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为主要架构的国际金融秩序，肯定不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出发点，因为其初始资本金只有500亿美元、应急储备基金的规模只有1000亿美元，显然力量不够；甚至也说不上是对当前国际金融秩序的补充，因为其资金使用方向尽管没有限定在金砖国家之内，但明确指出金砖国家享有优先权。而有趣的是，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具有明确的地域性不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五个成员国分布在四个大洲，并且其国情和发展道路差异极大：我国是典型的面向全球化的工业化道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是典型的资源导向型道路，印度则处于两者之间。
抛开国际政治因素的考虑，发起国国情的极大差异使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战略定位隐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摇摆性。因为各国利益诉求不同，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战略定位也必然差异巨大。如果这方面不能达成共识，开发银行不但不能发挥期望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麻烦，特别是在最大出资方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另外四国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尽管中国的投票权最大，如果缺少必要的制度安排，最大出资方就有可能成为最大利益受损方。因此，站在中国的角度厘清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战略定位尤其重要。
五个发起国之所以要成立一家跨国性的开发银行，当然是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发起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前进一步就能迈入一个前景广阔的新的发展时期，退后一步则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便可能功亏一篑。在这一关键阶段，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管用，也不能指望发达国家集团会伸手援助，而欠发达国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发挥助力。在这种背景下，五个发起国抱团避免破坏力极其巨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危机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有共同的利益就有合作的基础，特别是在我国积累了巨量外汇储备，但其他四国在全球经济上升周期外汇储备有余而在经济衰退周期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下，如果在应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同时能够实现外汇储备管理的战略目标，那么不管对我国还是对其他四国都是有利的。
对于提供资金的一方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回收资金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尽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将盈利作为主要目标，但保证本金安全并获取合理回报是该机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这就需要可信的制度安排。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能够确保其发放的贷款和救助资金能够收回，依靠的是其可置信的威胁——侵吞贷款的机会主义国家无法再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而一旦被排斥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这个国家就基本上丧失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和欧洲债务危机期间，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都要拉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发放救助金的原因。显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具备类似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可置信的威胁。换言之，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运转就会出现以个别国家的损失为代价而成全其他国家的发展目标，这显然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局面。
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除了要考虑其本身是否现实合理之外，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也是必要的保障。二战之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能够一直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原因就是在制度安排上保证了美国15%以上的投票权，从而使其拥有一票否决权，该否决权与美元地位相结合赋予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独特地位，使得美国在欧元出现之后依然能够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维持一超一强众弱的格局，从而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
我国参与发起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且在其中成为最大的出资方，要使该机构成为服务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支点，并维护金砖国家的共同利益，即使没有类似于以15%以上投票权为基础的一票否决权，也需要其他相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有权指定发放贷款的交易货币、使用方式甚至交易国家，借此机会推动人民币的跨国交易和使用。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跨国性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基金开展业务的难点是对局势的判断和时点的选择，这是决定跨国性开发银行是否有盈利能力、是否具备可持续性，进而是否能够成长为具有威慑力的权威性机构的关键。鉴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主要覆盖面是发起国，而发起国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因此有必要认真考虑建立内部矛盾的磋商、协调和解决机制，以及在合适时机与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建立适当的合作关系，从而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设成为共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