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繁荣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作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译者余江
类别非虚构 / 图书
出版信息中信出版社 / 2013年9月
字数约 238,000 字
费尔普斯曾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近日，费尔普斯在来沪讲学之际接受了本报专访，想给中国的年轻人鼓鼓劲，燃起创新激情；想给中国的自主创新提个醒，必须加速，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
上海浦东“迪斯尼大道”旁的创研智造园区，满头银发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就“繁荣下的超越与创新”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一点看不出已届耄耋之年。
这位“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广泛的了解，他曾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在过去几年中，费尔普斯则一直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即“繁荣的源泉在哪里？”对此，他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已经给出了答案：国家繁荣的基础是大众创新，也就是草根创新。他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而且，创新不单单指技术革新，更意味着商业模型、服务方式等的调整与改变。
“作为一个多年来为中国着迷并对中国人民充满敬意的人”，自2010年起，费尔普斯欣然受邀来华担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因此说，费尔普斯“30岁时见证了美国的活力，80岁时有机会见证中国的活力”。通过在中国的商学院里传道授业，在中国各地考察研究，费尔普斯希望能够见证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
在他风尘仆仆来到上海讲学之际，费尔普斯接受了本报专访，想给中国的年轻人鼓鼓劲，燃起创新激情；想给中国的自主创新提个醒，必须加速，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他还认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大繁荣”源自以草根创新为核心的现代经济
文汇报：繁荣的源泉在哪里？这历来是经济学家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之一。您在《大繁荣》一书中展现一个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它与经典理论有何不同？
费尔普斯：我认为，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而生活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到20世纪60年代蔓延到了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领跑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创新活力，即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这种经济形态，我称之为“现代经济”，其他国家通过紧跟这些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受益。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则认为，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带来了创新机会，然后被企业家们竞相实现。
对于现代经济的理解必须从现代观念开始：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现代经济由整个商业人群的新创意推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包括策划者、企业家、金融家、销售员以及敢于尝鲜的终端客户等等。然而，正是以草根的创新和活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带来“大繁荣”的历史奇迹。
文汇报：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世界共识。然而，提起创新，人们想到的大多是蒸汽机、电灯泡、互联网、3D打印等颠覆性的划时代产品，您强调草根创新带来了繁荣。那么，草根创新有何特点？
费尔普斯：我认为“创新”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大众也能创新。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以为创新只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但实际上，创新不仅仅是科技的事情，更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每个企业、每个人、每个环节都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创新不单单指技术革新，更意味着商业模型、服务方式等的调整与改变。19世纪初期英美生产力腾飞，但当时并没有太多新的科学发现，而商业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商人不断创造、开发出新的产品，这些成功是一种经济和商业上的创新，不是科学上的创新。相信商业领域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草根创新的存在是如此重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草根创新就像草根阶层本身一样，很少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文汇报：不过，互联网带来了草根创新的全新历史经验。比如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曾经说过：“我就是一小混混。”这可以理解为：互联网是属于富于冒险精神和创造力的小人物的，无数的创业者起初都不过是小小的“草根”。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草根创新呢？
费尔普斯：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但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中国政府已在有意识地培养和鼓励本土创新，这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和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大有益处。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本土创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然，与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创新相比，这种创新并没有覆盖到草根阶层。而且，中国创新企业规模与其经济总量相比，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不过，近年来，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如何创新并付诸实践，这将非常有利于构建创新生态圈，尤其在中国，人口众多，如果每个人都能将个人创新的想法分享给大家，那将会是一笔不可想象的财富。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创新，不仅提供了新产品、商业机会和解决未知的平台，也许还能提供一个成功的世界范例：比如浦东正在兴建的迪斯尼乐园虽是传统产业，也可以带来新一轮创新。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这一转轨可能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文汇报：从宏观上看，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从2011年起超越美国，迄今已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您认为这与国家的创新水平有何关联？
费尔普斯：我认为知识产权在保护创新方面非常重要。专利数量是衡量创新能力的常用指标之一。但专利数量多是否就意味着创新水平高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是一直很有创新力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发明和创新的区别。创新是什么？是广泛的应用，改变我们过去的做法。古代埃及人发明了蒸汽动力，蒸汽并没有改变经济活动，据史书记载，仅用来开启庙宇的大门而已。同样，中国发明了火药，但并没有真正应用到经济活动当中。
真正的创新并不仅仅取决于对一种新产品、新方法的设想，还有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洞悉。开展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冒险，因为人们通常是可以为冒险买保险的，而我们进行创新相当于跃入虚空，它有着我们无法预见的成本和市场的接受度，它不仅需要我们有恰当的创意，还需要有非常聪明的投资家，并选择到恰当的企业家才能成功。
创新虽然与体制机制有关，但更多关乎一种价值观
文汇报：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用您的理论该如何来解释？
费尔普斯：从现代经济的视角来看，美国现有的经济制度没有墨索里尼或俾斯麦的制度那么原始和露骨，但它们的政治本质是相似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严重威胁到创新。社团主义的管理型政府承担了各种责任，从中产阶级的收入到大企业的利润，再到产业发展方向，社团主义者认为，他们期盼的所有目标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实现。这种新社团主义扼杀了经济活力，保护那些缺乏生产力却有背景的企业，排挤有活力的新企业；追求消费、社会保险、救助等目标，不重视培养敬业、创造和探索的生活态度。
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这种社团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和受益者竟然指责说，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因为“不谨慎”和“缺乏监管”，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更多的监管审查，也就是更强烈的社团主义。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之后，现代经济遭遇了政治腐败、文化衰落以及经理人的背叛。现代资本主义被削弱了，并且处在危险之中。但是，现在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有一天很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会爆发信心危机，并由此使西方经济陷入消退。
文汇报：实现繁荣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追求，但不同国家追求繁荣的路径却有所差异。中国发展正步入转型和调整并举的新阶段，以创新引领发展，以创新成就未来，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
费尔普斯：美国经济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一直受制于创新力短板，至今它仍是经济发展的软肋。现在美国只有在加州、硅谷才能看到极具创新力的企业，而在内陆只有大规模程序化生产的企业，它们只注重收益而不注意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70年代经济衰退后遗症使富裕群体不再安心工作，而是尝试寻找简单的资本运作来获利，冒险与发现成为整个企业界最稀缺的精神。中国应提早关注创新的议题，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必须找到激发经济活力的手段。
目前，中国在不断增加良好的工作机会，并且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相对美国和欧洲来讲有更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在创造体面工作和提高工资水平方面也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大量的科学家，政府和企业可以雇佣足够的科学人才进行一些基础性革新，这可以极大地推动商业创新。
文汇报：中国正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您认为，要开创国家创新发展新局面,必须清除哪些创新障碍？
费尔普斯：我觉得中国金融机构缺乏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深化改革。我认为可以通过大幅度的调整银行融资安排使得大量的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我们知道要高度创新就需要相应的一些贷款提供给私营企业，进行项目的投资，包括一些创新项目的投资。
其次，创业方面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表现是年轻人创业的兴趣不高，更多人热衷于寻找稳定的“铁饭碗”，而不是自己创业。
我还要强调的是，创新虽然与体制机制有关，但更多关乎一种价值观。正如我在《大繁荣》一书中所言，创新的生活态度一部分来自现代社会初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例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活形成的创新态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可能会阻碍年轻人从事具有创新冒险和挑战的职业。
文汇报：您在《大繁荣》里面还指出，草根创新需要有特殊的文化。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培育我国的创新文化？
费尔普斯：创新还需要一系列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我主要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我们回头来看，英国和美国高度创新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体制机制，包括公司、银行和其他的机构，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如果想要大范围地推动本土创新就需要人们有活力，有自信和勇气去尝试与冒险，还需要有接纳创新的大众。在我的书中谈到了这种文化，英国和美国也是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在全社会形成创新文化。但我认为目前英美创新文化也出现了下降趋势。比如，当今许多青年仍生活在长辈的羽翼之下，缺乏展翅高飞的机会。回想19世纪的美国，人们往往在年轻时离开家乡，前往西部寻找财富。我并不鼓励抛弃家庭，但是我认为，年轻人的远行可以极大地推动创新活动。
中国亟须以美国经济低迷怪圈为教训，尽快完善创新体制，开展青年创新教育，提早培养创新人才，将创新力融合到国家发展中去。
“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繁荣的生活”
文汇报：财富的增长始终是经济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有趣的是，那些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们乃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个人的理财之技不见得比其他人高明，比如，1999年诺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2000年把奖金兑换成欧元，最终只是“不赚不亏”。1993年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与罗伯特·佛格尔（Robert Fogel)判断当时道琼斯指数3700点太高了，所以用奖金买了债券，但仅仅过了一个月道指就越过11000点……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费尔普斯：有些事情很难解释。有一些搞创新的人，他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却因为商业形势选择关门大吉。我觉得只有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一直活动在行业领域，才会迸发出新颖的想法。
我们常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纵然是在经济学领域有大建树者，未必能胜任投资理财之职。通常来讲，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有钱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当然，历史上能够成功运用经济知识赚钱的经济学家并非没有，比如庇谷、李嘉图、凯恩斯等等。投资成功需要特殊素质，而对于大学里坐而论道的教授而言，他们其实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
文汇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年来奖金不菲。最近几年奖金固定在1000万瑞典克朗。面对如此巨额奖金，大师们有的买房，有的存银行……您的理财之道很特别，据说您一直不主张买房，现在租房住，是这样吗？
费尔普斯：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和妻子甚至连汽车都没有买，我也找不出买房子的理由。相比买房，研究债券、股票有趣得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住在荒郊野外。事实上我们有一套很体面的公寓。当人们已经住得很好，还想着继续买房，从经济角度来看，并不是件好事，因为那会把劳动力和商业束缚在一个地方，流动性减少了，也就限制了经济的活力。我并不是第一个做出该论断的经济学家，曾经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也曾有过类似论述。我认为，如果人们购买昂贵的住宅将承担很大的风险，风险较小的是购买一套比较经济适用的小公寓。
文汇报：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提出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费尔普斯：我有时候非常迷惑，甚至不太高兴，因为看到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追逐财富，不断地积累财富，并将它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志。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经济上成功不成功，不是看这个国家的财富多少，不是说国家的财富越多，经济就越成功。在欧洲，你会看到有一些国家很富有，但是人们并不感到开心，因为工作并没有带来乐趣。所以，事实上，我认为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财富的积累就像是你的开胃酒，如果你在积累财富的时候感到不舒服的话，开胃酒可能会变成一个毒品，会杀了你。相反，如果你感到很开心，那么有再多钱也没问题。
举例来说，一个人要越来越富裕，并不是因为买对了股票，股价不断上涨，所以他的财富增加了。而在于，这个人为他的工作感到振奋，而且感到入迷，同时通过工作上的一些探索、追求获得他人生中的意义。因此，我在书中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说，人们获得幸福的途径是通过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就我个人而言，“30岁时见证了美国的活力，80岁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见证中国的活力”，于人生而言，这当然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文汇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善”。其含义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您是认同他的观点的吧？
费尔普斯：的确如此。而且我认为，这种“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繁荣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也因此，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比起收获和财富积累，可以给人类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
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Seligman)在《繁荣》中提到，人们追求的是“福利”，而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据此，我们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发展的好与坏，是看这个人在其从事的职业中能否先人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谋划赢得更高的待遇、更好的工作，从而获得自尊；或者是看这个人是否将其巨大的收益投入到让人钦佩的事业之中——如威利·谢里曼，他用赚来的财富发掘了古代特洛伊城的废墟，如安德鲁·卡内基，将其积累的巨额财富用于捐助了图书馆、教育事业、科学研究和卡内基音乐厅，如丹尼尔·罗斯，用其非凡的慈善之心激励了整个纽约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