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将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
《环球财经》:去年日元在宽松政策下大幅贬值，令中国方面非常关注日本国内的经济前景，尤为关注当前日本的经济改革。“安倍经济学”已经射出了金融、财政前两支箭，您对第三支箭——经济改革的效果有何预期？
竹中平藏：事实上我今晚（6月16日——记者注）就要跟政府高级官员开会讨论经济改革的相关细节，日本如何进行改革、改革能否取得成功，这对日本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大家都知道，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第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三是经济改革。第一支和第二支箭考虑的是经济的需求方，即提供更多的钱去买东西。现在，扩张需求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首先通过央行宽松政策来制造通胀预期，促进了股市的繁荣，日经指数在2013年上涨了57%，是1972年来的最佳表现。另一方面，日元汇率也贬值了20%~30%左右。众所周知，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是有好处的，它起到了提高资产价格的作用，人们因此更愿意投资和消费，整体经济也就提高了。
第三支箭的作用与前两支箭不同，它要解决供给方的问题，即帮助企业提升效益，生产出好的产品，提高销售量。这方面不可能很快见效，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供给方问题是很复杂的，总体来说有四个方面尤为重要，也就是安倍首相提出经济增长策略时做出的承诺：第一是建设经济特区，在特区中放松监管规则以解放生产力，这是增长策略的关键，大概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来执行；第二是降低企业所得税，以便增加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增加劳动力，包括引入海外劳工，以及促进日本女性的就业；第四是退休金改革，日本的退休金总共有大约120万亿日元，如此巨大的资金运作起来很保守，只能买日本国债，现在希望能增加股票等多元投资方向，以提高回报率。我想通过安倍首相公布的经济增长策略，外界会发现这些改革都是比较彻底的。
日本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局面不同。尽管中国的增长率不像从前那么高，但实际上还是比西方国家高出很多。不过，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也会面临人口红利减少、经济发展趋缓等问题。日本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而且很严重，必须通过上面这些措施迅速解放生产力和提高生产效率。
中国改革需要速度和决心
《环球财经》：您在担任小泉政府的经济改革大臣期间，主导了很多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如银行体系坏账问题、邮政系统私有化等。现在中国也面临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请问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何建议？
竹中平藏：丘吉尔曾说过：增长会掩盖一切经济上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速百分比从两位数下降到7.5，可能还会逐渐降到7以下。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经济一定会暴露出一些过去看不见的矛盾，所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是必要的。
关于银行系统，一方面要解决银行自身的财务报表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作为银行负债部分的那些企业和个人的财务问题，否则金融风险会再次出现。整个改革需要漫长的时间。日本的教训就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拖得太久。在那以后我有机会见到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先生，他对日本银行如何处理坏账问题非常感兴趣，认真学习了我们的经验。后来他在处理美国金融危机时动作非常快，迅速使美国经济基本恢复到原有的轨道。所以在银行改革上，日本的拖延使得问题严重，美国的经验相对来说比较成功，我想中国可能需要更加果断和迅速的行动。
有一个问题我想特别指出，金融领域存在大量的技术问题，如现金流折价、资产的评估等，都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操作，而日本的政治家们对这些东西是不了解的。所以日本得到的另一个教训就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当然要负起责任，但很多技术性的问题还是要交给专业人士来负责。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我们选择邮政体系进行私有化，因为它是日本最大的国有企业，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对它进行成功的改革，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会比较积极。邮政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一般的日本国民看不见它的问题，而了解问题的内部工作人员都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进行改革。我想中国可以从这件事中借鉴的经验是：要进行国企改革，政府高层领导人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判断力，才能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成功推进改革措施。
总而言之，中国的改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建议是:第一，速度要快；第二，高层领导人要有足够的决心。
《环球财经》：三年前，您曾在中文媒体《财经》杂志的活动中谈到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日本可以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起到协调作用，能否请您更深入地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竹中平藏：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由政府来主导，一种方式由市场来主导。这两种方式很难分出优劣，市场主导有时会失败，政府主导经常被认为缺乏效率。我认为应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方式:当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时候，政府起的作用应该大一点；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应该市场化多一点。
具体到不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绝对标准。比如美国的AMTRACK（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就是国有企业，因为铁路的市场化即便在美国也很难。而中国的很多私有企业都十分成功。在日本，由于历史的原因，总体来说是政府的作用比较大，所以我主张改变政府的职能，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都不做，当出现重大问题例如金融危机时，还是需要政府出面强制性解决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21世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创新，如果经济没有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中是不会成功的。美国的创新力量这么强，与其经济制度是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和中国都应注意，尽量让民间的创新力量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环球财经》：现在，美国和日本就《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在进行谈判，这是否意味着与中国相比，日本在经贸合作关系上将更倾向于美国？
竹中平藏：在TPP问题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国际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对每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美国在推进TPP，中国也在推动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见贸易自由是一个共识，大家都在搞。日本在这一波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其实起步比较晚，进展也比较慢。当日本刚开始与美国谈判时，就只剩TPP这一种选择，因为美国当时已经决定不再推进双边贸易协议了，而是想把多个国家都纳入TPP的框架内。
在TPP谈判中，我们都很明白，美国自身根本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实际上也有很多限制。美国要保护自己的汽车业和纺织业，日本要保护自己的农业，所以美日TPP的最后结果不仅将是日本的美国化，也会带来美国的日本化。千万不要认为TPP里日本就要完全听美国的，只不过美国的经济体量大一些而已。
中国希望以“东盟10+3”的方式来搞亚洲的自由贸易区，日本对这件事也十分积极。参加TPP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做别的，日本也很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建立起整合亚洲的统一自贸区。
中日之间应重视知识分子交流
《环球财经》：中日外交关系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降入冰点，特别是购岛事件、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几个问题，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局面，您认为这将对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
竹中平藏：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岛屿争端这个问题，如果在两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做调查，恐怕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观点。领土问题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邓小平是一位很有智慧的领导人，他说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可以留给后代，他们比我们聪明，让他们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靖国神社问题非常敏感，其实那里并不是专门祭祀战犯的地方。我的曾祖父是在日俄战争中死去的，他也供奉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当大臣的时候也曾去祭拜过。我并不是去祭拜战犯，只是拜我的曾祖父。这个问题需要双方花很长的时间来沟通，目前来看要取得共识比较困难。
我想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民间的沟通很重要。二战中日本和美国也打过仗，造成惨重的伤害，但后来美日关系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战后日本派了很多人到美国去学习，美国也设立了像富布莱特奖学金那样的制度鼓励外国学者赴美。之后也有美国学者到日本搞研究。也就是说，日本和美国之间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较密切。而日本和中国之间最先恢复的是经贸关系，企业之间打交道比较多，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明显不够。因此我认为要修复中日关系，需要知识分子之间，特别是青年学者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的交流机制，这也是双方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十几年前，我陪同小泉首相参加了2002年的博鳌论坛。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与我们私下会面时，问道：你们是否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会对日本造成威胁？小泉首相当场回答说：不会，相反，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是有好处的。我赞成他的这个想法，现在也没有改变。
《环球财经》实习记者王品月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