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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懋修:中日拉美政策异多同少

拉美近来很热闹。除了巴西世界杯,这片被视为美国后院的土地相继迎来多国领导人的访问,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最新造访的日本首相安倍。

7月15日至23日,习近平应邀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四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会见秘鲁和智利总统。

这是习近平第二次访问拉美。2013年5月底,习近平首次访问拉美时,到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当月不久前,美国副总统拜登造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西和哥伦比亚;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刚访问了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习近平二访拉美的同月,即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开展了从古巴、到阿根廷、再到巴西为期六天的拉美行。

习近平访问拉美的两天后,7月25日至8月2日,日本首相安倍亦开启了其拉美行,九天访五国: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安倍是日本十年来首次访问拉美的首相。如此“巧合”的访问时间,外界不乏日本外交追着中国跑的声音。为何日本选择此时访问拉美?中国和日本的拉美政策有何异同?被称为“后院外交”的中国拉美政策对美国意味如何?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陈懋修(Matthew Ferchen)接受财新记者专访。

贷款换石油,中国学日本

财新记者: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拉美后,日本首相安倍最近也在访问拉美。访问时长差不多,到访国家也有重合。

陈懋修:考虑近期中国和日本之间高度的紧张状况,我不怀疑安倍访问拉美的时间选择,某种程度上,是对习近平访问拉美象征性的回应。安倍选择出访的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都是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的成员,同习近平访问的一些反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商业层面,中国和日本在拉美地区基建项目上肯定存在一些直接的竞争,比如在巴西。不过,日本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完全不同,因此两国同拉美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也可能很不同。实际上,中国同拉美合作的一些战略,包括贷款换石油交易,是直接从日本多年前的战略中学习而来。

日本同巴西有着很深的文化联系,巴西有很一个庞大且建设良好的日本移民社区,长期以来,日裔巴西人是一直是日本和巴西间的重要纽带。表面的外交和商业竞争之外,就中日和拉美合作的本质而言,可能不同点多于相似点。

财新记者:你所指的中日和拉美合作的本质分别是指?中日同拉美合作的异同点何在?

陈懋修:如果说不同点,起码有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同拉美的商业合作先于中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这也意味着日本同拉丁美洲贸易和投资联系的扩展。80、90年代,通过APEC等组织(意在扩大亚洲和美洲广大国家间的联系),日本尤其同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深化了关系。

中国同拉美的经贸关系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不过这十年发展迅速,现在对双边都很重要。

其次,中国同拉美经贸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将该区纳入更加广泛的战略,即加深和拓展“南南”关系。和非洲一样,中国视拉美为新的合伙人,致力于同本区发展中国家加强商业和外交关系。拉美在日本对外经济或外交政策中并不占主要位置,但随着日本经济显示出复苏迹象,日本也像中国一样寻求拓展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尤其同太平洋沿岸开放经济体,如智力、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以及大西洋沿岸大宗商品丰富的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

最后,日本的投资机会可以基于其技术密集型经济之上,这同中国重大宗商品的方式不同。鉴于中国企业资本充足,日本企业有前沿技术,在基建发展领域可能存在中日企业合作的机会。

财新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拉美加强联系,包括习近平访问拉美,是对美国转向亚洲政策(pivot to Asia)的回应。

陈懋修:几乎肯定的是,一些中国外交官员和学者正在宣传这一概念:提高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是一种对美国在东南亚(或者广义而言的亚洲)影响和政策的平衡之道。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拉美的时间在奥巴马春季访问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后,这一安排就是这方面的证据。习近平访美也可以部分用存在已久的外交互访原则来解释。

很显然,中国正优先考虑东南亚,尤其将其作为中国认为可以也应该实行新型影响力甚至可能的领导力之地。尽管转向亚洲或再平衡之说是新近之事,但实际上美国同东南亚和广义的亚洲有着长期的商业、外交和安全上的联系。在美国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在地区国家间造成紧张和不信任以及美国本身在该区长久以来角色的过程中,这不可避免导致了中美间的一些紧张。

不过,如果中国的“后院外交”推得过远,这并不明智,也有些危险,最终可能不利于己。美国和东亚、东南亚的关系是在一个更长期的过程中形成,比中国同拉美的关系更深、更广。中国同拉美的商业联系,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毕竟只有十年之久。

此外,中拉关系的基础并不广,限于大宗商品出口和投资。即使这一较窄的基础近来亦令人担忧,因为中国自身经济在放缓,其发展模式正经历根本性的变化。很多南美人公开质疑这种繁荣——以较高的价格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如铁矿石和铜——能维持多久。当我们加入深陷困境的国家来看,如委内瑞拉(大概是拉美国家中同中国建立最亲密关系的国家),就会发现中国在拉美据点不稳定的进一步证据,尤其跟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和角色相比。

说到底,涉及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时,拉美或亚洲没有人希望被卷入冷战非友即敌的心态。要确保这种选择非必须,得看政府领导人、商人和中美及其邻国的民众。

中国拉美政策新旧混合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次拉美之旅?

陈懋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访拉美都是在夏季,由于一些特征,两次访问都吸引了国内外大量关注。习近平首次出访拉美备受关注是因为,他访问的三国——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墨西哥,都是南美北部的国家,过去十年,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和外交关系快速增长。其中,访问墨西哥尤其受关注,不仅因为这意味着中墨两国时常紧张的关系有所改善,还因为墨西哥跟美国的距离很近。

习近平最近的这次访问,除了古巴这个例外,主要更多去了传统上大宗商品富裕的南美国家。对很多观察者而言,中国的特别利益在于习近平访问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反美国家——古巴和委内瑞拉。很多对这两个国家持支持或批评态度者强调,习近平的访问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成分,中国正在美国“后院”访问社会主义国家、反美国家。不过,我的看法有些不尽相同。习近平访问委内瑞拉之前,多年来,中国方面一直懊恼于这个难应付的商业合作伙伴。实际上,2013年3月查韦斯去世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境进一步加深,这些困境逐渐开始对中国在委内瑞拉和该区的核心利益带来不利影响。

财新记者:习近平第二次对拉美的访问对中国和美国分别有何意义?

陈懋修:习近平此次访问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包括前期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既有笼统的成分也有具体的成分。总的来说,中国目前在南美十年来的商业和外交活动是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确保资源和市场同时,也同发展中国家地区建立商业和外交伙伴关系(亦如非洲)。金砖峰会期间,中国同其他金砖国家一道,再一次强调它们致力于南南合作,并提出发起金砖银行这一具体的机构。不仅在委内瑞拉和巴西,某种程度上在古巴和阿根廷也一样,中国找到了共推南南合作这一说辞的合作伙伴(并非每次提南南合作都有实质成果)。

从更具体层面,即习近平赴各个国家的访问看,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新旧混合的政策,绝大部分在商业领域。不过,得注意其中三个国家:委内瑞拉、古巴和阿根廷,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甚至政治挑战,巴西在一定意义上也如此。随着中国试图同每个国家加深关系、拓展合作,这会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利益。

总体上美国欢迎中国在拉美日益增长的经济角色。很多美国政界和商界人士认为,中国通过不断强化的贸易和投资纽带给拉美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这是一种正面的影响。我认为,习近平选择同时访问委内瑞拉和古巴可能有点不必要的刺激,因为这可能被视为中国有意加强同整个美洲最反美国政府的联系。一些人,尤其是美国国会中的一些人,碰巧又在选举季,认为习近平的访问是蓄意支持对美持敌意的政府:古巴和委内瑞拉。不过,如我强调的那样,习近平访美出于一种较弱的立场,而非较强的立场——为进一步深化同该区合作伙伴已然良好的合作关系的成分更少,减少对表现不佳合作伙伴商业与外交层面上忧虑的成分更多。更重要的是,对目前面临不稳定和危机的国家,如果未来中美能找到帮助它们建立功能良好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的合作方式,各方一起参与其中,那样会更好。

财新记者:你提到中国对拉美是一种新旧混合的政策,何为新?何为旧?

陈懋修:就中国对拉美的新旧政策而言,连贯的成分比创新多。

最重要的延续是,原材料仍然是中国在拉美的主要利益所在。习近平访问拉美的行程: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正是很好的写照,这些国家盛产石油、铁矿石和大豆。基于大宗商品之上,中国拉美政策的另一个延续是强调“互补、双赢”,拉美提供中国所需,这些被假定为可巩固稳定的政治关系。然而,很多拉美国家正对中国拉美政策连贯方面的满意度在下降,既因为它们担心中国需求可能会下降,也因为它们想拓展同中国在大宗商品以外的商业联系。

中国拉美新政,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中一个是,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China-CELAC Forum),通过拉美地区机构,以一种类似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方式,开展中拉合作。仍不清楚这项中拉间的新机制会怎样运作,不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显得特别热衷于见其成。

另一个是习近平访问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在委内瑞拉新开一个办公室,这可能更加有争议。中委双方都宣传新办公室的成立显示双边友好关系的深化。不过,实际上,新办公室的建立可能是出于帮助国开行和中国外交官更密切关注中委“贷款换石油”项目中贷给委方的款项。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习近平最近一次访问拉美的成果?

陈懋修:从短期的公共关系看,此访当然看似非常顺利。金砖峰会以及宣布成立金砖银行更是一次成功,至少短期看是这样。金砖国家如何合作以管理好金砖银行,金砖银行在推进其发展目标是又将会多成功,这是完全不同且也是更难的问题。

我认为,委内瑞拉是对中国最难言成功的国家。委内瑞拉绝大部分问题都是其自身造成的,需要根本性的改革。中委关系中最重要的在石油,但委石油行业的问题是所有行业中最明显、最严重的。中国希望购买并投资更多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不过,除非有更广的经济改革,以及其社会和政治问题得以解决,不然,很难想象委内瑞拉石油行业会显示出真正改善的迹象。最终,对同委内瑞拉的关系而言,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委内瑞拉自身面临各种严峻挑战时,还能有效追求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不干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毫无实际指导意义。

习近平访问委内瑞拉之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其首都加拉加斯新开了一家办公室,此举很可能是中国国有银行寻求解决当下困境方案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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