京。6月8日，留居北京的迪金森给E·M·福斯特写信说：北京虽然比较脏，“到处是泥塘水泊，即使乘人力车也是不可能的”，但“北京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环游北京，真仿佛置身于意大利一般”。1919年，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游历了四个月，途经北京等地，陆续发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作品，如戏剧《苏伊士之东》、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等。毛姆来中国最想寻觅的是帝都昔日的荣光，而全然不顾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实。他笔下的北京是神秘的地方，百姓优雅，风度翩翩，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
最能体现西方人对北京建筑文化迷恋的著作当属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它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为历史文本来解读，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中国文化思想：“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古城北京对西方作家的感召力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瑞士德语作家弗里施发表小说《彬或北京之旅》，表现了希望来北京生活的主题，其中“抽象的我留在了欧洲，具体的我则到了北京”。北京在此处“成了战时人们向往和平安宁的象征”。作品中对蓝色的渲染，如“蓝色的幸福”、“蓝色的水手”、“浅蓝色的清凉”等，更增加了北京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早在20世纪初西方作家对帝都的描摹中便已开始出现，半个世纪后，北京仍然是欧洲人心中那个美好神秘、未被西方文明侵蚀过的原始天堂，在那里，可以找回纯洁和谐的自我。而这也正是作家让“彬”——那个“具体之我”到北京旅行的真正动机。
东方帝都的形象变幻，是西方人内心空间的隐喻
每一座城市都会提供颇具深意的多维度空间，为诸色“读者”提供多角度诠释的机会。总之，在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东方帝都形象是西方文化在世界观念视域下认同或否定自我而构筑的“文化他者”。在马可·波罗时代，汗八里被视为人间的黄金天堂，中世纪晚期的世俗欲望在大汗的财富中得到传奇般映现。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了东方帝都的新消息，中华帝国的神话托起了更具神秘色彩的“天城”。此后，一批批基督徒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这个“希望之城”，进行了持久而不懈的努力。各种类型的文本在西方塑造出一个贤君圣城的典范。然而当启蒙大潮退去，许多叙述却暗含着猎奇和殖民的讽刺意味，晚清的京师已经沦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巴比伦”，并逐渐退化成黑暗东方的堕落中心。清朝灭亡后，北京依然保存着梦幻般的古都余韵。因世界大战而迷惘的西方精英人士纷纷来到这里，试图寻求失落的精神家园。与此相呼应，此时文本中的北京则成为西方作家内心空间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