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也在不断分化之中，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名，韩国在世界的排名还在不断提升。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算是国际大都市，而台湾和韩国的发展轨迹则更具有借鉴意义。
当韩国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中独占鳌头时，台湾的代工企业却在苦苦挣扎，与《江南STYLE》一起流行于世界的不仅是“韩流”，还有韩国的品牌，现代、三星、LG等品牌已经跻身于国际品牌行列，三星因知识产权而与苹果对簿公堂，无论成败都说明三星已经跻身于智能手机技术的巨头行列。当然，韩国经济还依赖于大型财团，经济民主远没有实现，但与代工的台湾和地产的香港相比，韩国已然踏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被国际社会瞩目的韩式奇迹
2013年韩国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连续五年处于增长之中，韩国的GDP增速达到3%，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算得上高速，而台湾的增速则不到2%。韩国已经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步入了追求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与韩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是韩国在国际的身份得以确认。2010年首尔成为G20峰会的举办地，这是G20峰会到目前为止首度在亚洲国家举行，也是第一次从老牌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的经济体中。2012年第二届全球核安全峰会从华盛顿转战首尔，这次峰会是2009年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露脸”表演，选择在首尔召开，也给足了韩国人面子。联合国三大机构中有两位出自韩国（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都生于韩国。在四小龙中，韩国的确已经成为其中的翘楚，国内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国际形象的通则是内实而外强，结构合理而形象优化，韩国正是在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才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如鱼得水。时光倒流30年，韩国也许不敢想象今天的情景，韩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何在呢？从东亚强政府主导下的追赶式的增长到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智能经济的转型是韩国的秘诀。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方方面面政策的调适，半个多世纪以来，韩国的转型还算平稳与成功。
二战结束之初，韩国的经济水平十分落后，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还达不到朝鲜的水平。在短短30年间，韩国不仅一跃而成为亚洲经济强国，而且越过了政治社会发展的陷阱，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就是突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钟罩。1961年5月16日成为这一切的转折点，军方将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1961-1963年，朴正熙政府制定了工业发展的制度性框架，1961年成立了经济企划院，负责制定经济计划，协调财政部、工商部、交通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韩国军人政府也是发展型政府，将发展经济视为第一要务，而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强大有效率的政府是必需品，朴正熙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政府。朴正熙本人也说：“军事革命最基本的要素是实行韩国产业革命。我最关心的是经济革命。只有吃饱了才会关心政治、社会和文化。”在朴正熙掌权期间，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这是韩国经济的转折点。
现任总统朴槿惠正是朴正熙的女儿，在军政府执政期间存在着侵犯人权的现象，但现在韩国选民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朴槿惠，至少说明韩国人对“汉江奇迹”是珍视的，朴槿惠的施政目标只有就是再造汉江奇迹，就目前来看，朴槿惠并没有自己父亲干得好。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
谈韩国经济，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韩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雷区，而到了1995年，其人均GDP则突破1万美元。从经济数字来看，韩国在1995年就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来袭之后，韩国的人均GDP大幅缩水，直到2000年再次达到1万美元。单从经济数据可以看到韩国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深陷其中。纵观世界经济史，这样的先例并不多，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不断挣扎的国家则举目皆是。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评估东亚经济发展时提出的概念。概念是新鲜的，但是现象却是历史性的。专家们总结出很多“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如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金融落后等。从根本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转型与治理的失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从发展经济转向公平正义分配财富的阶段，经济增长从依赖劳动力到人力资源的开发，而这个过程中需要建立一种开放、透明、稳定的政经秩序。
在汉城奥运会前夕，韩国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1987年大选卢泰愚成为首位民选总统，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后标志着文人民选总统的上台。金泳三上台之后，金融账户实名制，官员财产申报，厉行反腐败，1995年11月16日，韩国第一次将卸任总统卢泰愚关进大牢。当卸任总统频频因为贪腐被关进监狱的时候，韩国人也逐渐将特权关进笼子里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特权的滋生，进而造成无数的分利集团，拉美国家崛起失败盖源于此。
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要开发人力资源，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韩国政府就提出要“科技立国”，形成了企业与政府相互补充的研发体系。2010年韩国将经济增长战略从资本投入为主导转向创新驱动为主导。朴槿惠上台之后更是提出了“智慧经济”的施政目标。朴正熙打造“汉江奇迹”依靠的是重化工业，靠的是韩国人的汗水和牺牲，而现在朴槿惠要再造汉江奇迹依靠的是智力与自由创新的环境，是引领国际产业革命的能力。
中等强国崛起之道
环顾世界，资源禀赋如韩国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崛起为中等强国的国家却是屈指可数，韩国的成功不失为一种典范。尤其是东亚地区处于一种产业创新乏力的困境之中，韩国的经验值得深思与总结。
韩国经济的起飞与其他小龙并无太大差异，即强政府之下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相对接，四小龙迅速崛起。政府在韩国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恰当而适度的角色，重化工业时代需要强政府的意志力，韩国发展钢铁、造船等产业依靠的是政府的决心而不是资源禀赋；知识经济时代，民主宪政的政府为社会发育、知识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韩国的三星成为与苹果并驾齐驱的智能手机生产商便是一个例证，也标志着韩国经济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同领域竞争中，日本显然已经落后了，松下等电子生产商已经处于没落之中。而台湾着迷于代工生产，无法在产业链上爬升，不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也没有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台湾在四小龙中处于迷失状态。
东亚发展型政府都在经济起飞之前进行了土地改革，既解放了农民，又培育了市场，但如何协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是个难题。韩国在30多年间顺利实现了城市化，还是没有贫民窟的城市化，这与韩国政府推行的新村政策不无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基尼系数。农民的土地产权和经营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本来，韩国是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国家，但是土地并没有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这也与韩国的住房政策是有关系的。目前香港的房地产业已经影响到了香港经济的活力和创新力。房地产泡沫不仅是经济危机的诱因，也是产业退化与畸形化的催化剂。韩国政府对房屋的转让与继承征收高额累进税，房子绝然不能成为投机的产品。
韩国的五大财团中并没有来自房地产业，比如三星、现代、乐天、浦项制铁、LG等基本出自制造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发展模式经受住了考验。当然，大财阀独大依然是韩国经济的隐忧，朴槿惠承诺要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但是仅三星一家的营收就占到韩国年GDP的将近20%，但三星的崛起并不是源于韩国政府赋予的特权，而是来自市场。韩国需要做的并不是拆分三星或者压制三星，而是需要更多的三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