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中国人能吃饱算过得不错。四零后和五零后们退了休，生活还是很节俭，挨过饿，穷怕了。三十年前，穿皮鞋，家里能看上电视算过得不错。二十年前，家用电器基本配齐了，夏天晚上能开着空调睡觉算过得不错。十年前，住大房子、开汽车上班算过得不错。现在条件好的家庭，越来越多出国度假，送孩子出国读书，甚至在国外买房。条件一般的家庭，盼望着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少些烦恼。所有人都希望路上别太堵，坐车和看病排队时间别太长，多点蓝天少点PM2.5。
不同收入水平上，需求不一样，花钱的着力点也不一样。从四十年前到现在，中国家庭花钱的着力点已经经过了两次转折。第一次是收入增长中用于食品的开支下降，经济学中叫恩格尔定律，这在世界上已经吃饱肚子的国家普遍存在。第二次是收入增长中用于服装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开支的依次下降。现在，中国除了空气净化器意外的大部分电器（冰箱、洗衣机、彩电等）的需求收入弹性都低于1，即收入增长1%带动的这些电器销量增长不到1%。收入增长中购买汽车的开支在2007-2008年前后也渡过了拐点，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从2降到了1.5以下。
钱都去哪了？各种影视和体育娱乐、孩子上学、各种培训班、小孩大人都能玩的新式游乐园、看病和各种体检、房租、能走路上学的房子、居住环境比较好的房子、郊区或海边空气好的房子……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在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些变化反映在国民经济账户上是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上升。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在GDP中占比在经历了近100年的上升趋势后开始止步，接下来是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一路上行；70年代初，战后重建的德、法、日在基于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人均GDP达到5000国际元（Penn World Table，international$），开始类似转型；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和韩国基于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人均GDP达到5000国际美元，开始类似转型。2006-2007年，中国基于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人均GDP达到5000国际美元，也开始了类似转型。
制造业在GDP中占比的下降，不光是因为国内需求的变化，也伴随低附加值出口的下降。人均1000-2000国际元，能干出口衬衫和鞋袜；人均5000国际元以上，再干出口衬衫和鞋袜根本请不到工人。中国2008年以来出口增速的持续下降，很大程度上是人均收入增长的自然结果。这也回应了对上篇文章中中国出口增速和经济增速的解释。
中国需要吃饱的时候，土地联产承包制政策出台，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点地，干劲足了，粮食很快就够吃了。中国需要衣服鞋袜、家用电器、汽车和房子的时候，乡镇企业改革、国企改革、招商引资、加入WTO等政策出台，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崛起、非国有和国有各种房地产开发商铺天盖地，穿的用的住的也有了。
接下来，中国需要有国际竞争力的高附加值出口品、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更便利的交通，生活便利有序的街道和社区、更安全的食品和更清洁的空气。提供这些需要什么新的改革政策？谁来实施？中国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好学生毕业了还要不要留在国外，在此一搏。
未来真要让资源配置根据需求转型的需要做出重新调整，重要的是如何跨越三座大山。
第一座山：一般服务业过度管制
这里的一般服务业是指能够依靠市场力量由非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业，与政府部门基于财政资源提供的公共服务形成对照。中国目前在教育、医疗、铁路、航空、邮政与通讯、金融中介、文化与娱乐、社会工作等服务业部门，普遍存在行政措施保护下的国有资本经营格局。这些服务业市场准入严格受限，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主体难以做到公平竞争，细分市场不完善，法律和政策等市场基础设施不健全等。这种环境下，私人部门难以有效参与。
过度管制的一般服务业部门，不仅遏制了资源流入服务业部门，也遏制了对工业部门的发展。过度管制的一般服务业，在遏制资源流入本部门的同时，还带来了服务业产品的高价。工业品生产过程中，服务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中间投入品。过度管制的服务业产品高价，提高了工业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遏制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典型的例子是过度管制的医疗和教育提高了这些服务的价格，降低了居民真实收入和对工业品的需求。
第二座山：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公共服务是指基础教育、基础卫生和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公共交通等市场难以有效提供，需要政府利用公共资源投入提供的服务。随着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目前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一些官员和学者把城市病归咎于城市人口和规模的快速增长，但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容积率高的香港、纽约、东京等大城市的城市病却得到了很好解决。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发展大城市的集聚优势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各种城市病凸显的根源，是公共服务滞后于城市发展。公共服务缺失和不足成为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最大的制约因素。
公共服务供给主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激励机制扭曲。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最看重的是GDP和税收增长，这紧密关系到地方官员升迁和官员集团福利。提供公共服务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且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务，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非标准化特征，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并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但在现实决策中，没有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基础，基层群众的需求信息难以充分、有效地传递到政府。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来自于公共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位置。公共服务供给方可以置需求方不顾，需求方对供给方缺少有效监督和强制执行力量。
第三座山：金融体系功能缺失
既有金融体系主要适用于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在功能上难以有效实现符合产业结构转型需要的储蓄—投资转换。传统工业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即便是比较简单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也能基本兼顾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金融危机以前的经济活动向工业部门集中，特别是出口、进口替代以及房地产相关产业的数量扩张。这些行业有以下几个特点：1）预算约束强，相关产业主要的市场参与者是私人部门，有很强的预算约束：2）资产周转率较高，债务杠杆率较低，很多经营较好的制造业企业没有负债，新增投资主要来自于过去的盈利；3）有着成熟的经营模式、生产技术和市场网络，企业规模也相对较大，投资风险较低；4）可提供大量的抵押品，比如出口订单、国外信用证、机械设备和土地等等，能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5）有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先部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并对其他产业（比如房地产业）带来正面外溢效应，外溢效应的最主要机制是技术进步部门带来了收入提高，并因此提高对其他产业的需求。产业间的良性循环，给企业带来了较好的盈利水平。上述行业特征下，经济活动的整体负债率较低、风险较低，即便是金融服务功能比较简单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也能基本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且经济运行的负债/收入比较低。
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功能设计上难以为服务业、高附加值工业行业融资。高附加值工业行业往往是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行业，商业银行在功能设计上并不善于为此类项目融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往往是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分担了投资风险，为项目融资，金融中介机构并不过度涉入投资风险。服务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需求本地化，服务业产品差异化高，生产经营的标准化程度低，难以像工业品那样进行大规模标准化复制；2）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普遍缺少有形抵押品；3）平均意义上，服务业企业规模小，以小微企业居多。上述特征意味着服务业向商业银行融资将面临较高风险和成本，服务业也不是大型商业银行重点服务对象。
除了以上三座大山，其他遏制经济转型的不恰当管制和政策俯首皆是，迟迟没有有效推进的土地改革、财税政策等等。这些管制和政策在过去推动工业部门发展方面可能都立了功，但是在新环境下一直在拖后腿。
每张人民币都是一张选票，需求转型意味着无数张更换候选人的选票，力量不能说不大，对改革的呼声和期盼不能说不高涨。要改的内容太多，首当其冲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改革成不成功，最直接的标志是政府看谁的脸色说话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