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转型的深水区，从改革方法论而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这必然内生着对科学决策、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结合的要求，如此，智库在此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出了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并将其制度化，从而更好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决策咨询制度重要性的认知。
准确把握“智库”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内涵，对于今日之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时代周报采访了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
供求脱节背后是制度对接难题
时代周报：在你们看来，在改革的使命与当下的环境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韩方明：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性将直接决定智库所提供的思想产品的质量与智库的社会声誉。这就要求智库在发展中既不能依附于权贵，也不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能被社会舆论所绑架，要为国家与社会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思想产品，自身也要发展成相对稳定但又独立运作的思想机构。
其次，要树立创新性的专业研究领域。对于不同的智库而言，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实力和研究特点确立本智库的研究领域，避免大而全。对于后起的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而言，选择一个创新性的专业化领域非常关键。同时要树立现代管理意识，积极与世界上成熟的智库模式接轨。
最后，要实现官民互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离不开智慧的推动，智慧并没有官民之分。官方智库在资金支持、研究力量、对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而非官方的民间智库也在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与运作机制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两者既存在竞争也有着合作的潜质，全面改革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多元的思想可以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王文：第一，政治上，需要一个充分推动目前政策的民主化的智库。社会上，充分倾听社会的民意，但是表现出一种专业化的声音的智库。经济上，要有一个客观中立公允的智库。知识上，需要一个更加有问题导向、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的智库。但是，我认为需要这样的智库，不代表就会有这样的智库，因为很难。
时代周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决策咨询制度”方面，你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制度如何才能“建立”，以及如何“健全”？
韩方明：古人云：“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目前，我们国家的决策咨询制度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虽然很多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也出了很多积极而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但是却难以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接，以致在智库与政府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的默契，出现了政府口渴，但是送水的智库却投报无门的情况，从而造成知识与思想资源的浪费。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一个供求脱节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推动相关决策咨询制度的建设，打造政策分析市场，为智库产品提 供一个有效的应用平台；另一方面，智库要以社会发展和国家需要为基本的立足点，来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思想产品。从而实现供需平衡，完成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对接。
王文：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智库本身也有问题，有些学者不够严肃，哗众取宠，干扰整个决策的过程。当然他们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回过头来讲，很多学者是有很大问题的，有责任的学者、有能力的学者实际上还是少数。
从机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需要上下结合，从上面讲要有这个意识，现在也有了，从中间的政府操作层面，要有这样的机制。从下面—即思想的产业链下游—来讲，当然是智库层面，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有这样的能力。要说这个决策机制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三方都要努力。要有一个战略眼光、敢于推动改革的高层领导，中间还要有奋发有为的官僚团队（“官僚”在这里是中性的意思），下游也要有一批真正有能力的智库，只有这样“决策咨询制度”才可谈得上建立和健全。
警惕智库概念泛化
时代周报：凡事必有利弊，智库受到中央高层重视，利的方面自不必说了；但是不是可能出现“弊”的方面，比如，会不会出现惯常出现的“智库大跃进”，甚至会进一步把中国智库的名声搞臭？
韩方明：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历史上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如今智库的发展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充分重视，对于智库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推动力，不仅使智库发展和智库研究迈入了快车道，同时智库这个概念也正在深入人心，普通公众都在谈论智库。不过，我认为这并不会出现所谓的大跃进。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与几十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上已经有所不同，当前国家的发展更加务实求真，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同时国家的法制建设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社会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制度规约，从而不会轻易出现以往那种知识语境；另一方面，虽然智库自身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是已经具备了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与天下情怀，不会夜郎自大与闭门造车，加之国外智库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所以对于智库自身来说还是有着较理性的发展思维的。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双面向的，大跃进的趋向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所以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做好防范。
王文：这一点说得很对，不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在中国，名称带研究的研究院至少要20万家。目前，中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都试图建智库，这种心愿与决心是值得鼓励的，但从我们的美国调研的情况看，学术研究机构与智库有明显不同的分工，前者注重学术创新，偏于基础性研究，后者注重影响决策，长于应用性研究。目前中国许多研究机构想两者兼得，到头来可能都无法兼顾，出现“两不像”、“双荒废”的结果。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智库要立足于现实议题，依托理论基础，发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而通过种种渠道与传播方法，构建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完善力。中国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在高校）都不具备智库的功能、架构，片面泛化“智库”概念，反而有可能出现教育与研究资源浪费、离谱观点贻笑大方、高校与学者形象均受损等风险。“为了学术”与“为了政策”是美国知识界相对清晰的两类功能，中国切不可混为一谈。什么热，做什么，这是中国社会一贯传统，当然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但也不能用“大跃进”来讲，这其实也很正常，应以平常心待之。
时代周报：不管怎样，“智库”这个概念，势必会越来越热。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一提法中，“特”在何处，“新”在哪里？
韩方明：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强调“中国特色”，这是横向的发展要求，意味着我们的智库发展是要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而不能一味照抄照搬 西方的智库发展思路，这样便脱离了我国的实际。要以中国的全面改革与社会发展作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推动知识深化体制和思想产品的创新，努力打造中国学派， 传播好中国声音。再就是“新型智库”，这是纵向的发展要求，即与人类历史上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思想产品提供者相比，我们要有所创新，不仅在研究内容 上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发展思路都要有创新。新型智库不同于智囊团，智库一方面是为政府或者相关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与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产品的独 立性与客观性，而不是一味迎合服务对象的偏好。
王文：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由智库来引航。20世纪美国的崛起基本与美国智库的发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智库必须贴近本国国情发展，避免美国智库当下广为诟病的政治游说化、极端立场化等倾向，但美国智库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转化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借鉴，我认为，与难以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的传统中国智库相比，如果用四个词来概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备的功能，那就是“咨政”、“启民”、“伐谋”和“孕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智库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政府、国会、法院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五个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运营模式。
国家重视和社会认可保障民间智库发展
时代周报：民间智库地位和功能如何？目前来看，民间智库发展的困境是什么，如何才能克服？
韩方明：从基本已经进入了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民间智库三位一体、齐头并进的新阶段。随着公民社会以及基金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发展，民间智库在整个智库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国家重视和社会认可是民间智库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这样的时代发展需求给予民间智库大好的发展机会，从而也具备了较多的活力。相比而言，官方智库在资金支持、研究力量、成果效益等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其所掌握的资源和影响力是民间智库所不能比拟的。但是，由于其官方立场和在某些领域的局限性，为非官方色彩的民间智库提供了更多可资开拓的灵活空间，民间智库研究成果的中立性和批判性，更容易为各界所接受。可以说，民间智库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理论的探索者，决策科学化的推动者和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对改革自身来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兼收并蓄才能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不过以上也决定了民间智库在与官方智库的生存竞争中，各类硬性指标并不占优势，软硬条件的局限也会让民间智库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也正是这种主客观的多重原因，民间智库的发展依然不是中国智库发展的主流。所以，综合来看政府主导的官方智库短期内仍将是国内智库的中坚力量，民间智库所面临的诸多发展瓶颈在某种程度上让它们依然处于内在的“小时代”。要解决这类问题，政府要为智库发展创造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逐步改变官方思想库垄断 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并采购高质量的民间智库思想产品。
时代周报：95%的美国智库是独立的，与个人合作，不接受政府资金，而中国可能是恰恰相反的（这并不是说就必然不好）。如何看待中国大多数智库的体制属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韩方明：独立性并不是说要游离于政府之外，或者处处与政府作对就是独立。政策研究的独立性要求的是智库要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最终成果不是捆绑于其服务对象偏好的嫁衣，而是要有着独立的“品格”的思想产品。西方那种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库模式也并非就是好的。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不是意味着必然会成为政府的传声筒，而不接受政府资金的独立智库也不一定就是与政府对立的，美国诸多知名的智库虽然不接受或者接受很少的政府资助，但是其出品的思想产品也并非就是反政府的。
当然了，如果有着浓厚的政府官方背景，其思想产品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或多或少的官方色彩，要保证智库不会成为政府权力寻租的工具和传声筒，就要完善智库的运作制度，加强智库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也就是意味着，作为思想产品的最终受众，政府自身要将自己关在笼子里，确保不会直接干预智库的独立研究。
王文：国内不少舆论认为，真正的智库必须“独立”。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此“独立”非美国智库强调的“独立”。美国智库不但不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反而时刻展示自己与政府具有如何紧密的关系，如炫耀其成员大量通过“旋转门”进入或来自政府，资金大量来自政府（CSIS2012年度预算中21%来自政府）。美国智库提倡的“独立性”，并非指与政府毫无关系，更非永远批判，而是指他们的基本立场相对“独立”、学理逻辑与论证的客观，以及他们在出台政策报告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独到观点，但其研究产品最终指向都是希望影响与改变政策。可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
安全问题是对智库和政府的双重考验
时代周报：研究的独立性只是智库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此外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人力资本。你如何看待中国智库发展过程中的人才瓶颈问题？智库型人才要如何培养？
韩方明：人力资本的确是智库发展的关键要素。目前国内智库发展很大的一个瓶颈就是人才短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人才断层严重，很多智库虽然有着庞大的研究团队，但是青黄不接，很多研究人员年龄已经偏大，缺少青年学者的参与，这种人员结构极易造成思想僵化和创新不足；再就是学缘结构搭配不合理，缺少跨学科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其思想产品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智库虽然建起来了，但是依然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团队便没有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么缺少政策支持，要么缺少资金，要么因为地缘条件等客观限制而无法吸引相应的人才等。人才是智库发展的生命线，没有良性的人才结构的智库终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概括起来就是，就是要“接地气，有人气”。
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智库人才的培养有着较高的能力要求，单纯只会应试的年轻人是难以承担起这个担子的。不过，好在大多数年轻人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之后，已经可以接触到更加多元和多样的知 识与培养模式，在大学阶段重塑“独立之思想”并不算晚，所以我们也看到当前在我国的诸多智库已经崛起一批学术新星，他们大多都是在国内接受教育，但是却已 经在智库的发展中崭露头角，这是值得欣慰的。
王文：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智库学者在中国太缺少了，不是随便一个学者就能当智库学者。智库型人才，第一个必须要有统合能力，比如我们金融研究院，还包括有大量媒体、政府、互联网、法律等。所以，第一需要有知识的统合，第二还要有情怀，把这个工作当成打工，那不行，智库学者必须要有高度的对这个现实和国家的一种情怀。所以我说智库学者有“三条命”，普通人只有一条命，那就是性命，优秀的人还有一个命，是生命，智库学者我认为还有第三条命，即使命。
时代周报：中国智库要想良性发展以及成为国际顶尖智库，就离不开开明的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合作，尤其是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方面，如何权衡知识优化与信息安全或数据安全之间可能的冲突？另一方面，在一些国际场合，如何应对可能会触及的一些政治敏感性问题？
韩方明：智库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类威胁与挑战。如前面所讲，中国智库的发展不可能闭门造车，要积极拓展跨领域、跨学科、跨国界的合作与交流，这就必然会出现诸多难以预知的问题。这不仅是中国智库所面临的问题，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智库都会存在这一困惑。
安全是智库生存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安全，那么智库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尤其是相关研究领域涉及较为敏感领域的智库，面对的这种挑战更加直接。 在面对这种可能的冲突时，一方面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不仅将信息或数据安全作为智库存在与发展的生命，同时要时刻将国家安全作为依归，这是最高的法则。
政治敏感性问题并不是洪水猛兽，面对这些问题逃避不是办法，但是要注意应对技巧。敏感性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它存在的时代语境，遇到这类问题，既要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还要积极寻找应对之策，解决之法，而这正是智库之所以为智库的根本所在。
王文：关于信息安全或数据安全，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冲突，比如说要有保密意识，等等。那么，怎么样处理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不要过于敏感化，很多时候的确是自我敏感化了。一方面，这在高度考验智库学者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平衡能力。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考验官方对于智库的包容力、包容度。这在现实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