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发展环境与安全环境两个方面。[1]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外部环境虽然面临着一些新挑战，但总体上是好的，机遇十分明显。从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存在很多机遇，但挑战相对突出。本文试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视角，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对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进行全面考察。
“总体国家安全观”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2]其要义就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安全纳入到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来统筹考量、把握。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最特殊的国情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考察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国家外部安全环境，首先就要抓住这个基本国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视角来考察国家外部安全环境问题，同单纯以国家角度来考察相比有不少看点。
第一，凸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虽然香港、澳门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高度自治，它们有可能被西方大国利用来干预中国内政，甚至作为向中国大陆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阵地。台湾虽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但台湾分裂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台湾目前在安全上同美日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也同大陆有明显差异。所以，如果说港澳台地区对“中国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还不那么严重的话，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则十分明显。
第二，有助于对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有更客观、清醒的认识。
如果仅从“中国外部环境”来审视世界，我们往往倾向于将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正在崛起的大国来看问题，视野局限于国家间关系中常规的问题，如国家间的安全关系、经济关系，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国际政治的现实是，西方国家一直将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其对外政策。比如，在经济上，打压“走出去”的中国国企，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在军事力量发展上，对中印区别对待，对中国防范限制，对印度则鼓励扶持。可以说，中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崛起大国，可能只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同中国有地缘战略矛盾的大国及一些周边中小国家感到担忧；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崛起，感到担忧的恐怕就不只上述国家，许多西方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对社会主义制度缺乏认同感。
第三，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认知自己的实力。
如果仅从“中国外部环境”看问题，我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国家间硬实力的对比以及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从而过多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机遇，看到的挑战则相对少一些。比如，单纯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到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快速拉近；简单以硬实力为基础审视国际政治格局，我们也容易认为随着多极化推进，中国作为一极，其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会相应增大。然而，当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看问题时，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首先，虽然美国同中国的实力对比差距在缩小，但它凭借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体系，依然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其次，美国很容易打着“促进民主”、“推广普世价值”的旗号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并得到西方盟友及相当一部分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所强调的：“虽然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国力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许多新的非西方大国实际上是民主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崛起民主大国的社会经济活力，不仅正在通过自己的样板作用，而且通过支持其周边国家的民主，来促进全球范围的民主。”[3]最后，美国将“普世价值”作为重要的软实力，严重制约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与“中国外部环境”并非互不相关，二者实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层面：前者是后者的内核，后者是前者的载体。载体不存，内核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内核不存，载体的性质和面貌也会发生根本变化。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外部环境”出了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也不会安然无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难以顺利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部环境”的挑战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的挑战；反之，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能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就会严重恶化，进而影响“中国外部环境”。
二、政治安全的外部环境最具挑战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时，强调了政治安全的核心地位。[4]这是对中国特殊国情和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准确把握基础上作出的论断。中国国情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决定了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挑战比一般国家为甚。
历史上，小国、弱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来自军事方面。但对大国、强国来说，军事安全威胁相对较小。例如苏联，虽曾多次面临外敌入侵，但都化险为夷。苏联解体时，其超强的军事实力丝毫未受打击，美国及北约也未动用一枪一弹。经济安全也不足以使一个大国解体。苏联在69年的历史中，虽曾多次遭遇严重经济困难，但都经过艰苦奋斗度过了难关。解体前，苏联经济也并非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苏联安全问题首先出在政治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上。[5]苏共改旗易帜导致政权丧失，社会主义制度难以为继；国家失去凝聚力，刺激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苏共内部滋生出各种派系，最后分裂、瓦解。
历史经验表明，对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来说，最具颠覆性的是政治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局面。国家政治安全至关重要，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安全。正因如此，意识形态被认定为“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6]
就目前来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
从内部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右”的方面，有些人试图用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二是来自“左”的方面，有些人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漠视发展中国家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一面，若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中国特色”，有可能退回僵化的老路。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7]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说，“老路”与“邪路”都是危险的，都会危及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外部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8]它们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快速崛起，越来越感到恐惧，对“中国模式”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更是耿耿于怀。美国实施促进民主战略和推广“普世价值”战略，试图在亚洲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在涉疆、涉藏和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海外各种反共、反华势力，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暗中同中国大陆较劲，无不是在贯彻其“西化”中国的战略。而美国的这些战略和政策，很容易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
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战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推广“普世价值”作为实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抓手。2010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9]
普世价值有两类：一类是世界各国共同发扬光大的价值，如和平、发展、善治、秩序、和谐、公正、平等、合作、环保；另一类是西方首先发扬光大然后为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就是说，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价值。而第二类价值容易将人引入理论误区，它们虽然是西方首创，但却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将这些价值作为本国施政的理念，最为典型的就是民主。不过，西方国家将自己奉为民主的楷模，并以传教士的姿态向全球推广所谓“普世价值”，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西方国家在推广所谓“普世价值”时，是将它们规定的内涵和标准赋予民主、自由等价值。例如，按西方的标准，凡是民主必须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等，这实际上是将作为实现民主方式的代议制等同于民主本身，将西方模式的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西方国家以它们定义的“普世价值”冒充一般普世价值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一些尊崇民主的人误以为，中国要发展民主，就必须照搬西方模式；与之相反，一些反对自由化、要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则误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不能搞民主，也不能要自由和人权。美国等西方大国在推广“普世价值”时还时常实行双重标准，用“普世价值”来打压竞争对手，以维护本国的私利，这就更让人对普世价值敬而远之。普世价值很容易造成思想理论上的纷争，进而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一些不利于中国维护政治安全的外部环境因素——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和信息网络化，又恰恰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和无法回避的，这使政治安全的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
三、国家安全总体形势与外部环境评估
站在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可以看出，不同领域的安全形势及主要威胁来源大不相同。
政治安全形势相对较为严峻，主要威胁源来自内部，而外部威胁源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可见，任何外部的政治安全威胁都要通过内部因素来发挥作用。
军事安全也具有颠覆性，中国在评估国际形势和外部安全环境时，首先要看的就是军事安全环境，看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主题，中国是否会遭遇大规模战争。目前中国的军事安全只有潜在的威胁，主要威胁源来自日本及日美同盟。当然内部因素也很重要，如果自身虚弱或安全意识淡薄，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就会刺激潜在外部威胁转化为现实威胁。
经济安全形势相对较好，主要潜在威胁源来自国内。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只要国内经济良性运转，政府对外部危机的影响应对及时、得力，经济安全就有保障。
国土、社会、文化、科技、生态、资源、核等领域安全，主要威胁源也在国内，外部威胁源是次要的。这些安全领域虽然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但总体上是可控的。维基解密和斯诺登事件表明，信息安全威胁比较现实、突出，而且主要威胁源来自外部，来自美国及其盟友，但信息安全威胁的作用主要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来发挥，其自身很难对国家安全造成颠覆性威胁。
应对上述各种安全挑战和威胁，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内外兼修。统筹把握国内与国际问题，对内不断提升维护安全的能力，对外不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营造外部环境，无论是安全环境还是发展环境，都需要搞好外交工作，处理好同各国的关系。在中国外交的大棋局中，最具挑战性，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
从外部环境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能力阻断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干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关键的问题是要对美国阻断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和决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战略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评估。就目前来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同中国直接对抗，而是寻求在竞争中合作，当然不排除在不损害自身重大利益前提下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牵制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战略可以用“塑造”来概括，即通过合作、融合将中国塑造成伙伴，避免崛起后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10]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美国牵制、遏制中国的动力在上升。[11]特别是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摩擦明显增加。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中国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日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虽然中日关系已经从全球层面大国关系中淡出，但在东亚区域和中国周边层面仍然十分重要。近年来，中日关系明显恶化，这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有很大关系。安倍政权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坚持错误立场，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凸显出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日美同盟。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不会接受日中关系好于日美关系的三边关系状况。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政府曾试图调整日本外交政策，拉近对华关系，构建日美中等边三角关系，但没多久就被迫下野，美国是背后推手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中日关系处于僵持状态，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而美国是最大受益者。未来中日关系面临两个风险：一是日本右翼政客在既有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打中国牌，通过对中国示强获取民意支持；二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全力遏制中国，日本会甘愿充当美国的急先锋，安倍政权在建立“亚洲民主国家联盟”上比美国还积极，就反映了这种倾向。中日如果走向军事对抗，极有可能刺激美国介入并站到日本一方，导致中国同美日同时对抗。若如此，中国军事安全环境乃至其他许多领域的安全环境会严重恶化。
中国周边国家众多,而且同不少国家有领土及海洋权益纠纷。中印领土争端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纷争加剧，一个重要动因是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试图借南海问题牵制中国，恢复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相关争端国家则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谋取利益。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中国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在维护领土主权上无所作为，会激起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形象；如果过度作为，导致同相关国家关系严重恶化，又会影响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更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同，甚至会使日美从中渔利，恶化中国的战略环境。
尽管如此，上述三方面外部因素的影响仍然是局部的，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包括周边安全环境。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周边多数国家都不愿同中国搞意识形态对抗，即便美国和日本，也没有将意识形态对抗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主轴。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考察一些媒体常炒作的“C型包围圈”可以看出，所谓“包围圈”只存在于某个领域，而不是在总体上。在经济等层面，根本就不存在针对中国的任何包围，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文化关系密切，而且基本都愿意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在军事层面，至多是在东亚地区存在一个针对中国的弧形，即美日同盟等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而在广大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并未见有威胁中国军事安全的意愿和行为；在政治层面，“包围圈”确实存在，由于中国周边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与中国不同的社会制度，针对美国实施的“促进民主”战略和推广“普世价值”战略，这些国家或积极呼应，或乐见其成，或认为与己无关。这样的周边环境无疑给中国维护政治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四、结语
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来审视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视角。在此视角下，政治安全是核心，中国政治安全外部环境最具挑战性。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来评估中国安全形势与外部环境可以看出：虽然某些领域的安全形势相对复杂、严峻，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形势和外部环境的基本面是好的。虽然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同一些周边国家关系近来摩擦较多，面临的挑战与风险较为突出，但外部因素的影响是可控的，只要经营得当，就不会对中国外部环境带来颠覆性影响。推而言之，在安全与发展之间，安全尚未超越发展成为首要任务，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依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第一要务。
注：
本文是国家开发银行资助的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外部环境若细分，还可以包括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外交环境、文化环境、舆论环境、生态环境等，但是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其中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续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通常会对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美国1994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提出三个方面的目标，即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实际上就是将政治同安全与经济并列，成为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时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不过，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识形态对抗的地位下降，因此，同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相比，政治环境也位居次要地位。在谈外部环境时，学者们有时也用“战略环境”一词，用以表达将各种环境因素综合到一起的总体态势。
[2]“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3]Thomas Carothers,“Reenergizing Democracy Promotion,”November 29, 2012,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http://carnegieendowment.org/globalten/?fa=50142.（上网时间：2014年8月13日）
[4]“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5]政治安全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制度和政权安全、国家统一安全以及执政党自身组织安全。苏联解体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体现：执政党和国家改旗易帜、原有的国家制度和政权消亡、多民族国家解体、执政党分裂进而瓦解。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7]黄中平：“着力提高治理能力 切实防止‘两个陷阱’”，《求是》，2014年第7期，第50-52页。
[8]刘建飞：《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3-48页。
[9]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7&p.17,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上网时间：2014年6月30日）
[10]美国“塑造”中国的战略思想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阐述得最为清晰。参见刘建飞：“塑造中国：美国对华战略新动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3期，第33-35页。
[11]美国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称，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在恶化，而中国快速实现军事现代化并缺少军事透明度是导致这种恶化的重要原因。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March 2014,p.4,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上网时间：2014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