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0多年前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心仪的目标地。然而，中国自身的对外投资很快将超过外资流入量。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在为本国出口创造出需求的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有望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那些需要投资的国家，也能获得一个高速增长的、新的资金来源。
中国如何将过剩的储蓄输出到海外将成为一个重大题材，该题材会驱动资金流入不同的国家和行业。
基础设施是个不错的起点。近年来，中国的基建热潮造就出了一个非常适合于设计、建造和维护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体。虽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仍有足够的空间继续在国内投资，但投资的巅峰可能已经过去。因此，中国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让其基建能力和专长物尽其用，这是合乎情理的。
中国的目光或许无需投得过远。作为亚洲宏大的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该地区的城市人口预计在2010年到2030年间将增加6.5亿。反过来，我们估计为适应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亚洲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投入11万亿美元。
然而，尽管全球利率水平较低，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却很稀缺。2007-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逆转了对外直接投资(ODI)流稳步增长的趋势。由于国民储蓄率较高，中国所需的投资现在较少依赖外资，但其他许多存在投资/资金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通常而言，这类投资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基础设施能为社会创造广泛的福利，而创造这些福利对私营部门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营生。然而，政策制定者已将财政审慎摆在优先位置。虽然私营部门被鼓励要有所贡献，特别是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贡献，但商业可行性往往是个挑战。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资金缺口，尤其是在印尼、印度和泰国。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供了另一个资金来源，该行拟议中的资本基础为1000亿美元。2013年10月由中国政府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任务之一将是依据商业条款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截至2014年6月，亚洲和中东已有22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行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成立。
中国的资金往往来自国企达成的交易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的贷款。例如，国有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简称：中国交建）与雅加达单轨铁路公司(PT Jakarta Monorail)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在雅加达设计和建设一个综合交通系统。
中国交建同意对该单轨项目投资15亿美元，并为在印尼建立一家单轨装配厂提供建设资金。与此同时，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为湄公河地区和东盟（ASEAN，有10个成员国）的24条公路、3条铁路、1个港口、3个机场和9座桥梁提供了信贷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与这些融资渠道并行存在，互为补充。
我们还认为，不会缺少迫切希望利用这一新资金来源的申请者。亚洲地区官员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越来越直言不讳。例如，印度最新的“五年计划”预计，资金缺口达到其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23%。1997-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使得亚洲各国普遍反感外国贷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依据商业条款提供贷款，不会把实施结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应该会更为可行。
这对中国有何意义？
中国经常账户整体上仍为盈余，但收益账户一直为赤字，且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低于其他国家正在汇回国的在华投资收益。这相当公平：外国投资给中国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尽管如此，中国现在还是需要找到更多办法，将其积累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重新投向海外。
通过改变投资方式，特别是从证券投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美国国债）转向收益更高的直接投资，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也有好处。在那些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出口赢得市场份额的速度也快于平均水平（在某些欧洲国家是例外，受欧盟(EU)关税的影响）。需求和就业岗位并未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中国：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更大的外部市场。最终，资本和贸易流的增加都有助于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外国直接投资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为它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助了一臂之力。那么，现在有可能产生另一种“双赢”局面：这一次资本是朝相反的方向流动，中国可帮助亚洲缩小资金缺口，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