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体现了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客观趋势。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需求出现常态萎缩。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而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已不复存在。
二是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我国过度行政化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仍然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三是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四是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改革红利有待强力释放。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正处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今后必须逐步调整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改革与发展红利的全民共享。
整体上看，新常态经济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等一些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之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速的回落。我们必须理性对待经济速度的“换挡期”，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这是非常好的结构优化迹象。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快实现健康中国、养老中国、宽带中国等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后，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打造“中国质量”，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不搞强刺激、大调整，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通过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正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常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实现。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稳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又要在战术上主动作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三大规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发展，积极释放“中国红利”，促进经济进入7.5%左右的平稳增长期。
第一，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新常态下，一是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审批事项彻底放给市场和企业；二是要强化政府服务管理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方式，逐步转变服务管理方式、提高服务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机构编制结构优化；四是要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市场化。
第二，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速是“换挡”而不是“失速”，经济发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因为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临较大经济运行风险，对此，一是要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二是推进城乡结构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是推进区域结构改革，稳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避免经济出现“失速”；四是推进产业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制；五是推动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我们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促进形成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积极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要积极化解各种经济运行风险，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创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产业结构处于中高端的经济，这要求有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做支撑。从财税体制改革层面看，要加快“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拓宽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逐步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要加强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体制、卫生医疗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等改革的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要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加快发展服务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力争就业增速稳中有进、就业质量稳中提高。
作者介绍：
张占斌，1962年11月生，吉林通榆人。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硕士（吉林大学中国土地制度史专业），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专业)。曾在英国约克大学经济系、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等访学进修。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重点系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部长、副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务委员、宏观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青年实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现在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吉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发展中国论坛副主席，部分省、市经济政策顾问、研究员。
学术著作
学术著作有《中国式崛起》（系列四种）、《博彩业与政府选择》、《股票期权与国有企业激励制度》、《比较优势：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模式、战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创新》、《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研究》等十余种，发表学术和理论文章约三百篇，部分被《新华文摘》、《求是》、《新华月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红旗文稿》、《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科研成果
主持或参与世界银行、欧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中央编办、国资委、民政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行政学院、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国家电网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商飞公司、中国铝业公司等省部级委托研究课题近30项。有近20项内部报告获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的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