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贫困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少之又少，但是，气候变化给他们造成的影响却非常大。这些地区将在灾祸中蒙受最大的损失，而居民们却束手无策。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发展中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中约70%为女性；而在气候变化相关的讨论中，性别问题却被人忽视。人们遭受气候变化的危害，或多或少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教育程度，个人技能，管理能力，享有的科技、基础设施和信息等因素。通常，女性获得这些资源的机会低于男性，这使得女性更易受到危害，同时也限制了她们应对未来气候巨变和灾后恢复的能力。
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普遍。在自然灾害中，妇女和儿童的死亡几率是男性的14倍。2004年爆发的南亚海啸中，超过70%的死者为女性；2008年，热带风暴“纳尔吉斯”袭击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约有87%的未婚女性和所有的已婚女性因为灾难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孟加拉国，社会偏见使得女性从小就没有学习游泳和爬树的机会。许多女人在无人陪伴、未得到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同意的情况下，甚至不得离开家。而男性可以经常借在公共场合碰面的机会互相交流灾害信息，但他们却很少和家里人交流信息。结果就是，在洪水频发的孟加拉国沿岸地区，女性死于洪灾的机率远高于男性。1991年孟加拉国爆发的一次飓风和洪水灾害中，女性的死亡率几乎是男性的5倍。
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发现，从1981年到2002年，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死于自然灾害（包含灾害引发的后续破坏）的女性平均人数高于男性，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在救护过程中，男孩更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疗；灾难过后，妇女和儿童更容易受到食物短缺、缺乏隐私和安全保障等问题的困扰。
多项研究表明，过去十几年里，印度因酷暑、寒潮和其他极端气候变化造成的过早死亡中，女性的死亡率高于男性。在风暴和洪水这样的极端气候灾难结束后，女性的负担也是最重的，因为她们要保证一家人的生活。
气候变化可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比如亚洲水稻种植，以及棉花和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等。种植这些作物需要雇佣大量妇女。在非洲，女性负责70%的粮食生产，女性农业人口占到近一半，女性担负了80%到90%的食物加工工作。2004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万加瑞·玛塔在奥斯陆领奖时也曾指出这一点。她形容非洲的女人“承担了照顾家人的重任，既要负责种地，又要养活全家。”
在孟加拉国，农村的妇女和儿童要负责一家人的用水，从喝水做饭到洗澡洗衣，还包括浇地和饮牲畜，都要他们负责。因此，当萨德基拉、库尔纳、巴格哈特等西南沿海地区受到海水倒灌的侵袭时，当地妇女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特别是在旱季，几乎所有水源的含盐量都过高，为了寻找饮用水，当地妇女每天不得不徒步走上很远的路，即便身体不好也要坚持。
进一步确保性别平等将极大地促进可持续发展，造福整个社会。但目前，很少有人将性别问题纳入到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即便有，也经常是作为事后的补充。
部分原因是在大大小小的决策过程中都鲜见女性的身影。在坦桑尼亚的基洛博拉，一口新打的井干枯了，这口井的位置是由当地委员会决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男性；而实际上，平日里挖地掘水的工作都是由妇女们负责的，她们更知道哪里有水源。另举一例，在201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会谈中，女性谈判代表人数只占总人数的30%，只有10%的代表团团长是女性。
缺乏女性参与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如果女性没有参与决策，又没有机会提高自身的能力、降低受危害的风险、增加经济来源，那么，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终将失败。在印度，女性在改善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贡献十分突出。1992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妇女在村务委员会中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席位。自从修正案颁布以来，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公共用水和增设公共卫生间的资金明显增多。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不断涌现新的机会，这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与农村土地使用和农业发展有关，土地和农业都是女性从事工作的主要领域。
妇女们对生物质能源的依赖（如烧柴做饭）表明应让她们参与到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来。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木材是主要燃料。女性要负责捡拾木柴，许多女性每周要捡三到五次，每次花费三到四个小时。之后还要为家人做饭，暴露在有害的炊烟中。
有机构在推广清洁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灶）的过程中发现，把目标锁定在妇女群体中更奏效。因为妇女在群体中可以互相学习使用新科技。尽管如此，男人仍然可以左右新技术的使用。据报道，在津巴布韦，丈夫会反对妻子使用太阳能灶，因为他们认为技术的使用和科技的发展是男人们的领域。
本文节选自汉娜•里德的《气候变化和人类发展》（Zed Books出版社，2014年）一书，节选内容有所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