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以州级官员为例，他们经常缺少一些用来监管地方官员的必要信息，而在专制国家中，由于公民反馈渠道的缺陷，管理地方官员就变得更加复杂。针对这个问题，近年来，一些专制政府引入了地方选举。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意图管理地方（农村）官员的中央政府官员面前的困难呈现出多种形式。比如，农村官员负责从当地村民手中募集地方资金，来为当地提供诸如学校教育之类的公共物品。然而，中央官员却不能轻易的监管那些逃避募集资金和运营学校所需的大量努力的农村官员。同时，地方官员也能够通过管理集体所有的产品，例如土地或者农村企业，来为他们自己和同盟谋福利。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引入了农村一级的选举制度（编者注：即中国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政策制定者通过实行选举给予地方政府激励，从而解决了监管问题：为了谋求连任，地方政府愿意实施能够吸引大多数选民的政策。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严格的实证分析，来表明这些选举是如何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的。我们构建了一个涵盖了1982年至2005年，来自29个省，超过200个代表农村的农村民主调查样本库。这个调查记录了在此期间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的历史。这个样本库是目前构建过的时间跨度最长，范围最广的描述中国农村以及用第一手数据系统地记录农村政府财务与政治结构的样本库。同时，我们还用这些农村在国家定点调查系统中的年度经济数据增补了农村民主调查样本库。
为了建立选举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了中国模式的两个特色。第一，引入选举制度的时间点被认为与农村自身的特点无关。第二，选举改革仅限于农村一级，并不伴随着更高层级的体系及政策变更，也不会影响农村领导的法定权力。
主要的实证分析有三个步骤。第一，我们的记录发现，省内各个农村的选举时间与观察到的农村的特点并不相关。这与改革时间的决定是自上而下的，它几乎不考虑农村的具体特点的经验之感相一致。第二，我们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的情况下，比较了每个农村在第一次引入选举前后的结果以及那些已经引入了选举制度和没有引入选举制度的农村的结果。这个比较的逻辑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由于选举改革的缺失，农村之间结果的评价是相似的，与第一次实施选举的时间无关。
我们分析的第一个主要结果是农村政府在公共物品（诸如学习教育和农业灌溉）上的支出。在中国农村，这些公共物品大多融资于农村，当地官员必须付出大量的努力才能够收集的到。在改革前（1978年前），人们普遍相信，地方官员逃避了这些任务。我们的研究成果表明，选举制度的引入增加了当地政府在公共物品上的总支出多达22071美元，这几乎是农村公共物品年支出的样本均值。这完全源自融资于村民的支出。与之相对的是，更高层级的政府公共物品的融资并没有随着选举而改变。
第二个研究结果是土地的使用情况。所有的农村土地都是集体所有的，大部分土地都由农村领导以长期租约的方式承包给了家庭。农村领导者也可以保留一些土地来租给农村企业。这些来自土地的利润理应平等地惠及所有村民，但是在土地租赁和企业管理上的透明度的缺乏，给当地官僚提供了中饱私囊的机会。因为这个原因，村民基本上倾向于把土地全部承包给家庭。我们发现，在那些曾经把土地租赁给企业的农村中，选举制度的引入减少了租赁给企业的土地约3.8公顷，约为样本均值的50%。
我们检验的第三个结果是家庭收入。如果选举系统性地减少了偏向精英的政策，那么选举应该能够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发现，选举制度的引入对最贫穷的一半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影响。然而，第90位百分数的家庭的收入下降了722美元，大约是样本均值的20%。随之而来的是，收入中位数与第90位百分数家庭的收入之间的比率上升了1.7%。这个不平等的减少与事实一致，即现存社会精英的地位随着选举制度的引入而降低。
这些主要研究结果与假设相符，即选举制度的引入使得农村官员更加愿意对他们选民的偏好做出回应。选举上位的官员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同时，他们也把土地租给村民而不是企业，来迎合绝大部分村民。与偏向社会精英阶层的政策的减少一致，选举减少了顶层阶层家庭在收入分配中获得的收入。
基于这些主要发现，我们探究了随着选举制度而来的，为了实现增加公共物品支出，减少不平等的政策。为此，我们采用了一个具有基于收入和支出的详尽的家庭阶层数据的子样本。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家庭的地方性税费，这一结果与融资于村民的公共物品的增加导致公共物品的增加相一致。这样的低水平与缺乏进展意味着，地方性税费并不是用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
因为农村政府没有再征税的法定权力，再分配其管理之下的特定的能够产生收益的活动和资产，包括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企业，成了仅有的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与之一致的是，我们发现家庭收入变化的比率与农业和商业收入的变化是平行的。
最后，我们研究了为什么选举会产生这些结果。参照政治问责的相关文献理论，选举通过两种机制产生更好的结果：谋求连任的激励的存在和对更好的政治家的选择。我们发现了一些与之相符的证据。激励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从未经历过领导更替的农村，选举的引入也有很强的正面影响。我们还发现村名选择了不同类型的领导，他们比之前任命的更加年轻，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官僚监管，选举对于地方官员的监管更加有效。
注：
原文选自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Research Briefs，原文发表时间是2014年7月9日。作者Monica Martinez-Bravo是MIT经济学博士、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助理教授，Gerard Padró i Miquel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Nancy Qian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Yang Yao（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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