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外交是二战后出现的新概念，它对国际经济、政治具有深远影响。“9•11”后，全球能源外交异常活跃，在改变世界能源格局的同时也在催生新的地缘政治生态和国际关系格局。
一
所谓能源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企业及个人围绕能源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对外行动，包括制定对外能源战略和政策，以及具体的对外交往活动。从能源外交的主体看，政府（包括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经贸、能源等政府机构）承担了主要角色，其中外交部门通常是能源外交的先锋。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也是能源外交的重要参与者，官商结合是能源外交的典型特点。从能源外交的客体看，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既包括政府间的重要访问及各种合作协议，也包括贸易、投资、勘探与开发、技术合作、交通运输（如通道外交）等内容；既有双边合作，也有多边合作（如欧佩克、国际能源机构等）。
不同国家的能源外交目标是有差异的，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1）能源生产与供应国的能源外交目标。主要是实现对本国能源的自主权，保证生产开发的顺利进行，确保稳定的买方市场和于己有利的产品价格，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2）能源进口和消费国的能源外交目标。主要是确保安全稳定的外部能源供应，保证价格的合理与平稳，以实现本国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3）地区或全球性大国的能源外交目标。对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来说，除了要确保本国能源安全外，它们还试图控制某一地区或全球能源的生产或供应，并对其敌人或竞争对手的能源供应构成制约。比如，美国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都企图对海湾地区石油进行控制。（4）特殊国家的能源外交目标。主要是遭受美国制裁，被美列为“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的一些产油国，如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它们将能源外交作为抵制制裁、突破围堵、摆脱外交孤立的重要手段。
能源外交的实施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冲突与斗争型，即通过直接动用武力，占领油气资源或资源所属国，实现对生产国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控制，建立生产或销售的垄断性同盟（如最早的石油工业卡特尔“七姊妹”）以控制市场，占有或控制战略通道（包括重要运输路线、管道等）。历史上，因石油争夺而引发战争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两次海湾战争，等等。能源外交的另一种方式是合作与参与型，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方式。最常见的形式包括与进（出）口国家建立良好双边关系，签署双边或多边能源合作协议，联合勘探与开发，建立生产或进口联盟以维护市场稳定，联合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交通运输安全合作，等等。
能源外交的真正兴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有三大背景。首先，煤炭工业时代逐步结束，石油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人类进入“石油世纪”。1965年，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达到39.4%，首次超过煤炭（39%）。1972年，这一比重进一步升至46%，而煤炭下降到28.7%。 石油已不仅仅是军事战略物资，它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制造业。石油在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各国对石油的需求日趋增大。其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危机频发，油价不断攀升，每桶石油的价格由战后初期的2美元上涨至数十美元，这对各国乃至全球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能源供应问题成为各国政府的优先关切。第三，石油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国际上围绕石油展开的争夺日趋激烈，某些别有企图的国家试图凭借地理优势或力量优势，垄断或控制油源和石油供应线。石油争夺导致了部分产油区战火不断、局势动荡，进而严重影响到世界石油市场稳定，建立国际能源秩序成为广泛诉求。
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大力开展围绕能源尤其是石油的外交活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全球能源外交出现了一个高潮期，同时在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能源安全成为优先目标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强调“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和友邦能进入外国市场，得到能源和矿产资源”，并将之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目标。1994年，“美国中东安全战略”中列出了美在中东的四大目标：确保获得海湾石油、保护美国公民及其财产、保证地区盟友的安全、促进地区民主，其中确保石油供应是首要目标。美在“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能源保障对国家的生存、安全及生活具有广泛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欧盟制定的能源战略强调了要保证三个层次的安全，即“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生活安全”，同时也提出了欧盟能源外交的基本原则：保障能源供应、保护环境和维护消费者利益。日本资源贫乏，所需石油的99.7%、天然气的96.6%依赖进口。因此，历届日本政府均从战略高度对待能源问题，能源外交在其经济外交中始终占优先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加，石油进口激增，能源外交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也逐步加大。
二
能源外交的兴起和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石油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近代以来，在全球资源争夺中，各国对石油争夺的激烈程度远超过其他资源。一些战略家甚至称，谁占有了石油，谁就拥有了世界。历史证明，石油始终与国际政治紧密相关，不含政治的石油几乎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因石油而结盟的实例很多。比如，二战时的英美结盟使美国成为同盟国阵营的最主要油源；战后美国与沙特因石油而结盟；石油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油国组建了欧佩克组织，而西方国家则在石油危机后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另一方面， 因石油而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两国交恶，甚至发生流血冲突或战争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战后发生的历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英国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两次海湾战争等都与石油密切相关。二战后，石油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对石油的争夺与控制成为国际冲突与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并成为国际关系变动的新因素。由于燃油汽车、飞机、舰艇和坦克的使用，石油成为影响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在二战期间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60%），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胜利的钥匙。战后，石油作为特殊商品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石油经济总是与国际政治，特别是世界霸权主义政治和地区霸权主义政治以及反霸权主义政治，紧密地纠缠在一起”④。冷战期间，中东及其周边地区始终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立刻做出反应，表示以“一切必要手段击退”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部势力。冷战后，中东依旧是全球热点地区，美国等大国对中东石油的争夺日趋激烈。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企图在海湾和中东建立地区霸权。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意味着它将直接控制世界石油储量的20%；若再入侵沙特，伊将控制全球1／3以上的石油供应。1991年美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名义上是为了将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实际则是为了控制海湾石油，重构中东秩序。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称：“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手里，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灾难。”
此外，国际石油市场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战后呈现出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石油市场变化会引发一系列国际能源外交活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将随之出现调整；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会导致市场的迅速反应，引发新一轮国际能源外交活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促使阿拉伯国家集体使用石油武器，制裁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迫使它们逐步改变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调整中东政策。另外，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促使产油国于1960年成立了欧佩克组织，而欧佩克的发展壮大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第二，能源外交成为各国对外交往一个新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普遍进行了重大调整，高度重视石油外交，并围绕能源安全展开大量外交活动。日本是战后施展能源外交最出色的国家，保证外部石油供应稳定和运输通道畅通是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1957年，日本政府第一个外交蓝皮书强调了经济外交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日本最主要能源（1950年，煤炭在日本能源消费构成中比重为85%， 石油为3%，到1970年石油比重上升到70%以上，煤炭降到不足25%），能源外交在日经济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为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日本被迫放弃与美协调一致的亲以色列政策，转而采取亲阿的中东政策。此后日本长期坚持对中东的“石油外交”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其能源供应。
对一些产油国而言，能源外交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政治“寻租”。沙特政府对美开展以石油换安全的能源外交，承诺向美提供廉价石油，保证国际原油市场稳定，以此换取美对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支持。萨达姆政权将石油作为打破国际制裁的一张王牌。伊拉克石油探明储量为1150亿桶，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11%，居世界第3位。 1991年海湾战争前，伊石油日产量最高达400万桶，是世界石油市场上的重要供应者。伊石油外交的政治目的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石油恩惠拉拢邻国。海湾战争中，约旦站在了伊拉克一边，因为伊向其免费提供了大量石油；战后，叙利亚、土耳其等国积极主张取消对伊制裁，这也与伊的石油“收买”有关。二是以开放石油勘探与开发，吸引俄、法、意、西班牙、加拿大、印度等国进入伊石油市场，形成利益牵制。三是与联合国达成“石油换食品协议”，促使更多国家谋求与伊的石油贸易，以此缓解国际制裁压力。
第三，中东因能源丰富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趋于上升，成为大国角力的热点地区。在中东大规模发现石油之前，世界石油开采主要集中在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前苏联）。美国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发源地。1859年，美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发现石油并开始大规模商业开采；1917年，美国石油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67%；二战后相当长时间内，美一直是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和主要供应国。中东的石油开发始于20世纪初，1908年最早在伊朗发现石油，此后陆续在伊拉克、沙特和科威特等地发现石油。1920年中东石油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1950年升至17%；同期美国占52%，委内瑞拉占14%，苏联占7%。与其他地区相比，中东石油具有资源丰富、钻井成功率高、出油量大、成本低等优势。二战后，世界石油投资、勘探开发的重心逐步转向中东，中东石油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科威特1944年石油产量仅79.7万吨，1955年达5448.7万吨，1960年增至8471万吨，年均增长率751.6%，成为当时世界第四大产油国；沙特石油产量从1945年的288万吨增加到1966年的6452万吨，年均增长率146%；伊朗从1945年到1960年石油产量增长了203%；20世纪60年代，中东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球近2／3，产量占全球近1／3。据最新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中东已探明储量约1000亿吨，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61.7%。鉴于中东能源地位的重要性，各种势力纷纷涌入，使该地区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能源外交的中心；同时，能源争夺也使中东成了世界的“火药桶”和国际政治的“热点”。美国更是将控制海湾石油及其运输通道视为其“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前副国务卿纽瑟姆曾表示：“如果世界是一个圆的平面，而有人要寻找圆心的话，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圆心就在海湾地区。……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像海湾地区这样集中了全球的利益。没有任何地区对世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像海湾地区那样起关键作用……。”
第四，石油被作为政治武器广泛使用。石油武器最早被西方国家用来对付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上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曾禁止伊朗石油进入世界市场，导致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夭折，民族主义的摩萨台政府垮台。石油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是威慑、打击对手的最有效武器：如果你敌视我们，你就得不到石油；如果你中立，就可以得到石油，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多；如果你持友好态度，就可以得到和以前一样多的石油。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甚至称石油为“阿拉伯力量的三要素之一”。这一点在阿以冲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伊拉克切断了通向以色列海法港的输油管线；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苏伊士运河石油运输被切断，沙特对英法实行禁运，导致欧洲出现油荒；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沙特等国宣布停产，并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叙利亚、黎巴嫩、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以减产、禁运和提价为手段，打击亲以的西方势力，从而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是阿拉伯国家第一次成功地大规模集体使用石油武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欧洲调整了中东政策，《布鲁塞尔宣言》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保证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日本脱离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轨道，其“新中东政策”力图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美国也开始被迫调整中东政策，1975年首次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石油武器的使用是阿拉伯国家反以斗争的一个创举，不仅重创了西方阵营，促使其内部出现分化，而且大大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在此之后，石油武器被更加频繁地使用，其巨大威力一次次地展现出来，并一再引发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
三
“9•11”后，随着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推行，全球能源外交空前活跃， 形成了战后以来第二次高潮，并出现了新的特点。（1）与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 供应紧张的背景不同，目前各国围绕能源的外交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力图建立21世纪世界霸权、控制全球能源密切相关；（2）能源外交针对的不仅是石油， 也包括了天然气，后者在当今能源争夺中的地位不断上升；（3）能源争夺的地理范围已经超出海湾地区，扩展到全球，包括里海、非洲、俄罗斯和南美等地。（4）参与者不再局限于产油国（主要是阿拉伯国家或欧佩克成员国）和石油进口国（西方发达国家）两大阵营，更多国家广泛参与其中，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成为新的主要角色，且影响日增。（5）能源外交的政治色彩进一步强烈。以往，各国关注的重点是石油供应安全，能源外交反映的是禁运与反禁运、垄断与反垄断的关系。而当前，在未发生重大能源短缺危机的情况下，各国能源外交更多地反映出国家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思路。
新世纪以来，在全球能源外交中，比较活跃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俄罗斯、沙特、伊朗、日本、印度和中国等。美国的新能源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布什的21世纪全球战略谋划中，控制全球能源占有重要地位。布什上台后，立即成立了国家能源政策小组，并由副总统切尼负责，着手制订新能源政策。新能源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加国内能源储备和生产开发，减少对外依赖，特别是减少对海湾的石油进口，适当增加从非洲、俄罗斯、中亚以及西半球的进口。布什认为，能源多样化不仅是为了能源安全，也是为了国家安全。“9•11 ”后的全球反恐形势为美国推行全球能源战略和建立21世纪世界霸权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布什先后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都带有明显的石油色彩。通过“阿富汗自由行动”，美国实现了进军中亚的世纪梦想；通过“伊拉克自由行动”，美国实现了对中东心脏地带伊拉克的占领，从而最终完成了对世界两大能源中心——海湾和里海——的控制。阿拉伯学者认为，美国的能源需求是构成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而石油利益则是美国政府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美国的意图是把战略重点从欧亚大陆东部，转移到包括拥有世界石油2／3储量的海湾地区和石油储量丰富的里海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中南部，并通过直接控制这一区域，强化美在整个欧亚大陆的霸权地位；鉴于海湾和里海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以及中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未来发展都依赖这两个地区，因此海湾和里海将是美、俄、中等大国未来利益冲突的唯一地区。俄罗斯专家也认为，布什全球反恐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东石油，美国试图通过控制这一战略资源，遏制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确保其单极霸权地位。
俄罗斯试图通过能源外交恢复传统大国的影响力。“9•11”后， 普京利用国际能源格局的新变化，在能源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大打“能源牌”。油气是俄最重要的外交资源，普京竭力塑造俄“可靠能源供应商”的形象，使俄崛起为能源大国，大大增强了俄的地缘政治分量。普京利用美对分散石油来源的渴求迅速与美建立了能源合作，使能源合作成为俄巩固与美关系的一块新磁石。2002年5月，美俄首脑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扩大在石油开发、生产、运输和销售方面的全面合作。俄政府官员称，俄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正在形成的双边战略伙伴进程的组成部分，“俄将成为美国稳定的石油供应战略伙伴”。2002年，俄首次向美出口原油，根据双方计划，到2010年俄油气将能够满足美石油需求的13%。欧洲是俄罗斯的外交重点，普京政府多次强调俄是欧洲国家，并表示将在能源领域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满足欧盟的能源需求。目前，俄对欧洲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出口总量的85%。俄与欧盟还签署了《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等文件，确定了双方能源合作的总体规划，包括增加对欧石油出口，以及吸引欧洲能源企业到俄投资。能源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基础。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的最主要能源供应者，由输油管道和输气管道构成的俄能源外交在改善俄与其周边邻国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能源也是俄罗斯对远东外交的一张重要的牌，俄提出了建立东北亚能源储备的设想，并对远东能源开发进行了远期规划。在中、日、韩、朝等亚洲国家的能源需求中，俄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此外，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阿拉伯产油国的影响力相对降低，这将对中东和平及伊拉克问题的前景产生微妙影响。总之，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不仅把美国，还把欧洲、中国，甚至把沙特阿拉伯都置于俄罗斯的影响之下”。
沙特仍将利用石油资源展开全球外交。沙特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全球石油出口第一大国。长期以来，伊斯兰与石油一直是沙特对外关系的两大核心。沙特石油外交主要包括：“以石油换安全”，换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以数万亿石油美元的投资，换取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以石油美元援助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赢取“穆斯林盟主”身份。总之，石油包括石油美元构成了沙特外交的最重要资源。“9•11”后，沙特原有的优势地位受到了重大威胁：美沙关系恶化， 美开始逐步疏远沙特，减少从沙特石油进口；沙特领导的欧佩克面临被美等西方国家拆散的危险，同时受到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严重挑战；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可能崛起为未来世界产油大国。为应对这些威胁，沙特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如继续保证对美提供优质优价石油，不断增产以平抑国际油价上涨等。同时，沙特加强了与欧、俄的能源合作，以减少对美依赖性。2004年4月，第一届“欧洲•海湾会议”召开，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与欧盟讨论了能源安全问题；2003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对俄进行了70年来最高级别的访问，签署了双边能源合作协议，俄公司获得了沙特天然气开发的巨额合同，沙特石油美元开始进入俄能源领域。此外，沙特还积极与中国等东亚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开始比过去更加把日、中、韩看成是本国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主顾”。
石油是伊朗打破美制裁和封锁的主要武器。伊朗油气资源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均列世界第二位。对伊朗而言，能源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国家收入和外汇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而且在其对外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打破美制裁和封锁的有力武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能源外交卓有成效，大大改善了与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使美制裁伊朗的《达马托法》彻底失败。“9•11”后，被美列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十分担心成为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为此，伊朗试图利用能源外交为自己构筑一个安全网。其主要举措是，以石油为诱饵，加强与欧盟、加拿大、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能源合作。2002年5月， 加拿大谢尔（Sheer）能源公司从伊获得价值8000万美元的油田勘探合同， 这是布什宣布伊朗为“邪恶轴心”国后外国公司与伊朗签订的第一个石油协议。2004年春，伊朗与日本公司签署了价值20亿美元的阿扎德甘油田开发协议。伊朗认为，中国和印度是能源消费大国，能够成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盟友”。2004年10月，伊朗与中国签署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2005年1月，伊朗与印度签订了一项为期25年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协议；两国最近还就修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计划达成协议。《纽约时报》评论认为，伊朗面对制裁威胁，正在用它拥有的一个有力武器——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加以还击。
日本正在着手后萨达姆时代的石油战略，在全球争夺油源，为未来做准备。“9•11”后的日本能源外交非常活跃。在中东，2002年9月，日本与伊朗、卡塔尔两国先后签署价值达5000亿日元（41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合同。2004年初，日本不顾美反对，执意与伊朗签署了阿扎德甘油田开发协议，对此，美国报纸评论说“东京不得不在石油和联盟之间做出选择”。在中亚，日本在1997年就提出了以能源开发为重点的“丝绸之路外交”。2004年8月，外相川口顺子访问中亚， 参加首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川口称，日将与中亚开展能源等经济合作，并在能源开发等领域向中亚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日本“丝绸之路外交”意在争夺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同时扩大在中亚的政治影响力，增加对俄、对华关系“砝码”。在东亚，日本向俄罗斯发动“银弹外交”，与中国进行能源争夺，挑起安大线和安纳线之争。在非洲，日本近来对非洲“感情”增温，表示在今后5 年将向非洲提供10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放弃30亿美元债权，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夺北非资源。
能源外交已成为印度经济外交的第一要务。印度油气资源匮乏，石油需求70%靠进口，日消耗石油200万桶，石油需求量居全球第六位。为确保能源安全和进口多元化，近年来印度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场大规模能源外交活动。除与伊朗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外，印度在苏丹投资7.5亿美元参与大尼罗河石油项目，并承诺帮助苏丹承建一条总长700多公里的石油输送管道。印度正寻求与俄建立能源战略联盟关系，2004年12月，印度石油公司宣布将在萨哈林三号油田投资15亿美元，进行油气联合开采。此前，该公司已在萨哈林一号油田累计投资了17亿美元。此外，印度积极进入中亚，开展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油气合作，有意参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道计划。据统计，目前印度已在俄罗斯、苏丹、越南、缅甸、利比亚等国获得油气开采或勘探项目的股份，总投资额达30亿美元；印度还计划在2015年前，每年投资10亿美元用于中东、中亚、北非、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区的油气项目。总之，“对能源越来越大的需求正悄悄地改变印度在世界上的运作方式，改变印度与邻国的关系，促使它与远及苏丹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国进行接触，并顶住华盛顿对其核野心的反对”。
“9•11”后中国的能源外交格外引人注目。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已占国内消费的40%以上，对外依赖性不断加深，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世界能源资源合作与开发是中国能源外交的重要指针。近年来，中国能源外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合作对象遍及全球。中国公司在印尼、委内瑞拉、中亚国家、伊朗、沙特、利比亚、苏丹和安哥拉等国已获取了一定数量的油气开采份额，建立了较稳定的原油供应基地。连接中俄、中哈的油气输送管线已开始铺设，供应通道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最近，中印又在叙利亚开展了油气开采合作。毋庸置疑，能源外交将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巩固与传统友好国家（如中东、俄罗斯）关系的同时，发展新的合作关系（如中亚、拉美、印度及美国）；中国与东亚日本、韩国也有开展能源合作的巨大空间；能源外交将成为中国开展第三世界外交的重要内容，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最丰富的石油等资源；从石油安全考虑，中国外交必将进一步向中东、中亚、北非、西非乃至拉美等地区扩展，外交视野的延伸将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全球大国。
作者介绍：
姓 名：唐志超
研究领域：中东政治、中东安全、中东国际关系、中东热点问题、库尔德问题
所在部门：中东研究室
现任职务：研究室主任
学术兼职：中国中东学会理事
职 称：研究员
学 历：博士
唐志超，1970年生。籍贯江苏灌南县。国际政治学博士。先后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习。1998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工作，历任西亚非洲所中东室副主任、主任、亚非所副所长等职。201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西亚非洲所，继续从事中东问题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中东问题研究，包括中东政治与安全、外交、阿以问题、中东民族宗教问题、库尔德问题、地区安全与恐怖主义、能源与能源安全、大国与中东关系以及海湾、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别研究，等等。
中国中东学会第六、七届理事。中国亚非协会、非洲问题研究会、非洲史研究会等学会会员。
2005年和2010年两度于荷兰莱登大学（Leiden Univ）做客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