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报告，到2019年6月末，全世界债务规模突破250万亿美元，全球政府主权债务达到70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突破23万亿美元，且长短期收益率倒挂明显。
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市场可能会面临一波前所未有的债务违约潮。违约不可怕，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说表现形式之一，问题在于债务违约会打击市场信心，让市场参与各方都变得更加保守，抑制市场交易活动，使得金融机构不敢放款，进一步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导致更多的债务违约。
一般而言，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充裕的资金流保障，因此融资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一个必由之路，也是企业发展越不过的门槛，但融资过程也往往会成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心中永远的痛”。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破解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但是这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客观说，银行不愿意放款给民营中小企业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经营稳定性风险的存在，贷款收不回来的风险相对较高，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不划算的买卖。这就迫使一些民营企业把目光转向其他渠道，甚至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有报道显示，2018年以来，房地产融资成本大幅上升。部分企业的融资渠道日渐狭窄。有些地产公司短期融资利率12%左右，高成本的融资一旦遇到经济形势下行再加上环保、限购等政策影响，盈利能力下降，债务违约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其后果往往具有连锁性，威胁到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
2019年12月2日，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大方正”，北京大学旗下企业）发生债务违约，据北大方正披露，债务违约的原因在于资金流动性紧张，无法按照约定筹措足够的偿付资金。据公开信息显示，北大方正是北京大学于1986年投资创办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在“2019中国企业500强”中，北大方正排名第138位。在2019年度“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北大方正排名第5位。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民营企业债券市场净融资为-2981亿，换言之，债券市场没给民营企业“供血”，民企甚至被“抽血”；而同期的国企债券市场之净融资量为38433亿。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国企如此，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据和讯债券公开报道信息显示，2019年债券违约企业数量和债券只数已经大幅超越2018年，2019年前十个月已经有58家企业149只债券出现违约，违约金额高达817.29亿元。由于违约继续刷新新高，年内有446只债券推迟发行或发行失败，涉及346个主体共2911.53亿元，制造业仍占据大头，九成以上的企业表示发行失败是因为市场原因。从违约企业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依然是债务违约的高发地，值得一提的是，景气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也出现了违约情况。我们可以预期，2020年企业“爆雷”现象大概率也会继续发生。
企业债务违约有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行业产能过剩、净现金流量的不足，总体盈利水平下降，企业盲目扩张，盲目运用过高杠杆等。另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不可忽略。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市场资金抽紧，企业发债困难，融资成本不断增加。例如，2019年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0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189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85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5470亿元，同比少增1671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10亿元，同比少减790亿元；委托贷款减少667亿元，同比少减282亿元；信托贷款减少624亿元，同比少减742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1053亿元，同比多减600亿元。这反映出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在持续下降。
第一，企业债务违约往往牵涉到很多部门，因此其危害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对于企业而言，资金链断裂会导致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进而使得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造成恶性循环，甚至最终破产清算。
第二，对于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担保机构而言，企业债务违约会造成贷款损失，如果企业债务的违约规模较大的话，也会导致和企业关联的上下游企业受到冲击，陷入困境，进而产生连锁的债务违约效应。
第三，企业债务违约还会打击市场投资信心，造成有钱不敢投，有钱不敢贷的局面，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据清科研究中心投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前11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投资总额为7300亿元，同比下降29.5%，投资案例数约7800起，同比下降18.7%。
笔者认为，企业债券违约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和去杠杆多重政策的叠加效应，以及违约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任缺失。对于企业债务违约应该客观看待，一分为二，企业债务违约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有其有利的一面，可以倒逼企业完善风险控制，提高核心竞争力，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违约对社会经济运行危害很大，需要引起警惕。就企业而言，需要企业加强自律，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一点毋庸讳言，就政府金融监管层面而言，中国式去杠杆是否用力过猛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去杠杆是否可以缓缓图之？长期而言，中国经济需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那么旧动能也不适宜“一刀切”，完全抛弃。短期而言，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债券违约时对债权人的保护机制，增强债券投资人的信心。对承销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职和造假行为加大惩罚力度；要求债券发行人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按月公告主要财务数据；借鉴国外债券市场的经验，引入交叉违约、加速清偿、限制性条款等偿债保障条款，提高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效力，为投资人提供更多个性化、多样化保护措施。
第二，去杠杆不宜“一刀切”。据《经济研究》一篇论文，基于1998-2014年间近400万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的研究表明，在该区间内,样本企业呈现出了显著的、整体性的杠杆率下降趋势,平均负债率从1998年的65%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51%； 但与此同时,杠杆率显著增长的是数千家大型国有上市企业，因此要精准区别对待去杠杆的对象，防止误伤。
第三，进一步优化金融环境。要充分发挥地方银保监局、金融办的信息优势，对发生债务违约的企业区别对待。对于持有优质资产但出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流动性支持，积极协调，鼓励多重渠道化解债务危机，避免银行抽贷加剧企业困境。对于因违规违法出现的资金链断裂或者长期亏损、已经彻底失去清偿能力的企业，应坚决实行清算退出。
第四，着眼长远，强化金融领域的科学监管。科学监管不意味着从严监管，风险和发展某种程度上是相伴而生的关系，这需要监管部门寻找一个合理的均衡点，既可以服务经济发展，又可以避免大规模的违约事件发生。
第五，着力建设一个更加专业化的监管队伍，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创新监管，科学监管。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很多市场交易信息都可以做到实时化，可视化，这为快速识别风险，快速做出反应提供了技术基础和保证。同时，对懂科技、懂政策监管、懂市场经济的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也更加突出。
第六，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和信用保护工具，发挥大型金融机构解决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作用。大型金融机构对市场交易具有重要风向标作用，政府应该在监管的同时推出激励相容的举措，鼓励其积极创新，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处理好控风险和促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七，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和金融机构风险教育，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念，营造一个更加完善健康的金融市场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很重要，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环境是一个守法守秩序的环境，有着对规则的敬畏的环境，不是大家一哄而上割韭菜，割来割去割到自己。一个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应该有着各交易主体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共同促进金融市场更加稳健的发展氛围。这就需要所有参与者树立一个正确的风险观念，量力而行，做强做精，而不是盲目加杠杆，大而不强，一吹即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