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阿根廷债权人没有收到该国2001年违约后经历重组的债券的半年利息。几天前，阿根廷在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存入了5.39亿美元。但该银行无法把这笔钱转给债权人：美国联邦法官葛里萨（Thomas Griesa）判决，在连本带息足额偿付拒绝重组的债权人之前，阿根廷不能偿付接受重组的债权人。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愿意也有能力支付债权人，却被法官阻挠。媒体称之为阿根廷违约，但Twitter标签更加正确——“葛里萨违约”（Griesafault）。阿根廷履行了其对国民和接受重组的债权人的义务。但葛里萨的裁决却在鼓励高利贷行为，威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也践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资不抵债的债务人需要从新开始。
主权违约是一个常见现象，原因多种多样。就阿根廷而言，2001年的违约起因是20世纪90年代积累了太多的主权债务，而这又是拜“华盛顿共识”所赐。债权人相信，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经济改革能让阿根廷走向富裕。这场实验以失败告终，阿根廷也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衰退从1998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最终，创纪录的57.5%的阿根廷人陷入贫困，失业率也一飞冲天，达到了20.8%。
阿根廷通过两轮谈判（2005年和2010年）重组了债务。92%的债权人接受了新协议，并获得了与GDP挂钩的替换债券。对阿根廷和接受重组的债权人来说，这一新协议相当成功。阿根廷经济实现了腾飞，GDP挂钩债券的偿付情况也非常不错。
但所谓的兀鹫投资者看到了攫取更大利润的机会。这些“兀鹫”既非阿根廷长期投资者，亦非认为华盛顿共识能够奏效的乐观派。他们无非是投机客，在2001年违约时猛冲下来，以面值的几分之一从恐慌的投资者手中收购债券。然后，他们把阿根廷告上法庭，要求获得100%的债券价值。对冲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Elliot Management）旗下的NML资本公司在保罗·辛格（Paul Singer）的带领下于2008年花了4,800万美元购买这些债券；根据葛里萨的裁决，NML资本公司现在应该获得8.32亿美元——回报超过1,600%。
如此高的回报部分是因为兀鹫投资者要求获得过去的利息，而对一些证券来说，其中需要包含国家风险溢价——当违约概率较高时，债券发行就必须提供更高的利率作为补偿。葛里萨认为这是合理的。但是，从经济上讲，这毫无意义。当一国为其债务支付风险溢价时，这意味着违约成为可能。但如果法庭裁决一国永远必须偿付债务，就不存在需要补偿的违约风险。
根据葛里萨的要求实行偿付会毁掉阿根廷经济。MNL资本公司和其他兀鹫投资者只占债权人的1%，但总共可以获得15亿美元。其他坚持抵制的债权人（占债权人数量的6.6%）可以获得150亿美元。而由于债务重组规定所有者接受方案的债权人都可以要求与坚持抵制的债权人相同的条件，因此阿根廷可能会因此多付出1,400亿美元。
这样一来，每个阿根廷都背上了3,500多美元的债务——相当于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若是在美国，这相当于强迫每位公民付出约20,000美元，而这笔钱几乎全部流入了少数企图榨干这个国家的亿万富翁的腰包。
不仅如此，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存在使得兀鹫投资者还有进一步获利的可能。CDS相当于违约保险，在债券无法偿付时赔偿持有人，它可以产生巨大的回报，不管债券是否被偿付——从而刺激持有人达成协议。
7月30日，兀鹫投资者发动了一场恐吓行动。他们说，13年后的第二次违约将是阿根廷的一次重大退步，威胁到脆弱的国家经济。但他们的论断有一个前提：金融市场无法区分违约和葛里萨违约。幸运的是，金融市场有这个能力：不同类型的阿根廷公司贷款的利率并未对此事件产生反应。事实上，7月30日的借贷成本低于全年平均水平。
但是，最终葛里萨违约会带来高昂代价——相对于阿根廷，全球经济和需要外国融资的国家受影响更大。美国也会蒙受损失。美国法院已经成了嘲弄对象。一位观察家指出，显然葛里萨根本不明白此事的复杂性。大肆掠夺美国穷人的美国金融体系要把触手伸向全球。主权债务人不会——也不应该——相信美国司法的公平和胜任能力了。这些债券的发行市场会转向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