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们越来越视经济民主为左翼的“大概念”。虽然其基本的内核———经济的各部分应该受民主监督———并不新颖，但是经济民主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式、作为相对密切且内在一贯的批判和改革行为体的出现，却是新的、有意思的发展。我们可以在100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代找到关于经济民主的一些表达，如科尔(G．D．H．Cole)就认为“民主原则不仅仅主要应用于社会行动的一些特定领域，如人们所熟知的政治领域，而且还应用于社会行动的任何领域及每一种形式中，尤其要充分应用于工业和经济领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然而，只是在近期，经济民主才开始作为一个具有自身意义的政治标签和政治工程出现。
对于经济民主的关注处于一个历史高点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这一词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逐渐成为那些寻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替代的人们的旗帜或者着力点，他们不为社会民主主义所鼓舞、也对国家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最近十年的反全球化运动尤其是近期的“占领运动”已表明有大量的人加入这一阵营。特别是“占领运动”，从纽约的一个小抗议发展到全世界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这表明，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迅速提高。在这一运动的方向与目标尚不明确的同时，经济民主似乎成为这一新社会运动的具有导向性的概念之一。
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处于历史最高峰，这一点甚至在主流社会中显得更为突出，从街头的“占领运动”到奥巴马对不公正税收的狡辩，再到奥朗德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作出的75%税率的承诺。经济不平等以一种多年未有的方式处于政治日程之上。这为经济民主概念获得吸引力提供了巨大的潜能，因为其理论基础是挑战不平等，它是通过主要经济机制本身的制度民主化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事后再次分配的旧方法。对不平等的普遍关注意味着从经济的视角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民主有潜力成为21世纪左翼的“大概念”，主要原因有两个： (1)尽管经济民主通常被认为仅与工作场所有关，但实际上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实际上，对经济民主的最好的理解是视之为对经济的全面批判以及包含一种替代方法的全面的视角。因此，本文旨在对经济民主作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的主要方面进行回顾。(2)经济民主为挑战不平等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通过代表，尤其是通过直接参与经济决策机会的增多而带来的民主问责制的发展是一种纠正结构不平等的特别重要的方法。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经济民主的主要构成要素，突出其支持者视为进步和创新的那些领域，指出了当前限制民主化发展的主要障碍。第二部分强调对于经济民主的几个主要批评，并研究了对这些批评的反应。第三和最后一部分表明经济民主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如何在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的整体视角中结合在一起的。
经济民主的构成要素
那么“经济民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乍一看，这一名词似乎像一个不协调的并列，因为人们通常会分别视“经济”和“民主”为完全不同的两套制度。但这恰恰是“经济民主”有意思的地方：它为思考经济公平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多方面的跨学科结构。经济民主的标准概念在于它是关涉工作场所的治理。的确，大量有关“经济民主”的学术研究不是对作为整体的经济的研究，而是集中于工作场所研究。因此，达尔(Dahl)在其有影响的论文《经济民主的前言》集中讨论了工厂民主，其他学者，如埃勒曼(Ellerman)、阿彻(Archer)、乔治(George)等，也是如此。但是，我认为，“经济民主”这一名词不应仅仅界定为“经济权力”应该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东西负责这一基本观念，而应具有更广泛的衍生内容，这样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与仅仅将这一名词用于工作场所相反，视经济民主为思考其影响不同的人以及这一权力能否或应否负责的方式的宽泛的框架，更好理解。在这一框架内有大量能够讨论的问题：从加利福尼亚的退休金资助实践，到阿雷格里港的参与预算。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的问题是有用的：工作场所、金融、投资和市场机制。这些领域构成经济的主要基础。工作场所、金融、投资机构是经济产生影响和具有权力的主要场域(市场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而是我们的分析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即使“经济民主”仍然是一个相对少见的视角，它还是提供了一种一些人感兴趣的方法，这些人不仅看到当代经济中商品的分配和流动这些现象，同时也认识到权力关系和冲突的自由的存在———政治———正好存在于经济的表面之下。
工厂民主
西方民主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那就是多数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情形很少———通常每四年左右投一次票———然而，也正是这些人常年每周40个小时在不民主的社团度过。很多情况下大的公司比小市镇还大。例如，在中国龙华的富士康公司就雇佣了30万人。的确，就财富而言，最大的公司比很多国家所掌握的财富还多———沃尔玛就比巴基斯坦大；艾克森比新西兰大。这种情况下，设想公司行政领导拥有比小市镇的市长更大的影响力并不牵强，然而我们却倾向于简单地认为后者的影响力更大。我们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呢？查尔斯·林德布卢姆(Charles Lindblom)对这一难题进行总结，他说：“大的私人企业令人奇怪地符合民主理论和视角。实际上，它并不适合”。
持经济民主论者倾向于认为工厂以一种类似于市镇和国家统治市民的方式统治着工人，所以它们应该在与市镇和国家相类似的基础上被民主化。希望在于，就像政治民主在19、20世纪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样，经济民主在21世纪也该如此。达尔非常有力地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民主能够合理化国家的统治，那么它也必须合理化经济企业的管理；也就是说，不能合理化企业的管理意味着它也不能合理化国家的统治。”从实践的角度，支持者认为，一般而言，工人应该在是否愿意将他们的工厂转变为工人合作社方面具有真正的选择权，在工人合作社里最终权威应掌握在实行一人一票的平等主义的会员大会手中。小的公司能够进行直接决策，而大的公司则需要代表性民主。支持者认为，工厂民主将带来当代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所缺乏的许多好处。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工厂民主提供了大大减少不平等的可能。首先，一些提倡者指出工厂民主能够允许更多平等的自由的可能。这包括由问责制所导致的消极的社会保护的自由———能够选举并代替其管理者的工人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以防止专横跋扈的管理者。另外，工厂民主提供能够自决的积极的社会自由的可能性；它授权那些想参与管理的工人，平等参与决策并对其公司的发展方向表达意见，从而减少经常伴随管理不力的异化和去民主化。当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人从保护其利益的工会获得了一定的消极自由，但即使它们运作良好，工会本质上也是防御式的组织。它们的存在可以弱化工作层级，使不平等处于可容忍的范围，但它们不能改变工厂的管理，也不能挑战谁是最终的控制者。正如科尔所说，工会为工人提供了一个制动器，而不是方向盘。它们保持工人在历史上的乘客位置———不能亲自掌握方向盘，只是在紧急时刻拉手刹。相比较而言，合作社(运作良好的话) 是工人自我管理和自我决定的组织。它们不仅仅是防御性的，而且是积极的，能够使工人有权力为自己掌舵。
然而，指出自决的自由来自直接的、面对面的参与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小规模成为必要。这是自决自由在政治领域内如此不同寻常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广泛传播的工厂民主有如此潜能的原因之一：有着成千上万小公司的经济，以一种政治场域内不可想象的规模与范围，为民主参与以及有意义的自我管理提供了沃土。比如，2005年美国总共有598万家工厂(包括多于1人的) 。其中，536万家少于20个职员。也就是说，90%的美国公司少于20人。因此，有着成千上万小公司的经济为民主参与提供了无限沃土。所以，对参与民主有兴趣的研究者和活动家有各种理由集中研究发展工厂民主。
工厂民主的另一好处在于它能大大改善物质不平等的情形。关于工人合作社的最为有力的事实之一是它们的工资规模比传统的公司更为压缩。在合作社有着从完全平等到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比为6∶1的工资规模的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首席执行官与最低收入者的工资比则达至15∶1，而一般美国的首席执行官能拿到平均工资的300倍，2000年这一差距达到了531∶1。一般来说，合作社的最低收入者在一个资本家公司中挣得更多，而管理者则挣得少很多，但是他们因公司在其他方面是值得的而留下来。
工人逐渐发现在工人合作社工作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即使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这正是人们希望从伴随工人—主人关系而产生的责任中所期待的。除了这些主要的好处之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工厂民主所带来的对工作更严格的控制对于人类的健康更好，同样对环境也更好。
有很好的证据表明，所有这些积极的好处都是可能的，而不认为它们是必然的，这也很重要。民主化的好处是真实的，而它们也能轻易地被一些非正式的和潜藏的层级所削弱。就像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在建构合适的工厂结构和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好处的获得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和注意的进程。
那么，什么阻碍了工厂民主的发展呢？下面所记录的证据，建立在一般合作社和资本家企业一样有效率的基础之上。它们特殊并不是因为任何天生的无效率，而是因为就绝对数字而言它们是少的。阻碍工人合作社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成立工人合作社所需的财富不足和融资机会、实施可持续立法结构的困难、在道德规范方面教育和训练的缺乏以及合作社事业所需的技术要求。所以，便于向更多的工厂民主转型所需的重要改革包括：(1)金融支持。比如，通过从一些独立的公共或者合作社银行的最好贷款，或者通过税收减免优惠； 比如，税收减免这一优惠办法的使用使委内瑞拉的合作社从1998年的800个增长到2006年报道的超过10万个，共150多万成员。(2)合作网络的建立。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合作社，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等，都是合作网络，它们能为其成员提供教育、训练、技术、职业指导以及内部合作的机会，提供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竞争所必需的经济规模。
金融民主
金融是指公司(私人的或政府的)对作为信贷的储蓄的调用。它一般被视为借款。金融的主要(非政府的)来源是银行、股市和债券市场，在过去的30多年里，随着金融公司的财富超过那些非金融公司，金融从当代资本主义的边缘发展成为中心。2008—2009年的大衰退很清楚地显示了金融在我们社会的中心地位：随着银行开始破产、信用冻结，公司不能获得贷款而走向破产，失业飙升，政府税收骤减。的确，金融系统的功能对于经济体制的整体健康是如此重要，所以西方政府抛出天文数字般的金钱以纾困它们的银行，稳定它们的金融系统。大卫·麦克纳利(McNally)估计这些救市资金数额约为20万亿美元。
经济民主的拥护者清楚地表达了对当前金融系统进行民主批判的三个理由：一是它不能为信贷供应提供值得信赖的公共服务；二是它在为公民提供关于金融如何分配的民主审查意义上不能负责；三是当前的体系给予私人金融家比国家政府和国家议会大得多的权力。最后，这一观点的基础在于金融市场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对民主主权是有害的，因为民选政府所推行的进步政策能被大量的资本流动、汇率冲击和贷款冻结所削弱。密特朗治下的法国经历了一种版本；1997年亚洲危机中的马来西亚经历了另一版本。
认为私人金融家不能为可靠的信贷提供必要公共产品的批评者倾向于发展一种大众银行。这一想法是受税收资助的公共银行按照更广泛的社会标准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原则，直接将信贷投向贫穷社区或资助环保企业这样的地方。另一方面，认为金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不能提供充足的问责的批评者提出一系列改革，从发展信贷工会到养老基金的民主化。自从德鲁克(Drucker)指出当今养老基金所控制的巨大财富以后，“养老基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激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这一想法是，如果当前的养老基金立法得到放松，工人民主地商讨他们想资助的项目种类；他们能从事不同类型的权衡和协调，以代替当前准许年金受托人最大化其回报从而禁止从事对社会负责的资助这样的体系。
然而，在认识到这些想法是有可能的同时，认识到它们也面临困难是很重要的。公共银行冒着腐败和寻租的风险；大的信用合作社冒着与私人银行没有区别的风险；一个民主的退休基金只冒着工人自己退休储蓄的风险资助社会工程。另外，在理论层面存在更深层的问题，改革的这两个途径以相反的方式削减。公共银行，比如密特朗时期法国银行的国家化，或者用于指导国家发展的东南亚银行，不可能对人口负责。实践中它们已经高度技术化，只对政府的最高等级负责。另一方面，信用合作社和养老基金，在更可能负责的同时，是私人组织，所以必须在市场中进行竞争；这意味着它们不能进行更广范围的社会服务———尤其在一定程度上做诸如为穷人或者环保企业提供资助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盈利的。因而，也许需要的是一种既有公共性又有民主意义的新型机构———一种去集中化和民主化的公共银行或者公共资助的信用合作社。很清楚，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验。
就金融家对国家民主决策的威胁而言，最基本的反应是某种资本控制。资本控制，从较轻的金融交易税到政府对使用外汇的全部控制，有着有趣的历史。二战后资本控制非常普遍，几乎每个国家都广泛地使用它们。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它们是不好的东西，但在最近几年，很大程度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它们逐渐又变得时髦了。的确，在一个惊人的政策逆转中，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逐渐赞成在特定案例上使用这一方法。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冰岛等，单方面地实施资本控制以保护其免受金融动荡的影响。甚至在欧洲处于引入金融交易税的边缘，至少部分地是在向金融“车轮撒沙子”。
关于资本控制缓慢发展的一般批判很容易避免，并导致腐败。当这些批判很严重时，它们不是致命的。当证据超过它们的实用性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逐渐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战略性地、灵活地运用资本控制，那么资本控制能够提升金融的稳定性(它促进增长和避免与金融危机相关的大量成本) ，它们能被最终有效实施，也许最重要的是在保护民主主权方面被视为有效。
当然，这里提到的所有改革建议在实施时将面临巨大的障碍。金融部门是如此强大以至在因金融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后，看起来它们能避免所有的管制。部分的问题在于与在工人合作社内有着清楚的民主替代模式的工厂民主不同，这里没有一个明显的能够逐渐挑战银行和股票市场的私人金融机构。然而，金融格局不完全缺乏民主替代。信用合作社，其中一些被视为民主沙漠中的绿洲，已经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社区内扎根；它们能否以一种制度性的方式得到发展，也许要得到公共资金或民主化基金的支持，金融体制深刻转型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投资民主化
通过投资，积极的采购可以保持或提高生产力———比如，公司升级其工厂设备、购买更多的办公场所或者雇佣更多的职员。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投资的私人控制的方式是一个深刻的民主问题。一方面，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林德布卢姆所称之为的“公司的特权地位”；如果公司不进行投资，人们失去工作，以及由此导致的需求变得萧条和更多工作岗位的流失，使政府税收减少，从而导致社会服务减少———所有的这一切使经济开始崩溃。所以，如果进步的政府试图对经济进行调整，而私人投资者视之为严重威胁的话，他们将通过减少投资，进行“资本罢工”以迫使政府放弃其政策。这是智利的阿连德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所经历的。正如斯坦福(Stanford)所言，我们的经济依赖于将追求利润的私人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活塞。这意味着政府政策最终将是受限的，人民主权最终会被削弱，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政策不能公开寻求降低企业的利润或者信任。
另一方面，投资的私人控制是一个民主问题，因为它阻碍人们参加关于未来投资方向的积极的民主监督。这是一个重要的难题，因为明天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今天的投资。我们应该投资于购物中心和城郊公路，还是城市的密集发展和公共交通？我们应该建设机场或火车站吗？ 应该投资公寓或社会住房吗？ 从这一视角来看，主要的投资决策实际上是一些关于我们社会发展应该进行的更广泛的政治决策。因此，科恩(Cohen) 和罗格斯(Rogers) 坚定地认为，由于投资是社会未来的唯一保障，所以它必须是民主审议的话题。
投资决策怎样才能被民主化？在一个层面上，工人合作社的发展将意味着投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工厂内工人们负责而进行的民主化。但是，当然，在工厂内有发言权并不表明对经济领域内更广泛的投资模式有发言权。通常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是让国家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参与公共投资。然而，经济民主的支持者不止于此，他们认为公共投资需要被去集中化，以使之更符合民主的意义。这一情况能够发生的主要途径是参与投资，据此国家向地区或城镇分配资金，然后优先投资积极的社区审议所决定的事务。这方面的重要例子包括巴西的参与式预算和委内瑞拉的公社委员会。比如，参与式预算1989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开始出现。直到1999 年它对城市预算的21%(每年都多于8000万美元)的分配负责，包括近10万主要是低收入者的参与，从而大大改善了公共设施建设———尤其是饮水卫生、污水处理、道路、学校和住房。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也承认“参与式预算的进程给阿雷格里港带来很大的变化”。诸如此类的例子表明了参与民主在挑战谁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平等方面的潜力。
然而，即使现在参与式预算在巴西的140多个市镇存在，它也不能简单地复制于其他地方。经验表明，灵活性是重要的，而具有精确程序的、能确保普通人参与其中且不被地方精英所俘获的实验也很重要。委内瑞拉实验参与式预算的不同模式，但实验都失败了，最后它发现了公社委员会这一适用的模式。一旦确立合适的结构，在民主化投资方面的最大障碍将是可获公共资金的不足。公共资金越多，通过参与式投资调整不平等的空间越大。
市场体制民主化
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学者敌视市场的同时，经济民主人士的评价则更为微妙———视市场为一个坏主人，但是一个好仆人———认为市场机制是高度灵活的组织，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并因构建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施韦卡特(Schweickart)说：“无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市场拒绝主义都不是对经济复杂性现实的准确反映。”经济民主人士认为如果市场机制得到很好的安排，它将以民主的方式发生作用，允许人们用美元投票。考虑到几个关键的假设，市场体制使公司调整其生产以适应消费者的偏好。可以说，市场机制迫使销售商对市民负责，因为糟糕的服务或者质量差的产品将被投票否决。这是熊彼特(Schumpeter) 指出“不存在比市场更民主的组织”的原因。
与此类似，保罗·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经将市场机制的特征描述为一种巨大的选举机器，然而经济民主人士很快指出，如果市场机制是一种投票机器，那么当消费者具有同样平等的“选票”时它只是一个民主的投票机器。当前大量的不平等———比如，当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控制着国家财富的58.9%———对市场机制的民主潜力而言成为一种嘲弄。而改善市场民主要求物质不平等的迅速减少———但很清楚这不容易做到。不平等减少的最成功范例是北欧国家，在这些国家因福利体制而脱贫的穷人所占的百分比为81.3%，而相比较美国这一比例仅为44.3%。就不平等而言，瑞典通过税收和财富转移减少了36.5%的不平等，而美国仅减少了16.6%。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机制是高税收和普遍服务，强有力的工会和社团谈判以及旨在促进男女全面就业的政策。虽然不将包含在不断提升的市场民主中的严重困难最小化很重要，但我们应该承认，因为市场民主通过物质不平等的减少而直接得到提升，所以经济民主人士发现一个连接进步论者两个历史性目标的有意思的方法：通过促进平等而提升民主化。
在近年得到关注的市场经济的另一方面是中央银行的民主化问题。在多数西方国家，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不由政府决定，而由“独立的”、由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常常是私人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决定。这一独立性的理论基础在于，它在保持低通货、避免政府为实现短期政治目的而对经济进行控制方面是有用的。然而，一些人认为，就经济民主而言，中央银行政策的影响是如此重要和普遍以至于要求它对最大多数人负责是不合理的。与司法机关不同，经济民主人士认为对于货币政策的一个更为恰当的类比是其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如货币政策一样复杂，同样我们不想每周对重要的财政决定进行投票。但是我们不想要一个由独立的委员会决定税收政策的体制，比如这个委员会由12个人组成，其中5个是大公司的老板和大富翁。从民主的规范来看，这样一个体制被多数人视为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财政政策最终必须对所有人负责，那么为什么货币政策不是如此呢？
那些对这一观点表示同情的人需要考虑该如何建立对货币政策的公共问责而同时避免政客为拉选票进行的政治活动。一种可能性在于中央银行的运作独立，但目标不独立。这意味着选举政府决定一年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目标，但是中央银行负责实施这些目标，所以政客们被禁止直接参与或进行政治活动。这可以通过政府短期内直接任命中央银行的成员来实现，同时坚持中央银行的运作对于公众来说是透明的。这与西方如英国、新西兰国家更为民主的中央银行的方式相类似。
所有问题和挑战
经济民主遭受一系列批评，但是其中最为严重的批评与平等、效率和处于全球化时代这些重要问题相关。
1．经济民主和平等
尽管经济民主通常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即它将提高工作人员的平等性，但实际上在民主的机制化和平等性实现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尤其在所有成员实际感到自由的程度方面。当少数人的自由成为民主关注的问题时，我想指出另外的两个矛盾。
第一个问题最早是由韦伯和米歇尔斯指出的，他们描述，随着机构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复杂，是如何无情地形成由上层管理者和专家们所控制的金字塔结构的。比如，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和决策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民主结构来说变得常规化和象征性很容易，这导致管理者和专家们的决策仅仅是橡皮图章，最终的结果使工人感到被削弱和疏远，这在大的合作社里是大家都熟悉的现象。大的民主机构形成由行政管理人员和专家处于上层的金字塔结构，如果不能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规避，将会减少参与，从而减弱自由和自决的感觉。
对于这一挑战经济民主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保持活跃的、平等的民主实践方面最为成功的合作社在构建三件事情方面也是成功的：议会民主的结构、参与民主的结构、参与文化。
在维持民主的议会结构(一般在一人一票、透明和获取信息等方面的原则基础上运作)方面最为成功的合作社是发展维持健康的民主竞争以避免在赢得选举之后的结党现象的合作社。正如在政治民主中一样，工厂民主与活跃的内部反对派(“忠诚的反对派”)合作最好，所以不满的人民能够形成不同的群体、组成不同的平台以保证新观点能够被倾听、新领导人能够进入管理。
合作社在保证广泛参与方面最为成功的是那些(在大公司内)能够找到去集中化的可能性的合作社，此外还努力促进一种活跃的民主参与的文化，比如在合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定期的教育机会，车间工人变得有足够的知识挑战管理者和专家。换句话说，工人们感到最自由的合作社，是那些以议会民主的拱形结构运作的，但其中他们想尽可能地去集中化以提供直接参与的途径，同时促进参与重要性文化的发展，因为只有在面对面的层面，自决才有意义，工人(而不仅仅是管理者) 才感到自由。在民主自由与规模和复杂性和解方面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不将民主视为能够最终达到的一种目标，而应视为一个进程：促进参与结构发展和训练更多的人参与民主的一种持续的努力。
民主和平等性之间的第二个矛盾是所谓“雄辩的专制”(“tyranny of the eloquent”)的结果。由于民主决策建立在审议基础之上，所以它通过青睐那些善于劝说的人和忽视那些表达不清晰、受教育程度较低或不经常参与的那些人，自然地导致不平等。在雅内·曼斯布里奇(JaneMansbridge)的研究工作基础上，我们可以说民主倾向于对那些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也就是，表达清楚、有魅力者)、有知识者(即那些受教育的、掌握所有相关信息者)、性格外向者(即那些说话声音大、精力充沛、愿意参加会议的爱好交际者)、有资源者(即那些不需要照顾孩子，有时间、有金钱的参与者)和当局者(即那些被认为因其身份而享有权威者)有偏见。这在所有的民主空间内都是一个难题。比如，参与投资是一个人们关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受教育的、人脉广泛的人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而贫穷者则还在为进行参与而挣扎。
尽管“雄辩的专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也能得到缓和，但就短期来说，最为重要的保护是使所有人都能更多地参与(尤其是那些贫穷、受教育程度低些的人)。比如，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为人们提供如何运作会议的训练，提供法律、管理和公共财政等方面的课题，为所有参加会议的公民提供交通和育儿补贴等来鼓励参与。就长期来说，平等参与需要更大的社会平等，尤其是人们普遍接受良好的教育。
2．经济民主和效率
对于很多人来说，关于经济民主最大的顾虑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中的———尤其是对工人合作社能否仅仅在可接受的效率水平上工作的怀疑。批评者假设，因一系列原因，合作社不如传统的公司效率高。沃德(Ward)和后来的多马(Domar)认为，合作社将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常的回应———在好的时间解雇工人，在不好的时间雇佣工人( 对个人来说尽可能地为自己)。菲吕博滕(Furubotn)、佩约维奇(Pejovich)认为，相比传统的公司，合作社的投资不足，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将变低。其他的批评者认为工人合作社将缺乏创新性，或者纪律性差一些，或者面临集体决策的难题。当然，其他人也指出合作社将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因市场压力或者内部结构问题而退化。
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恰恰相反，认为合作社将对市场变化作出正常的反应，长期来说是可持续的，实际上它们将比资本主义公司更为有效，因为合作社的工人将更有动力、生产力更高、更具自律性、更为可信，冲突(竞争)较少。这些学者也强调合作社所具有的社会优势：人性化的工作、更高的工资、较低的失业率、工资的更大的平等性、更好的工作条件，当然还有更好的自我管理。
实验证据表明什么呢？追溯实验文献，得出合作社实际上与传统公司的效率相当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公平的，而它们的效率在一些方面更为人性化。
就生产力而言，有大量证据表明合作社的生产力如果不高于资本主义公司的生产力，那也将与之相当。相比于国有公司而言，在美国、英国、丹麦、西班牙、瑞典、法国、意大利和波兰都是如此。因此，成为你自己的老板似乎看起来能够提高生产力，这是得到有力证据证明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很可能与来自利润分享的动力增强和来自民主平等性的信任增强相关，这种平等能使工人们可持续地减少控制成本，这对资本主义公司而言约占其劳动力成本的1/5。
另外，合作社看起来并不是投资不足。实际上(尤其是在欧洲)许多合作社通过每年将其部分剩余用于再投资而解决了潜在的投资不足难题。足够的投资水平意味着合作社在创造就业和增长方面没有问题。史密斯报告认为，相较于最大化人均收入，合作社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工人，而泽维(Zevi) 的研究表明意大利的合作社比资本主义公司倾向于有更快的发展。
格雷戈里·道(Gregory Dow)的工作是到目前为止最全面的编译文献。他以下面的话结束其研究：“一般的结论……是合作社并不特殊，因为它们不能经常成立。一旦创立，它们看起来很强大。相反，它们是罕见的，因为就绝对数量来说创立的合作社不如资本主义公司多。”
所以，一般看来合作社像传统公司一样有效率，也不是说它们以同样的方式运作。我们已经看到合作社比资本主义公司更多地强调工资的平等。除此之外，关于合作社的最为有力的实践概括是它们比传统公司更不愿意解雇工人。工人的薪酬成本被视为相对固定的成本，而不是生产变量。比如，在蒙德拉贡(Mondragon)运作的前30年，成立了160多个合作社，但只有3个关闭。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从未听说过如此稳定的就业。在困难时期，合作社不通过解雇工人降低成本，而是以平等和集体同意的方式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工人的收入来降低成本。相反，资本主义公司则简单地通过解雇工人来降低成本，而合作社结构则允许工人通过集体减少工作时间或者以一种公平平等的方式付酬而共同分担。最后，合作社倾向于与它们运作其中的社区发展更紧密的关系。集体所有权的实践使合作社的财产捆绑于社区，因为它不能因投机的原因被出售。由于合作社控制在当地工人手中，而不是广泛的股份持有者手中，它们不太可能为了其他地方的牧场更绿而放弃其社区，而更可能维持其资源和工作。更为广泛地说，许多合作社(包括蒙德拉贡等)将其部分利润直接投入其社区内的慈善事业和社会项目。
由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尽管通常人们认为合作社是低效且注定是失败的，但它们实际上与传统公司一样有效率。它们从民主组织方面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得到高生产率的补偿，这种高生产率来自个人对公司股份的持有和自己当老板。第二，合作社是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更为平等的工资、更为公正地分享利润和债务、与当地社区更紧密的联系———来实现其效率的。
3．经济民主和全球化
如果民族国家能够说话，我怀疑它会呼应马克·吐温所说的：“关于我死亡的报道被大大地夸张了。”当我们不能公平地对待关于全球化的大量争论时，我想指出的是，一个关于全球化的领域、一个合法性的领域是夸大的。
遭受普遍批评的一个版本是经济民主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不再可能的高水平的税收(为了支付参与投资、促进合作社的发展，等等)，因为资本能够流动。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假定关于福利国家必然衰落争论的类比。在保持逻辑上的连贯的同时，现实中大量证据并不支持其结论。资本不断提高的流动性并不导致资本有效税率的降低。的确，加勒特(Garrett)发现，自1985年以来，有效税率在每个经合组织国家内都有上升。资料显示(除美国外)各国平均有5.7%的增多。
从经济民主的视角来看，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家是否还有财政自治权。今天的国家能否遵循一种独立的财政道路，比如，通过提高税收为经济民主的转型买单。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为了看到这一点，要实现的最为重要的事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中，平均税率和社会支出的数量没有减少，而是大多数情况下都增加了。欧盟现在平均税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40%———这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封闭早期还高。另外，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也增多了。在经合组织，社会支出的平均变化(从1985—1994年)是增加10.9%。企业税也不例外。1982—2005年经合组织的全部企业税收从占GDP 的2.5%增加到占3.7%。这一证据是很清楚的：国家征收高水平的税收资助其偏好的社会项目是完全可能的。国家与以前一样有着大量的财政空间，如果不比以前多的话。
然而，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对经济民主造成严重障碍。这是一个产生“逐底竞争”(race to thebottom)的国际贸易难题。难题在于北半球的一些社会意义上体面的公司，比如那些工会化程度较高或者有环保意识的公司或者合作社，将受到来自诸如中国和印度血汗工厂的公司竞争的驱动。在存在一些重要警告的同时，这是真正的威胁。在全球自由贸易破坏美国工作的同时，也对合作社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比如20世纪90年代伊利萨尔(一种蒙德拉贡合作社最为成功的合作社)发现能够在西班牙国内以18万欧元的成本制造一辆公交车，而同样的车在中国仅需1.2万欧元。对这些压力作出回应，蒙德拉贡合作社开始对付它们的对手，并在中国、巴西、墨西哥、波兰、捷克等地开办以标准的资本主义公司的形式而不是以合作社的方式运作的分公司。这已经导致了一些批评，蒙德拉贡———经常兜售合作社成功的范式———实际在全球化竞争的挑战下已经退化。
当然，在这方面没有必然的事情。可能的情况是，在未来全球化市场将遭受很少的管制，并将变得日益严厉———以激烈的“逐底竞争”为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只关心底线(从合作社到工会化的公司，再到有着环境政策的公司)的公司都将可能受到胁迫。那些体面的公司将不能在这样残酷的市场中生存。但是这不能证明合作社形式的无效。比如，大部分人认为，孕妇通常不像男人那样有竞争力，但据此支付孕妇较少的薪酬并不合理———它意味着市场应该被管制(比如，通过执行平等薪酬)；环保电力公司不能与燃煤公司相竞争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环保公司———它意味着市场应该有区别地建构(比如，通过给碳排放定价)。一般来说，如果体面的公司，像最初的蒙德拉贡，不能在残酷的全球市场环境中生存，那将是对这种环境的谴责，而不是公司本身。答案不是放弃合作社(或者其他进步的公司)，而是要改革对它们有偏见的市场环境———比如，通过实施管制、征收关税或者税收刺激以促进公司更好的发展。
作为整体的经济民主
本文的主题在于指出经济民主有成为左翼“大概念”的潜力。之所以这么说，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济民主代表着挑战不平等、主要隐患和解释我们社会面临困境的不同的方法。与依靠很难实现的财富的再分配(不改变基础结构，因而有再次产生不平等的风险)不同，经济民主挑战结构本身。它预示着一种始自最基础的经济权力的结构平等的构建。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民主是一个潜在的大概念，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比工厂民主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提供了对于作为整体的经济的一种全面的分析。作为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经济民主有极大的潜力与历史上曾经占统治地位的“自由市场”或“国家所有制”原则相竞争，因为它顺应了我们的时代潮流———民主的观念。就实践而言，今天所有的人至少都拥护广泛意义上的民主观念，所以，如果经济民主能够找到融入这一更广泛要求的方法，这一动员的潜力是巨大的。
经济民主不仅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批判，而且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替代版本。尽管经济民主包含一揽子观念和一系列看起来互不联系的改革建议，我将以强调这些观念融入一个紧密整体的方法来结束本文。视经济民主为一个统一体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批判就是受同样的原因激发，不同的层面相互补充、相互支持，最后合并成一个合理的、清晰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版本。
经济民主凝聚力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层面在理论上都对不负责任的经济权力有着同样的批评，对设计和实施能够提高责任性的替代性结构有着同样的欲望。经济民主的一个导向是研究经济是如何进行决策以及它是否对受其影响的那些人负责的冲动。这代表了一种从20世纪反对社会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的范式转变。经济民主通过从“谁拥有”到“谁决定”这样的问题转换而转换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正义的关注点和词汇。这是重要的转变，因为，正如不同国家的民族化经历所表明的，不提升社会的基本关系而改变所有关系是完全可能的。除了对不负责任进行批评外，经济民主的不同组成部分因对民主的信仰而相互联系，当民主运转良好时，它能够作为一种平衡力———进而是保护和自决的自由，重要的是，以一种平等的方法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因素是经济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相互支持。为了看到这一点，不由得想起，工人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提高工厂民主，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对于投资决策有了发言权也将提高投资民主；在合作社将积蓄存在民主银行或信用合作社内的情况下，它也将提高金融民主。金融民主的发展将支持工厂民主的发展(因为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缺乏金融支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而导致的投资民主的扩展减少了投资罢工的风险，它意味着可以比社会民主征收更高的税收，从而相应地大大减少不平等，并提高市场机制的民主功能。通过不平等的减少而使市场民主得到的扩展也能促进工厂民主，因为减少贫困意味着更多的人有能力买下他们的工厂或者开始成立他们自己的合作社。经济民主的不同层面的这一相互关系和相互支持形成了其作为政治计划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意味着在经济民主不同部分工作的不同行为体间接地相互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民主一个方面的成功对支持其他方面能够产生很好的正面反馈。
将经济民主的组成部分凝聚在一起的最后特征是现在讨论的重要改革最终将形成未来生活的一个版本，这足以值得讨论，然而也足够保证建构这样一种社会所要承担的风险、义务以及所需要的能源。
综合考虑经济民主的四大组成部分：工人合作社、民主的金融机构(也许是以公共资助的信用合作社或者去集中化的公共银行的方式)、参与式的投资结构和受管制的市场机制，其逻辑结论很容易设想一个经济主要建立在这四个基石上的社会。它不需要过多地想象预测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其中的大部分公司是工人合作社；它们以一种受国家管制的市场规则进行运作，这种管制是国家通过利用其税收机制进行再分配得以实现，产生高水平的物质平等；合作社通过民主银行和从事参与式投资的社区获得资金。这样一种体制将保持市场机制效率的核心来源(现在可以通过投资的民主化变得可能)，然而它将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从而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通过赋予人们更多的民主自由使之对自己的命运更有掌控力。这将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个人经济权力的核心资源———超越工厂和投资———已经民主化。
这样一种版本的吸引力在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四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部分都不是乌托邦。我们已经熟悉工人合作社、市场的知识、关于参与投资的大量经验。民主银行已经得到很好的探究，但是甚至这里我们有真实的世界，如信用工会和蒙德拉贡的银行(Caja Laboral Popular)。这意味着经济民主在未来并不需要革命性的突破，它能从当今存在的真实机构中慢慢发展而来。它需要构建当今社会已经存在的民主趋向，而不是完全破坏和重建社会。因此，这样一种视角有足够的说服力，并有足够的灵活和开放性以应对不可避免的障碍、各种可能性和不同背景下的创新，因为它不包含经典的项目，只坚持承认经济权力———在工厂、投资、金融、市场和任何实现民主化的地方。做这些的最好方法需要展开争论，进行实验。
注：原文标题为“Economic Democracy：The Left’s Big Ide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载于美国《新政治科学》(New Political Science)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