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向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特殊地位；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对其战略布局和全球权力均衡产生深远影响。在“9·11事件”后，美国积极干预中东事务。小布什总统时代，美军在中东以反恐为名号进行军事干涉，在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帮助建立了新政府；奥巴马总统时代，美国淡化了直接军事干预的强硬色彩，更多使用支持当地反对派、推广西方民主等“巧实力”手腕影响中东局势。这些措施在反恐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中凸显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近期的一系列中东乱象似乎也指出，美国新世纪两任总统的中东政策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从其伊拉克政策中即可一窥端倪。
2003年，美国对萨达姆政权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随后致力于建立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当地政府，这也是美国运用其软、硬实力的集中体现。美军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胜利，然而其帮助建立的伊拉克政府却未能平息国内的不稳定局面。就在2014年6月，宗教极端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接连占领伊拉克北部重镇，以800人击败上万人的伊政府军，为伊拉克的未来又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
究其原因，小布什时期的军事干涉和奥巴马时期定位不明确的政策调整，都造成了伊拉克目前的混乱局面。
布什时代
小布什的执政，特别是第一任期的执政，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潮密不可分。相比起前任克林顿总统，小布什不仅没有赶上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而且上台初期就遭遇“9·11”恐怖袭击。恐怖分子不仅直接袭击美国本土，而且对准纽约曼哈顿、五角大楼等心脏地区，激发了美国各界的危机感和爱国意识，推动新保守主义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这次恐怖袭击也只是美国政策转向的催化剂：在小布什政府里，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高官都是保守派大佬，他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决定了小布什政府将从克林顿时期提倡多边主义、国家间合作的外交转向以美国单边行动和积极干预为主的单边外交。
新保守主义的外交观以“美国例外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典范，美国具有向外推广其制度的历史责任，因此格外强调通过包括军事在内的手段干涉国际与他国政治。
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大中东”战略布局的关键，也是其外交实践的一个缩影：借着恐怖袭击带来的高支持率，小布什政府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如果说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是针对袭美元凶——“基地”组织的直接报复，伊拉克战争则有过度反应、借题发挥之嫌。美军对萨达姆政权作战的初始理由是“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与本·拉登勾结”等，其可信度至今存疑；然而就在充满争议的情况下，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与少数盟友单边发起了伊拉克战争，并在当地建立民选的新政府。在“大中东”战略中，伊拉克将作为美式民主的模板，在中东地区起到示范效应，进而在全区内推广“民主”，获得支持。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场争议重重的战争不仅耗费了高昂的财力和人力，也带来了不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首先，美军进行战争和维持战后秩序的成本十分昂贵。美国国会报告称，从2003年到2008年间，美军在伊拉克已经花费6480亿美元，接近越南战争的总投入。美军在伊拉克牺牲了近9000名士兵，而当地人的伤亡更是超过60万。必须承认，这次战争的人员伤亡与相对军费（占GDP比率）都小于当年的越南战争，而美国也凭借战争获得了一定收益；然而伊拉克战争造成大量的美军、平民伤亡，连同虐囚丑闻与战争理由存疑等因素，对美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
（1）其主要对手伊拉克陷入政治动荡，强人领袖萨达姆倒台，新政府的重建工作困难重重，而伊朗借机扩大了地区影响力。
（2）伊拉克有54.5%的穆斯林属于什叶派，而美国推翻了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举行民主选举，这些都有利于什叶派赢得伊拉克；同属什叶派的伊朗，也借此机会加大了对伊拉克政治的影响力。
（3）由于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抬高了油价，伊朗从油气出口中赚取了更为丰厚的利润，也借此改善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4）再者，美国在伊拉克赢得了战术胜利，却不得不承受身陷战争泥沼、国力相对下降的全球战略失分；即使奥巴马政府试图补救布什时期的失误，减弱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美国也需付出协调中东盟友的额外政治成本。由此看来，这场小布什政府执意发动的战争，其代价或许出乎当年决策者的意料。
奥巴马时代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致力于摆脱布什时期两场战争的负担，并将战略重心调整至亚太。他将布什的“反恐战争”改为“反恐行动”，有意降低其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同时坚定地执行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出美军的计划。2011年12月，奥巴马在布拉格堡军事基地宣布伊战正式结束，副总统拜登则在访问伊拉克时宣布撤军。鉴于伊拉克政府开始逐渐恢复国内秩序，奥巴马此举旨在弥补布什时期的外交错误，减少来自中东方面的政治经济消耗。
然而面对最近的乱象，奥巴马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仍然备受质疑。美军逐渐弱化的军事存在，可能给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华盛顿邮报》6月16日刊文批评奥巴马政府过快的撤军行动使得恐怖分子得以重整力量。同时叙利亚方面的极端势力加紧渗透伊拉克，其军事实力使伊拉克政府军有些措手不及，而这些极端组织可能不久前还在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内战中受到美国支持。美国目前已经派出300名军事顾问支援伊政府军；虽然并非直接军事干预，但此举也预示着奥巴马从伊拉克抽身的战略恐怕必须延迟。
总体来看，奥巴马的伊拉克政策意图明确，他急于兑现竞选时的撤军许诺，以抽调力量实施其亚太战略。然而美国政府对中东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定位却失之模糊。即使美国逐渐达到能源自给、不再依靠中东石油，沙特等中东盟友仍然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中东稳定也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为了镇压宗教极端势力和敌对势力，美国需要维护该地区的稳定，而这与小布什时期开始、奥巴马加以延续的中东民主化互相矛盾。当“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北非兴起，美国为了推广其价值观外交、施展巧实力，以及推高油价等经济考虑，或明或暗地支持该地区各国的反政府活动，美国一些盟友也参与其中。然而当地区暴力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及其盟友也进退维谷，不想干预、却又不得不被牵涉其中。
美国外交的问题
美国最近两任总统处理伊拉克局势时的问题，有其内阁班子的决策失误，也有美国外交的一贯局限性。总体而言，美国国内实行民主政治、国际奉行霸权的政治倾向使得其战略布局时常遭遇不可控的挑战。
国际方面，美国善于利用制度框架，推进国际合作和长期战略布局，然而其短期考虑却是当国际制度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往往优先后者。尽管克拉斯纳等著名制度主义学者主张，霸主国应服从国际机制、牺牲无视国际法“贪便宜”的短期利益、从稳定的国际体系长期获利，美国的保守派却认为，美国完善的国内法优于混乱的国际法，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因此优于其主导国际秩序的整体利益。如果国际框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冲突，那么该框架就是不合法的。
这导致美国的长期考虑和短期相冲突。华盛顿的外交决策者精于战术手腕，然而有时也缺乏大局观之嫌，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扶持恐怖分子。与ISIS关系密切的两大势力中，“基地”组织来自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受到英美支持的阿富汗义勇军，“救国阵线”则是受到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对外干涉，时常会留下未来外交的隐患。
此外，美国在双边合作中也寻求不平等的合作关系。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众多盟国，它却未能避免中东地区愈演愈烈的民族、教派冲突，有时甚至为了推高油价而纵容、加剧该地区冲突。对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去年11月访美时提出的武器支援请求，美国方面也未予理会，坐视ISIS于今年1月宣布“建国”并逐渐做大。
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会掣肘其战略布局；在人所熟知的国会—政府博弈之外，政府内部的几股不同声音也左右着美国外交的走向。这一点在奥巴马时期比较明显：虽然奥巴马决意从中东撤军，尽快在亚太地区投入力量。但依然有一些政府高官持不同看法。如约翰·克里本人就非常重视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叙利亚、伊拉克政策扮演着重要的推手角色；6月23日，克里突访伊拉克并进一步敦促伊政府实现联合执政，其中体现了美国避免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形成什叶派联盟的外交诉求，也暗示着美国进一步干预中东局面的可能。这种积极干预的倾向使得奥巴马本人希望的再平衡（re-balancing）战略进展并不顺利。
综上所述，美国在“9·11”后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奥巴马致力于弥补战争的失误，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美国撤军后的权力真空，其挑起中东民族纷争的短视外交也使得美国进退两难。在这十余年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警察的独霸地位，美军赢得了所有正面交战的胜利，美国也在中东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然而这些都难以掩盖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损失。近年来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呼吁施展强硬手腕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如何避免无谓的冲突、避免全盘战略上的失误，也是我国政府在对热点地区施加影响力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