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刺杀、七月危机、八月枪声。
1914年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对德宣战。一场由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帝位继承人而引发的地区危机，经过37天的发酵，终于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那关键的37天，为什么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
一百年后，当人们缅怀这场似远实近的战争时，这个问题依然在叩问我们的理智和良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一战史权威、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女士，倾听这位当代最懂一战的学者细细剖析，人类的野心、愚蠢和失误，怎样招致一场原本可以不发生的浩劫。
一战并非不可避免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一战的爆发，其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你同意这种解释吗？
麦克米伦：不。在国际史学界，至少在欧洲范围内，一战历史的研究者很少有人还相信那套理论了。说得更宽泛一点，我认为，没有哪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都是人类决策和行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在一战前就有了。但很多次斗争和冲突实际上都得到了化解。比如因为帝国主义扩张而发生过严重敌对的英国和法国、英国和俄国都成功实现了和解。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不是1914年导致国际环境紧张的首要因素，它只是因素之一。当时，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勾心斗角（1905~1906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列强对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也各怀鬼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日报：也就是说，如果那时的人更智慧一点，一战就可以避免，至少可以管控？
麦克米伦：是的。在1914年以前，列强之间发生过好几次严重摩擦，以至于当时舆论普遍担忧大战一触即发，但实际上那几次危机都没有真正引向战争。这是因为，列强决定通过磋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
比如19世纪90年代，英国和美国几乎开战（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但两国都保持了克制，启动谈判，最终改善了关系。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过两场战争，奥斯曼帝国和若干由该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打、那些独立的国家相互打，很多人认为那会引发大战，但欧洲列强又一次靠谈判避免了战争扩大化。
日报：靠谈判避免冲突，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但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压力会不会一直积累，终有一天还是会导致大战呢？
麦克米伦：历史并不是单向、线性发展的。压力会上升，压力也会下降。想一想冷战，苏东集团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相互对峙，有时矛盾极端严重，有时矛盾比较缓和。比如20世纪70年代，双方就比较能够相互谅解，矛盾不那么严重。大多数人认为——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认为——东西方阵营必有一战，但它们并没有打起来。
再想想中美关系曾经非常敌对，但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关系大大改善了。所以，如果1914年时各方能够管控好形势，那么很可能到了191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矛盾就会得到缓解，国际关系压力就会下降，大战就会得到避免。
德国崛起太心急了
日报：谁要为一战爆发负责？在详细研究了德意志帝国政府档案后，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于1961年提出著名的菲舍尔命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精英集团）长期酝酿、蓄意挑起的，目的是让德国跻身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你对此作何评论？
麦克米伦：我不同意菲舍尔命题，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对它提出过批评。菲舍尔的确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比如德意志帝国内部确有一些人为了德国崛起而不择手段。但崛起有很多途径，一个国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才能成为世界强国。
今日德国就是最好的反例，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又是欧洲的主要强国。即使是在1914年，德国的工业界其实很担心“政府里的莽汉”肆意妄为，他们认为，战争根本是不必要的，如果德国耐心等待，它迟早会在经济上独步欧洲。
大多数学者——虽然不是全部——应该会同意我的观点：德国的行为方式激化了矛盾。在战前的最后一个月里，德国的所作所为促进了战争的爆发。但那和长期酝酿、蓄意挑起不是一回事。
其实在当时的德国，也存在其他可能性。德国的一大心病是俄国变得日益富强，所以有人极力主张对俄国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国内也有声音主张同俄国谈判，因为德俄两国经贸关系紧密，俄国需要德国的科技和投资，德国需要俄国的原料和劳动力。德国的决策者如果做了其他的选择，历史本来可以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下去。我一直认为，虽然历史已经无从改变，但在思考历史的时候，甚至在对国际事务做出决策的时候，我们应该牢记：其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众多偶然性叠加的诱因
日报：那你主张“集体责任论”？列强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一定责任？
麦克米伦：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集体责任论”是一战后二战前德国宣扬的观点，因为如果列强都要负责，那么单单惩罚德国就是不公平的，就是成王败寇。但是战争的根源和战争的责任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虽然我认为一战的爆发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背景、原因和条件，但我的确认为列强中的某些国家，乃至其中的某些人，对战争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
我写《终结和平的战争》这本书，其实就是想阐明这个观点。在错综复杂、促进和促退因素并存的历史条件中，人为的恶意、失误和纯粹的偶然性一起，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包括：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种势力等“硬”的条件，以及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民族主义等“软”的条件——那个世界的氛围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战争责任应基于这样的思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在战前的五周内，从6月28日费迪南大公遇刺到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导致英国对德宣战的这段时间里，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避免战争，至少可以避免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
但是，有些国家、有些人所做的决定，让爆发战争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比如刚才说的德国内部的好战分子，再比如奥匈帝国决心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摧毁或压服塞尔维亚。在我看来，这些促成战争的决定，就是战争责任之所在。当然，历史学界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争论了100年，我想还会争论下去。
日报：你提到从6月28日到8月4日，有很多机会避免战争，哪些是最好的机会？
麦克米伦：有几次机会。如果奥匈帝国选择用政治手段解决塞尔维亚危机而不是诉诸武力，就是避免战争的最佳机会。当时的塞尔维亚统治集团里有一些人支持针对奥匈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刺杀斐迪南大公，这一点国际社会心知肚明。如果奥匈要求塞尔维亚彻查此案，将凶手和策划者绳之以法，国际社会料将支持它的诉求。但它做得很过分，不但向塞尔维亚提出侮辱性的惩罚条件，而且在塞尔维亚同意了大部分条件后还穷追不舍，制造了一种对塞非战不可的态势。
另一个关键是德国对奥匈的过分支持鼓励了奥匈鲁莽行事。德国政府对奥匈政府说，不论你们怎么干，我们都支持。史学界把德国的这个承诺称作“空白支票”。德国和奥匈都很清楚，如果奥匈对塞宣战，自视为斯拉夫民族保护者的俄国必会干涉，所以说两国当时都不计后果、肆意妄为。如果他们明智一点，想事情周全一点，也可以避免战争。
从俄国方面来说，如果它耐心一点，联手英法一起施压，也有可能达到政治解决的结果。实际上，俄国当时的军事准备是很不充分的，贸然开战对它一点好处也没有。
日报：能不能说全球（欧洲）治理体系的失灵也是一战爆发的一个因素呢？那些本该防止战争爆发的缓冲、协调机制，那些本该拯救其人民于水火的政治领袖，它们没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麦克米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虽然当时还没有清晰成形的强有力的国际治理体系，但那样一个体系确实已经萌芽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仲裁案例，越来越完备的国际法，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调机制——所谓“欧罗巴音乐会”，欧洲列强首脑会晤，对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其实是有的。但是在1914年，这一切都失灵了。如果当时存在适当而有力的国际组织、谈判机制等等，会对局面有所帮助。
日报：听上去真是很悲哀，人类的野心、愚蠢和失误给自己招来了一场原本可以不发生的浩劫。
麦克米伦：确实很悲哀。尤其是当你想到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偶然性，就会更感慨了。就像电影《完美风暴》里所表现的一样，一场罕见风暴需要三个风暴系统叠加才能生成，而引发这场悲剧需要天气、海洋、导航、船长的决定，甚至糟糕的运气等众多因素叠加才会上演。
一战也是一样，除了上面讲到的那些条件，运气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在萨拉热窝，大公的司机没有开错路，如果他们的汽车没有停在那个咖啡馆前，如果几乎已经要放弃行刺的普林西普当时不是恰好就在那个咖啡馆里，历史又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