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年前就已发现“须将消费税率提升至33%”
2014年4月1日，时隔17年后日本再次上调消费税率，将其从5%提高到了8%。按照预定计划，2015年10月还将进一步升至10%。然而，正如安倍晋三首相于2013年10月最终决定将消费税率提高到8%之前，反对增税的呼声再次高涨那样，在安倍经济学产生效果，促使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的背景下，呼吁积极推进消费增税和削减公共事业费等财政支出的声音似乎已经变小。
2013年12月2日，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召开了主题为“Abenomic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Public Debt”（安倍经济学与政府债务之持续性）的政策会议。笔者是该会议的主办者之一。在会议中，日美两国的几位宏观经济学家就日本财政的未来展开了论战。来自美国的两位经济学家均做出了非常悲观的预测。本文将为大家介绍其中一人，即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理查德・安东・布劳恩（Richard Anton Braun）先生提出的预测情况。
布劳恩先生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过去曾担任过东京大学教授，对日本经济研究颇深。他与南加州大学的道格拉斯・琼斯（Douglas Joines）教授合作，通过计算机模拟手段，就日本的人口动态、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与财政问题的关系将如何发展这一课题进行了预测性的研究。
首先介绍一下他们在2011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关于日本人口的推算，他们延展了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按照他们的推算，如果（合计特殊）出生率维持在1.3左右的低水平，那么日本的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近1亿3000万人最终减少到约4000万人。即使出生率马上恢复到2.0左右，最终的人口也只有8000万人。
平均来看，过去100年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为劳动者人均年率2%。由于这反映的是技术进步的基本性质，所以无法轻易地改变。而由于经济增长率可以近似地视为生产力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所以作为未来人口将持续减少的日本，即使安倍经济学创造了巨大成果，想要维持2%的经济增长率恐怕也得拼尽全力。
在上述基础条件下，要让日本的财政状况最终趋于稳定，须将消费税率提高到多少呢？
布劳恩等人的答案是33%，而且是永久增税。（请注意，这是3年前的计算结果。最新计算结果将在后文加以阐述。）
从目前的政治现状来看，这个数字让人头晕目眩。在模拟推算过程中，假设的条件是出生率没有回升，生产力增长率维持人均2%，通胀率维持1%，社会保障制度维持现状，不进行任何改革。财政重建的目标设定为，要在2100年前使国债等政府债务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回到60%且保持稳定。
顺便提一句，他们推算，即便出生率马上提高到2.0，消费税率也必须达到28.5%。单就财政重建而言，出生率的回升也不会产生多少积极作用。此外，在3年前的模拟推算中，布劳恩等人也计算了“生产力增长率2%，通胀率2%”这种假设条件下的未来情况，也就是假定安倍经济学的增长战略大获成功后日本经济的未来状况。结果显示，纵然是在这种假设条件下，也必须将消费税率提升至25.5%才能让政府债务保持稳定。
尽管如今普通媒体几乎从来不提“消费税率需升至33%”的论调，但其实经济学家和日本的财政专家对这个数字并不感到诧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宏观经济学家盖瑞・汉森（Gary Hansen）教授和南加州大学的社会保障专家斯拉丁·伊姆罗霍格鲁（Selahattin Imrohoroglu）针对日本财政所做的研究也显示，要实现财政重建，必须将消费税率提升至35%。日本的经济学家、市场分析师和财务省的研究官等也计算得出了同样的数字。
换言之，只要虚心坦诚地观察、分析日本的经济、财政、社会保障数据，那么大家应该早在3年前就已经得出了结论——“要使财政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必须改善财政收支，换算成消费税率需达到30%左右”。
最新计算结果规模惊人
以上内容是3年前的计算结果。最近3年间，日本的财政持续恶化，对于未来的透支呈指数函数式增长。
布劳恩先生和伊姆罗霍格鲁教授参加了去年12月的会议，公布了最新的计算结果。据布劳恩先生估算，如果单纯依靠实施消费税增税政策来重建财政，就必须逐步提高消费税率，使之在2070年前后达到53%（之后，22世纪前50年内逐步减税，最终控制在40%水平）。伊姆罗霍格鲁教授也认为必须在2019年至2087年期间使税率达到60%左右，之后应控制在47%水平。
在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下，不，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下，都不可能实现如此规模的增税和与之规模相当的财政支出削减政策。日本的财政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民主主义，或者说人类政治决策的界限。然而，若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惊人的“规模程度”，就无法围绕财政问题展开真正具有实际内容的讨论。
布劳恩等人的推算是将日本人不愿正视的现实摆到眼前的一种“令人不快的计算”。
即便2015年时消费税率升至10%，照此下去情况将会如何呢？或许在之后3年左右的时间内，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不会考虑两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市场上对于财政破产的危机意识十分淡薄。可是，人们的生活将会延续50年、100年。在财政问题上，不能抱着“这两年没问题，之后就无所谓了”这种态度。
如果按中长期的时间跨度来考虑，日本很可能出现与希腊债务危机相似的状况。国债余额相对于国内家庭储蓄的比例逐年升高，未来10到15年内，国债余额将超过家庭储蓄余额。
10年后，日本必然转向海外投资者推销日本国债。那时，海外投资者的意向将决定国债的价格。不依赖海外资金，财政就无法运转——日本的财政问题将演变为与近年来的南欧国家债务危机和上世纪80年代中南美国家债务问题完全相同的结构。届时，经常性收支（贸易收支）也很可能已经呈现常态化赤字状态。因为即使假设日本的制造业仍然保持着高度竞争力，但伴随老龄化的发展，那时的日本应该已经在整体上呈现“入不敷出的状态”了。
作为日本来说，只要日本银行无限制地购入国债，就必定可以偿还国债。可是那样的话，货币将充斥市场，引发不可控制的通胀。换言之，日本将步入“财政破产=高通胀”之途。“借助高通胀在事实上化解政府债务负担的做法简单轻松。不用向国民解释复杂的增税和财政支出削减政策，也不用为促使其在国会上获批而大费周折”——霞关（日本中央政府机关集中地——译注）的官僚们恐怕都是这样盘算的。
不过，能够如此轻松的只有政策制定者，相较于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的做法，国民可能会为此付出更大的成本。
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高通胀，利率将会攀升，政府的借款非但不能一笔勾销，反倒会承担更多的国债利息负担，导致借款总量越滚越大。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巴西和阿根廷就一直在反复经历这种状况。如果通胀率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经济将出现混乱，增长率会下降，生活水平将恶化。此外，由于政府债务也会增加，中央银行又要加大国债回购量，导致通胀越演愈烈。就日本的现状而言，相对于总量约1000万亿日元的政府债务余额，每年的新借债务量为12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因通胀而上涨，那么新借债务的利息负担将十分沉重。
“借助通胀来化解政府的借款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全体国民人均将因通胀而被没收高达1000万日元的财产”。若出现高通胀，那么国民的存款等金融资产将贬值。而国债也会贬值，政府的借款负担将随之减轻。换言之，只要出现通胀，国民的所得将在实质上转移到政府手中。“高通胀就等同于财产税”。此外，如果再算上经济活动混乱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因素，那么其对国民生活造成的危害之大，绝非将消费税提升至30%的影响可比。
财政破产的“燎原野火”一把烧过后，就会迎来健康的经济和财政——事情不会这样一帆风顺。其后遗症将持续20年、30年。国力必然会衰退，日本的全球地位也会下降。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排名全球第八的经济大国，但如今的经济地位已大不如前。如果对现状放任不管，日本也很可能步其后尘。
必须对爆发财政危机做好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前文提到的大规模增税和同等规模的财政支出削减目标大概难以实现。既然如此，当然必须事先考虑到出现国债价格暴跌和通胀率高涨情况的可能性。笔者强烈希望有关方面提前制定相关的应急方案（contingency plan）。
总而言之，有必要从平时开始充分展开“如果必须削减年金和老年人医疗费，那么应按怎样的顺序来削减哪些费用项目的多少金额？”这样一种“假设性的讨论”。
倘若毫无准备，那么一旦发生国债暴跌之类的危机将会怎样？为了阻止市场失控，想必政府将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削减社会保障给付金。这时恐怕会先从政治话语权小的最弱势群体的给付金下手，迫使国民付出本来不必付出的牺牲。如此则很可能会引发类似东日本大地震后，许多老年人在慌乱躲避核事故过程中丧命的事态。
笔者希望永田町（日本国会、首相府等的集中之地，政界的代名词——译注）不要在财政问题上重弹“不作假设性的讨论”的老调。拒绝对未来危机做出假设的态度只是单纯的逃避。正是这些对国民生活负有责任的人们，更有义务从平时开始经常进行“假设性的讨论”，针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作者介绍：
小林庆一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1991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数理工学专业），进入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工作。1998年，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结业（经济学）。曾任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等职，2013年起任现职。著书有《日本经济的陷阱》（合著，日本经济新闻社，2001年／日经商务人文库，2009年／荣获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大佛次郎论坛奖鼓励奖）、《逃避的代价—物价下跌与经济危机之剖析》（日本经济新闻社，2003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