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0日，“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8：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在会议中，各位学者发表了很多高见，讨论热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很多新观察和新思考。在取得部分与会学者的授权后，“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其中的一些发言，欢迎大家关注。本文为钟飞腾研究员的发言。
谢谢人民大学，谢谢王老师。我自己从IPE的角度对秩序进行一个工作界定，方便讨论。我对秩序的界定是有关如何生产和保护财富的一套安排，从理论上来讲秩序事关财富和权力的兴衰以及财富和权力的关系。关于秩序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过去一千年以来，最富的时候是在宋代，然后到了蒙古，然后是伊斯兰的印度，然后是西方。我自己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当西方崛起的时候，它的知识体系抛弃了中国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没有用中国的知识体系，不像今天中国的崛起我们是在快速吸收西方的知识体系，西方好像没有这个过程。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西方崛起过程当中，它的经济增长，从1800年以来财富迅速的拓展，这个对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秩序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绝大多数国家使用武力来拓展是合法的。我认为的合法性是政治人物可以动员整个国家力量来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这就是合法性。在这方面日本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的后期中国并不是没有对这种新观念有认识的人以及某种政治力量，但这种政治力量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日本非常快的完成了从认识到政策的转变，并动用整个国家力量去实现，用武力来扩展他的财富。
第二个特点，西方国家自身定位为文明国家，日本后来也认为自己是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之间用什么办法来拓展财富和保护财富，就是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构建出来的一套规则和制度加以规范，是要比武力更为复杂的一套体系来约束过去财富的竞争。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是在这个规则之下，比如中美知识产权的摩擦，这也是属于秩序的一部分，中国人对此认识是非常慢的，日本人很快。因为日本人建立知识产权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很晚，加入WTO以后才慢慢有的。
第三，改变秩序最直接最有力量的因素，武力和经济是两大最重要的因素。体系层面的演变是阶段性的，先是武力后是经济。鉴于GDP的概念或者统计的体系是40年代在美国确立的，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强行推动，才影响到很多决策者。在之前我们都知道衡量国力的主要是钢铁、枪炮，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主席也认为钢铁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最根本的因素，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大炼钢铁“大跃进”。由于有了这个概念，所以西方学者率先对人类历史的经济形态重新进行了研究，然后我们才慢慢接受按清朝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体这样一种认识，但是从引领战争能力的基础来看，主要还是工业能力，西方有一个数据统计，最晚到1860年西方的工业能力已经达到了全人类的63%，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保持在85%左右。所以这150年或者200年是西方秩序主导的时代。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优势地位普遍建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军从越南撤军，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结束，现在有很多学者讨论大国无战争，实际上这个过程很早就开始了。在一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武力退去了，经济力量上升的时候，一个很显著的因素是东亚以日本为牵头的在美国体系下的发展，中国事实上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上午的时候王老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中国的发展是在完全否定世界体系还是修正还是继承，从西方的霸权来讲，西方的霸权基本都是继承性的，比如我们现在建“一带一路”，去的港口都是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当年曾经建设过的港口。但在经济构成核心的秩序力量变更的时候，东方和西方的过程是不一样的，西方的过程比较长，发展中国家比较短。因为我们的需求很多，比如我们要民族独立、自尊等等，有很多因素，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年的时间。未来仍然是经济占主导的阶段，但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在于发达国家他碰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上午时殷弘教授也讲了，他批评我们过去多年抓了一个二流的问题，没有抓一流的问题，没有想过西方国家自身会否定全球化。我们想的问题都是怎么去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70年代开始我们提国际经济新秩序，到现在我们也提这种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西方国家自己不干了，所以时教授说这么多年来，我们搞了一个二流问题，没有关注发达国家社会内部变革所引发的全球化的退潮问题。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面临着西方社会自“二战”结束以后主导型思潮的混乱和国内激烈的博弈斗争。刚才田野也讲了西方很多是国内的斗争，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形势。
大家去看西方的文献，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判断，自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后，西方的研究重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国际问题转向国内问题。以前我们主要是围绕美国，因为美国这个重心是从来不变的，现在美国重心在变，等于我们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盯着美国到底会怎么变，一方面要盯着我们自己怎么变。原来很简单，摸着石头过河，河对面是很清楚的，但是怎么过我们不知道。
未来的15年，十九大报告有两个阶段走的目标，分别是2035年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显然，第一阶段，未来的15年起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只不过这个经济的内涵便得更需要照顾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到2050年我们预计成为世界强国。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对十九大报告有一个解释，说什么叫现代化经济，就是你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就涉及到国际经济秩序。第二是2050年成为世界领袖。2018年到2035年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我们提出了一个新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有三个是针对国内来讲的，创新、协调、绿色，还有两个开放和共享是针对世界经济政治来谈的。领导层给我的感觉是吸取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教训，西方社会，包括德国、日本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即在发展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过早的将国家战略目标转向争夺强国地位。现在好多人提出60%的概念，即你的GDP总量到了美国的60%的时候就会发生战略性的判断失误。从现在来讲，很多对中美竞争的预测，特别是十九大开完之后这个预测就提前了，原来一些预测比如2017年10月份日本的预测，认为中国超过美国至少要到2035年，但是2017年11月份英国著名刊物《经济学人》发布一个报告说，203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但是即便是这样，到2035年之前，以OECD为核心的西方俱乐部的经济总量还是在49%，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5年西方主导的这个过程没有根本改变。从2018年到2035年国际经济秩序在发生所谓很大变化的时候，很多美国人惊恐的说要修正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国际经济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第一个阶段我觉得是关键的内容是东西方重大战略竞争的关键期，第二个阶段，经济仍然是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力量的时候，有一点微妙的变化，发达国家他认为经济分配占主导地位，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仍然认为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人均收入很重要。原来西方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美国引进国际关系学科或者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也觉得没有人均收入这个东西非常合理。但是收入变化以后会带来观念的变革，从注重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这对我们的学科体系也会带来很大的冲突。最后的结论是在迈过2035年之后的第二个阶段，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基本丢失，由此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造成很大的冲击，西方社会的国际问题研究继续衰落，国内问题研究将继续得到升华和加强。2035年国际经济秩序将有可能是不太富裕的巨大经济体与富裕的次一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就亚洲而言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等体量大、但富裕程度不高的国家形成的秩序，这个秩序跟西方原来主导的秩序会非常不一样。中国学者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扭转发达国家在过去进行国际经济秩序研究的时候采取对抗式的范式，所谓美国地区国别研究兴起主要是“冷战”开始后的产物，他的研究就是要防范你，但是咱们现在搞的事都是采取合作协商的，所以简单的套用美国的国别经济理论就不行。第二，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上午王老师也讲了国家利益怎么来界定？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需求来重新研究发达国家，而不是像原来那样把发达国家研究好的东西翻成成中文，意味着就是美国的现状以及符合我们需求的美国的现状，现在可能不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