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是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纪念的日子，1944年的这场会议决定了二战后全球的金融体系。6月份纪念了诺曼底登陆战役70周年，这场登陆战最终导致盟军欧洲战场的胜利。这两个转折点都证明了美国作为主要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并且使美元成为全球的主要储备货币。这说明现在的国际金融体制是个冷战货币体制。
自1944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欧盟诞生、苏联解体，当然还有最近新兴市场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印度、东盟、巴西、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南非。
在过去70年中，5个特别的大趋势可以解释地缘政治的主要变迁——人口变化、经济再平衡、科技、金融化和气候变化。
第一，世界人口数量已从1944年的20亿增长3倍到今年的73亿，并且可能在未来20年中达到90亿。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洲，正在快速老龄化，而新兴市场非洲、中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人口仍在增长。
第二，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缩小了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全球趋同），而每个国家内部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和收入的不平等（巨大差距）。瑞士信贷2013年的财富报告显示，全球0.7%的人口拥有41%的全球私人财富，最富裕的8.5%人口拥有全球83%的财富。
第三，科技的发展使得通讯和计算机把世界连成一个网络，能够迅速传递信息，通过社会媒体改变社会行为，并使公民社会和新机构有机会挑战现有规则。
第四，金融化，定义为由于金融自由化和创新发展，金融部门的规模相对实体经济（用GDP近似）的比例急剧上升。大多数政府在二战后降低了国内政府债务，但是国内的债务（主要是私人债务和金融部门产生的债务）从1980年GDP的100%上升到2012年的平均370%，并且欧洲这一比例达到550%。金融化使金融巨头和权力人士专注于财富，成为制造不平等的重要渠道。
第五，气候变化显而易见，随着气温升高，极地冰块开始融化。去年1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如果全球模式“一如往常”，那么全球气温可能上升4-6摄氏度，远高于之前被认为“安全”的2摄氏度。极端天气将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食品和水资源短缺是潜在的社会动荡和冲突的触发点。
即使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五月对西点军校的演讲中也指出，美国军队没有同伙，美国正面临欧亚地区同时进行的三条战线。在东欧，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可能升级。俄罗斯已经声明将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在东亚中国和南中国海地区，美国以太平洋为枢纽的战略，加上中国的崛起，激起了紧张的局势。在中亚，一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正被“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叛乱分子侵占。
这是危险的时刻。很多国家的政治活动正变得更加易怒和偏激。上月欧洲的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出现了投票给极右派和极左派的趋势，这都以牺牲中间党派为代价。
人们总是忘记，全球动荡部分是由于社会不平等加剧导致的。在社会冲突频发的很多区域，失业率在上升，不平等的责任被归咎于移民、外国人和其他的种族或宗教的少数群体。中肯的声音被忽视了，因为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观点能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度。
托马斯·匹克迪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历史上很多时候，收入和财富上不平等的加剧都通过战争或革命使财富重新分配。我们不得不陷入这种凄凉的状况，因为功能失调的政治不允许税收和其他政策来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
匹克迪的书把不平等问题列为全球紧张局势的核心，但是没有对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应该提高中产阶级群体的收入，他们会成为和平的稳定器。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脆弱和冲突。如果冷战货币体制继续加剧社会不公的趋势，这种金融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解决社会不公是唯一中庸之道。
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爱尔兰诗人叶芝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再度降临》。 在近100年后，诗中的描述仍然适用于现在：“万物都已解体，中心难再维系，世界呈现出一片混乱。”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只有冲突。要维持和平稳定，则中心必须维系。借用丘吉尔的名言，吵吵总比打打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