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
在经历一个持续的“赶超”过程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就历史性地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大超越”阶段。大超越需要以大转型为前提。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需要新载体。“新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等战略安排就是这类新载体之一。而处于新丝绸之路特定区位上的空港经济城便是中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和最终实现大超越的“新支点”。着力推进空港经济城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实现“超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前28年建设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寻求经济发展新模式，构造经济增长新载体，探索经济成长新支点，实现中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把“新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作为实现转型、发展和超越的新载体，把处于“新丝绸之路”特定区位上的航空港升级为临空经济区。再进一步将其升级为空港经济城，不仅有助于完善和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经济的大转型、大发展并最终实现大超越构建新载体、形成新支点。
不管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的年度经济活动总量继续保持持续健康较快增长并越来越接近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是多数人接受的现实。同样，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我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质量、总体经济实力、国民财富总体水平及其质量等等都还存在众多缺陷和不足，我国国民生活质量和生活理念以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等等，与美国相比也还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并不像前不久世行报告说的那样，到2014年底我国就会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国仍将继续处于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逐渐实现超越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实现“超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一旦实现这个超越，就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近3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引人注目的“超越”主要发生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加入WTO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轴是“追赶”，而不是“超越”。加入之后的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10.6%的持续高增长，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也因此迅速扩大，结果才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超越”过程和结果：先是2001年对意大利的超越，成为世界第六；后是2005年对英法的超越，成为世界第四；再是2008年对德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三；接着是2010年第4季度对日本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二(日本曾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超越”便成为大家公认的中国经济大发展、快发展的代名词，首先是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上的“大超越”也就成了广大国人普遍认同的一种新的伟大实践。
实现“大超越”更多的是挑战
但是，大量实践和现实国情均表明，要实现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大超越”，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转型”为前提。这主要是因为，总量上实现“大超越”虽然不无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
当前来自国际方面的挑战，主要是国际市场的持续萎缩带来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出口持续高增长，最高时达到过40%以上。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持续下降，今年一季度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去年全年出口虽是正增长，但也仅为6%。到今年年底我国出口能不能达到去年的水平，还是一个未知数，需要做出更大努力。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特别是外部需求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至于其他方面，诸如钓鱼岛问题和我国西沙作业渔船和钻井平台遭冲撞等等，均是严峻挑战，需要我们用实力和智慧去应对。
当然，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国内。其突出表现是资源的结构性短缺、生态环境的约束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矛盾明显增加以及制度和体制机制仍存在积弊与缺陷。所有这一切均迫切需要我们做出反思并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因此，着力推进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是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我国生产方式的大转型。要努力使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从外延、粗放、高污染高消耗型的生产方式，尽早全面转向内涵、集约、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提出此类转换任务虽然已经多年，但真正实现此类转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面临相当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还是体制。
二是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我国产业组织方式及其机制的大更新。传统的分散、孤立、单一和多有重复的产业组织方式，必须被集中、集聚、集群、协同、高效的组织方式所代替。这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可借鉴西咸空港经济城的开发模式，制度先行、机制创新、整体设计、项目配套、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三是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大升级。要通过重振新丝绸之路、加强构成其重要支点的空港经济城的开发建设，促进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社会化生产与生产性服务的内在统一，并由此大力度推进和实现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大升级。其中，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生产技术改进、高新技术孵化和科学技术集约化发展，尤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四是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不同产权分立的经济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转变。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表现为产权的混合，还表现为经营权的混合，又表现为支配权和决策权的混合，更表现为支配权和收益权的混合。如果盲目地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鼓励国有经济吃掉民营经济或者相反，那显然是一种误解。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否得到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资源的更加优化与配置，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保证权力的平等与组织的协调、经营的合作与利益的共赢起支配作用，而非取决于单纯的权力占有、单纯的资源支配和对剩余的无偿占有。因此，着力于发展现代的有助于不同产权、不同理念、不同个人目标追求形成合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度推进传统的以产权分立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向现代的具有利益共同体特征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转换，才是我国现代生产力更大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丝绸之路”是经济结构大转型的重要载体
经济结构大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需要众多载体和条件，“新丝绸之路”便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和条件。
“新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国际道路联盟于1999年首次提出来的。2013年9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战略发展的高度多次论及和阐述“新丝绸之路”建设。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政策”、“道路”、“贸易”、“货币”、“民心”五通的战略构想，“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构建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连接欧亚、辐射40多个国家、覆盖30多亿人口的地域辽阔、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国际经济合作带。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中国同东盟国家要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至此，一个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框架”基本形成。去年11月和今年3月，这个战略框架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新丝绸之路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今年5月下旬，习近平出席上海亚信峰会期间又三次论及、谈及、讨论和阐述到“新丝绸之路”战略：一是20日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时双方达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愿；二是20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进一步提出“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跨欧亚铁路建设，拉动两国经贸往来和毗邻地区开发开放，共享欧亚大通道和欧亚大市场”；三是21日在亚信论坛第四次峰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再提“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得到与会大多数成员国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标志着“新丝绸之路”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升至国际发展层面，成为相关国家间国际安全与合作的战略安排。
因此，“新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就成了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载体。
大力发展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陆路和海上“新丝绸之路”相比，“空中丝绸之路”更有其鲜明特点和突出优势：物流速度更快、附加价值更高、经济辐射面更宽、市场辐射力更强等等。在“新丝绸之路”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全国范围内处于新丝绸之路特定区位上的类似西咸空港经济城有70多个。这类空港经济区或类空港经济城的开发与建设，不仅有助于开启“空中新丝绸之路”建设和发展的新范式，而且有助于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和最终实现“大超越”的新支点。
为推进类空港经济新城建设，就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泛空港经济向空港都市经济跨越发展的新套路。如果说空港首先是机场，其主体业务和经济内涵是运人、运物，那么必须说空港经济是机场业务加产业经济，是运人、运物与相关配套产业的结合。而空港经济城则是空港经济的全面升级版，它不仅注重机场与配套产业、机场与经济区、机场与社会文化融为一体、内在有机结合，而且注重空港城与机场运营和发展一体化，注重用空港城特色鲜明的成长点带动空港经济社会大发展，注重从空港经济升级为空港经济“大都会”。
为推进类空港经济新城建设，还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类空港经济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我国的产业尤其需要进一步集聚和集中、深化和配套、转型和升级。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把建设和拓展陆路、海上和空中三线并举的“新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的新载体，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类空港经济城建设和发展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的新支点，是一个既有助于练好内功，又有助于更好“走出去”的重要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