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3日公布二季度经济数字，二季度GDP年率大减6.8%，经济复苏速度低于预期，令市场对“安倍经济学”信心减弱。
安倍经济学的开局不错，通过其倡导的货币扩张和财政支出，日本经济恢复了增长。然而，这是一个通常的景气变动周期的上升阶段，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安倍经济学的双重目标（即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整顿）一定会实现。
安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安倍经济团队中的著名经济学家们为此已经争论了十多年，既然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它就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得以解决。2001年以来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已经被证明是无法解决通货紧缩问题的，他们于是得出结论：日本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仍然是不够彻底的。因此，他们促成了安倍经济学采取更具扩张性的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QQE）（注：量化宽松是指央行通过购买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压低资金价格。质化宽松是指央行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构成，购入更多流动性较低和风险更高的资产，以降低市场上的资金价格）。
他们似乎并未注意到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停滞。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引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的话来对此进行解释。汉森在1930年代声称美国经济处于长期停滞中，因为消费已经相当饱和，而投资机会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用尽。在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和2008年危机之前的美国经济泡沫时期，物价保持着稳定。这正是“慢性需求不足”的征兆。由于自然利率（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利率）远低于零，即使零利率对经济而言也是过分高了。保罗•克鲁格曼称之为“流动性陷阱”状态。流动性陷阱是指当一段时间内即使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场参与者对其变化不敏感，对利率调整不再作出反应，导致货币政策失效。这并非一种临时势态，而是一种“新常态”。
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一直在尝试通过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2%以使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降低到零以下，这样投资活动可能会受到激励。同时，他也想通过购买空前规模的政府债券来保持较低的市场利率。
我想指出他的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的两个内在风险：
首先，通货膨胀必定导致更高的利率。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佐藤健祐在二月份说，“在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退出之前，长期利率很可能上涨”。如果确实如此，这将大大增加政府债务的利息支付，并将严重妨碍政府的财政整顿。2014财政年度的利息支付已经高达10万亿日元（相对应的利率处于历史最低位的1.2%），这已经占到总支出的10.6%。
第二，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会引发泡沫。我将泡沫定义为“陶醉于在不可持续的程度上用尽将来的需求”。有趣的是，据报道说，日本银行副总裁岩田规久男称通货紧缩是“把支出推迟到未来而引发的总需求的收缩”。我们或许可以将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视为这样一种尝试，把被推迟的需求和未来的需求都转化为当前的有效需求。这可能一时有效，但是最终将导致新的泡沫。
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格夫研究了发生在8个世纪中的66个国家的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并发现了一种繁荣和萧条的特定模式。在危机发生前的十年中，信贷激增促使了资产市场的繁荣和总体的沉醉。危机后的调整过程也具有相同的规模，并且也将持续整十年。长远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长达70年的波段，从二战造成的破坏到重建，再到全球经济增长、大泡沫时期，直到最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
人口减少将使得日本的困境更加恶化。萨缪尔森认为自然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但保罗•克鲁格曼说，“事实远比此更复杂，但我并不认为诸如这样的猜测是愚蠢的：人口增长率下降多少，会使得实际利率降低相等的幅度。”他接着说到，日本萎缩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能是其长期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
汉森在1930年代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边界并非由其国境线所决定，而是由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机会所决定。在8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和日本都在寻求扩展它们的全球经济边界。东亚和中国自然是在日本的经济边界之内。然而，当前的中日冲突妨害了彼此的经济活动。中国迫切需要经济改革，而日本迫切需要经济复苏。两国根本无法承担彼此对立所带来的后果。经济逻辑要求一种更加合作的外交关系。
安倍经济学是旨在达到持续增长和财政整顿的综合性的长期计划。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的两个内在风险——过早的利率上升和经济泡沫，可能使其陷入困境。因此，为了防范这样的风险，就必须纠正安倍经济学过分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货币政策在其增长战略中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义，否则就太晚了。日本拥有的时间并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