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导向是英国滞后城市化的关键解释因素。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0%左右，出口增加值更是约占GDP的20%、工业增长的40%。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现在需从更深入的层次，探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重点是与产品及服务出口的密切关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和梳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相关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两者时序联动关系，以及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供给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过度出口导致19世纪英国城市化滞后
整体而言，滞后城市化的国家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特征。由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试图通过外部需求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以英国为例，延续300多年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的无业贫民，加之19世纪人口的爆发增长，英国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相对较为滞后。18世纪下半叶，大批手工业者的破产使得英国劳动力市场非技术工人供过于求，滞后城市化加剧。工资长期不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尽管英国的非农增加值比例与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十分接近，但在工业化起步和工业革命初期，非农就业人口比率与城市化比率之差竟高达31%—33%。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期，伴随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是贸易顺差。1816—1930年间，英国城市化加速阶段中贸易顺差年份为106年次，逆差为9年次；1931—1947年间，逆差为14次，顺差为0，其后贸易逆差年份大于顺差。可见，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外部需求即出口导向，成为英国滞后城市化的关键解释因素。
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完成的国家，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在工业化进程中贸易收支相对较为均衡，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美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初，完成于1890—1920年间，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3.5%—4.0%。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同样持续高速增长，从1890年的450万上升至1920年的1.14亿。但是，这期间美国的劳动力则供不应求。实际工资出现快速上升。根据推算，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美国工人工资年均增长率达1.0%—1.2%。这期间，英国等欧洲居民大量移民北美地区。自1830年取消移民入境限制后，1861—1914年，海外迁徙美国的移民达2700万人。即便如此，美国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从19世纪初的1.6人/每平方英里，增加到1890年的7.5人/每平方英里。尽管西部大开发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但贸易保护关税在1816—1936年的百余年中，一直是美国工业化的基本国策。整体而言，美国的进出口比例都比较低且处在基本平衡的状态，大多数时期表现为“消极贸易”。美国城市化率在1790年时为5.1%，1890年时为30%，1920年提高到了51.2%，1960年进一步提高到69.7%，2010年则高达82.1%。
美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所以得以同步推进，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1）虽然美国是开放经济，但外部需求对美国经济影响较小，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以高关税保护下活跃的广阔国内市场为增长动力。（2）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相对较为短缺，西进运动吸纳了海外移民的主体，从农村移民至城市的工人工资上涨幅度相对较高，尤其是来自技术创新对熟练技工的高需求。
超前城市化的国家，具有出口初级产品和进口制成品的经济特征。首先，那些依靠出口初级产品获取较高收入的富裕家庭，居住在城市，购买国外制成品，也购买当地的产品和服务。其次，那些为富裕家庭提供私人服务的家庭，也居住在城市，同样可购买外国产品和当地产品及服务。再次，那些为上述家庭提供服务的下层家庭，也可以居住在城市，尽管其收入较低，城市生活状态不能与前者相比。尽管缺乏工业化基础，因国际贸易的红利，上述人口得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或定居城市，从而导致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先于制造业发展。
城市化超前以拉美、中东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代表。截至2000年，拉美城市人口的比重已占地区总人口的78%，但工业人口的比重却不到35%。拉美国家城市化超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如下：（1）资源丰裕，地广人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没有能够促使这些国家发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出口，相反，采用更加粗放的发展方式即出口初级产品，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促成“消费型”的城市化。但初级产品吸纳劳动力有限，从而本国的工业得不到快速发展。（2）二战前，欧洲大量富裕阶层的移民，将外部需求变为内部需求。相对富裕的城市化人口刺激了对进口工业品消费需求（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增加，导致本国工业被摧毁。（3）二战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长期的贸易保护反而推动西方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使得本国的工业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尽管拉美的工业化发展缓慢，但拉美的城市化发展却极为迅速，其主要原因如下：（1）大量富裕欧洲移民的流入，促使本国的城市化加快。（2）长期的贸易保护引起本国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3）在市场化自由流动制度，城乡收入、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巨大，以及国际贸易的高度不稳定性的条件下，非农就业的人口大量向城市非正式劳动行业的聚集，在导致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的同时，城市发展“贫民窟化”不断引发骚乱。同样，中东、非洲等国也是一种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发现，当一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时，大量外部需求（贸易顺差）通常伴随着该国的滞后城市化。在开放体系下，尽管城市化与工业化长期内是趋向同步的。但在不同的前提、背景和时期，城市化滞后、超前或者同步于工业化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滞后城市化逐渐扩大又逐渐缩小，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