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供给管理主要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命题。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阶段性推进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经验可能初步概括为：主动渐进改革，在增长中解决问题，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兼备，充分发挥“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人创业”的新三驾马车作用，即中央改革解放供给约束，地方创新落实制度供给，个人创业提供市场基础与需求稳定的良性循环。
改革的三个“行动集团”
在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时，如果中央政府不愿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制度变迁”，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
按照诺斯的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有两个“集团”，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对方案进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这个模型的缺陷是忽视了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模型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理想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不进行制度变迁试验，很难评价收益和成本。在成本收益不清楚的情况下，第二行动集团的加盟是有困难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设计的改革，实施“休克疗法”改革后，才发现市场经济的主体即企业还没有培养出来。同时，这个模型假设只有第一行动集团发起改革，第二行动集团是跟进的。这否认了第二行动集团发起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造成制度变迁的多样性不足。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三个“行动集团”，或称“三驾马车”，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其几乎囊括了经济供给的所有主体，常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是利益共同体。中央政府锐意改革，追求全体人民的长远福利最大化；各级地方政府主动创新，打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亿万人民勇于创业，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中国供给管理模式”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有效供给能够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提供投资机会，带来经济增长。
“新三驾马车”的历史经验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供给管理三层次的“新三驾马车模式”：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人创业。回顾这“三驾马车”的历史可以发现，“供给管理模式”提供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创新，有利于市场活力的释放和企业创新，是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有效方式。
中央改革。在确立经济为工作重心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三个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指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也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将为建设一个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础。
地方创新。1978年以后，在经济总体布局上，我国政府先后确立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措施，逐步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群雄并起，三极鼎立”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群雄并起”指的是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格局，“三极鼎立”指的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国际性都市圈。这样一种同时拥有多个增长中心的经济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多见，多样化远远超过美国经济。美国经济主要是以纽约—波士顿为核心的东部经济区，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以及以加利福尼亚为主的西部地区。
与美国三个经济中心相比，中国出现日本著名战略家大前研一高度赞赏的区域经济多样性。他认为，“放眼当今天下，世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如此众多不同的经济中心。大部分亚洲国家实际上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如首尔、雅加达与曼谷，即使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主要以东京为主。”中国大陆目前拥有166个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而且各自拥有独特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6大经济圈。中国已形成多个经济中心增长模式，各有千秋，分散了经济整体风险。
个人创业。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给了每个人几千年都没有的机遇。个人商业才干在过去30年里得到了培养和唤醒，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从农村向城市，从沿海向内地迅速展开。创业激情和活力挣脱了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与桎梏，茁壮成长起来。从1989年起，民营企业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中单列为“私营企业”课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为“私营企业就业数”。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97年民营企业数为96.1万户，2006年达497万户，2008年接近700万户，2014年达1000万户。
应该说，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用制度创新适应生产力革命，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制度下完成的。中国改革的“供给三驾马车模式”，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既有中央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的创新，还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在中国的“供给三驾马车模式”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很多，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经济改革是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核心是大规模经济体制转变，如果只有中央政府推动经济改革，那么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试验范围会受到大大限制。此时，用分散区域经济来减少整体性风险，允许地方创新和个人创业，制度供给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其他经济体制，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