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人在谈到中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时首先想到的是能源安全。国外舆论已将“中国对中东能源的需求”塑造成描述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关键话语，许多西方学者也已习惯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中东的中东。曾任美国国防部长阿拉伯问题高级顾问、现任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阿拉伯研究项目主任的大卫·申克（David Schenker）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既然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不断上升，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加大，在中东拥有大量的投资及建筑项目，“那么很自然，中国是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呢？”[1]近期，伊拉克遭极端组织攻击，国外马上又有人出来说，如果伊拉克石油产量因此中断，中国的日子就会很难过。因此，“美国应该让中国派海军介入伊拉克危机，因为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已经远超美国”。[2]国内学界虽然并不认同这种简单且带有偏见的美式逻辑，但“确保能源安全和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一直以来被许多中国学者和媒体视作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不争事实。
本文无意对此提出质疑，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本无可非议。但西方将中国中东外交与能源需求挂钩，其意在削弱我国中东外交的道义力量，而我们自己过于强调能源及其它物质利益，不仅会固化外界的偏见，而且也会阻碍我们对中东外交的创新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新一代领导人要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原因。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正式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3]2014年7月4日，习主席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再次提出要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4]本文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新义利观及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外交新理念都是与之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指导思想。本文基于中国外交的这些新发展，探讨新时期中东外交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意义。
（一）中国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
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以来，外交上不断采取新举措，推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讲话指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更具全球视野、更富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可以说，在继承新中国外交六十多年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5]王毅明确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及“突出互利共赢”“追求公平正义”“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公共产品”“倡导新型义利观”“承担国际责任”等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6]事实上，自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两国元首就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到2012年2月当时的习近平副主席在访美期间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再到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国就已经为向大国外交转型做好了话语准备。“在‘新型’和‘大国’两个关键词中，目前需要着重辨析和特别强调的是‘大国’。”[7]
从一年多的外交实践看，中国的大国外交布局呈现了全球性、综合性和平衡性特点，全方位外交的格局已逐渐成型。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访问了亚非欧美四大洲共22个国家，接待65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同300多位外国政要会见交流，彰显了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对外交工作的统领和引领作用，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一年来，中国与各国签署近800项合作协议，涉及政治、经贸、能源、人文、安全等广泛领域，进一步密切了同各方的友好合作关系。[8]可以说，2013年的中国外交，是对过去60多年新中国外交之路的成功延拓，“中国外交以此为起点，走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9]
2014年，中国的大国外交呈现更为积极的态势，手法也更趋成熟。3月22日至4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四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并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欧盟总部。11天里，习主席共参加了84场活动，除了在每个到访国家都发表演讲外，还在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发表个人署名文章，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前所未有，被认为是首脑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完美结合，充分反映中国外交已变得更加自信。此外，在近期中美关系频繁出现龃龉甚至紧张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派出海军精锐舰只赴美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有分析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领导层外交姿态的积极主动，“在重要地区活动上‘中国参与’的目标明确，不会再拘泥于‘面子’问题，而让中国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10]
2014年5月，中国成功地举办了被认为是新领导层上任以来首个主场外交的亚信峰会，中国在会上提出了与注重霸权及单边绝对安全的西方安全观有着明显区别的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同时提出了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的建议，得到与会国家的积极反响。这表明中国已开始主动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的新安全理念也获得了亚洲国家的广泛的认同和响应。有国外媒体称，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正接近达到一个全球大国所具备的所有指标：辐射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11]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说得更明确：“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在做一个大国应该做的事。”[12]
综上，中国的大国战略定位已明确，大国外交之路已开启。从提出的理念看，“中国特色”突出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核心思想，明显区别传统大国追逐权力，谋求霸权的特性。从外交活动实践看，从周边到大国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全球和全方位外交的格局已初步形成。从中东外交视角看，中东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是一个大国，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周边国家，但它却“代表了当前主要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乃是一个“战略板块”。中国早些年已经与阿拉伯国家确立起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已经视中东伊斯兰文明体系中的这个特色国家群体为战略合作对象。”[13]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已经为中国在中东开展大国外交打下了良好基础，中东也将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地区事务提供重要平台。
应该说，中东从未脱离中国的视野。过去几十年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有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十年来，双方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中东政局时常不稳，一些国家政坛经常生变，但中国与各国的政治关系基本未受影响，并且，阿拉伯变局三年多后，中东地区各国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及对中国的期望都在迅速上升。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发展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贸易额从十年前的367亿美元已经发展到2013年的近2400亿美元，年均增长30%以上，未来10年，更有可能增至6000亿美元。[14]上述事实表明，这些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务实合作方面确实取得巨大的成绩，并且还有着同样巨大的发展潜力。
而从中国大国外交的发展趋势看，未来中国的中东外交还将有更大的视野，将会在参与中东事务，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比如试图推动巴以和谈，在叙利亚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伊核问题上劝和促谈等等，但以大国外交衡量，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度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未来中国在中东开展更有影响力的外交，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势在必然。这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国必须回应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对中国期待。近年来，国际社会及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批评中国“眼睛里只有石油，只有经贸数字”的声音。现在是时候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了。诚如王毅部长所说：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聚光灯下，向中国投来的目光中，有欣赏，也有疑虑；有赞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应当是期待。期待中国在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愿意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的结合点，找准中方利益与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我们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15]其次，中国已经明确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外交定位决定了外交的属性、任务和担当。既然决定走大国外交之路，就意味着“中国将更多地承担起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更加坚决地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权益，更积极有为地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改革提供公共产品”。[16]中国需要通过在国际事务中担当更多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来积累大国经验，强化大国地位，增强大国应有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事实上，中国这些年已经在诸如帮助南苏丹化解内乱、推动伊核问题和平解决等中东重要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14年6月和7月，伊拉克生乱，巴以冲突再起，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大使在此期间先后出访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及中东地区有关国家，就缓和当前巴以局势做工作，并就伊拉克局势同相关各国沟通。这已是吴思科大使今年第三次出访中东，如此密集的安排恰好说明中国正在逐步加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度。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14日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强调了“美中在伊核问题谈判中继续合作的必要性”。[17]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这一问题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然，中国向大国外交转型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未来几年中国外交的重点主要还在周边，但中东无疑将逐渐进入中国大国外交的视野。习近平主席今年7月14日在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并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进行访问前夕接受以上四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发展，中国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18]王毅部长今年3月在沙特王储萨勒曼访华期间接受《中东报》主编图拉菲专访时也曾表示：“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能源等各个方面看，中东地区都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板块。今后，随着自身能力的逐步提高，中国愿意为中东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9]
（一）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条件日趋成熟
如上所述，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大国外交之路，将在国际事务有更大作为，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这意味着，除了不断加大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之外，未来中国还必须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来抢占道义高地，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扩大利益集合。“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国家提供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共同使用的资源、制度、物品和设施，比如联合国会费、国际气候制度、世界粮农组织所需的救灾物品、国际水域水道上的灯塔航标之类。不论从什么角度讲，中国都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把它们作为扩大影响力、改善形象、争取人心的杠杆。”[20]曾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现为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院长的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也表示，如果中国想要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就必须开始“生产”公共产品，需要表明自己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中国如果希望被接纳为全球强国，就必须说服大家：你有意愿来扮演‘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21]
笔者认为，虽然中国的大国外交之路刚起步，离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大国必须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已经开始深入到中国外交核心理念。这个话题前几年还只是在学界讨论，而今已成为国家领导人向世界宣示中国崛起为负责任大国的主要话语之一。除王毅外长在接受沙特《中东报》主编采访时提到中国未来愿意为中东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之外，习主席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采访时也提到，“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2]
笔者注意到，前些年学界在讨论这个话题时，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客观时机和自身条件还不成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多讨论的是公共产品供给的途径和方法。王逸舟教授在《中国需要大力拓展“高边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一文中指出：“现在确实是中国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的好时机，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关键是有高层的政治意愿和外交部门的积极行动。”[23]笔者认为，所谓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一是指中国自身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实力，且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观意识也在不断加深。“中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大国外交的经济硬实力，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比过去大为增加，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和解决那些涉及地区、全球和人类发展与和平的大事。”[24]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认同，对中国的需求和期望都在迅速上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向东看”的趋势明显。为中国逐步通过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进而争取国际认同，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创造了机遇和必要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发布的《中东非洲黄皮书: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13(2010-2011)》认为，一些国家“向东看”，是既向着亚太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也向印度等亚洲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看，但“中东国家向东看，主要是向中国看。”[25]黄皮书从政治、经济和人文等方面阐述了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期待：
在政治上，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希望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中东事务，支持中东国家的立场，推动中东热点问题公正解决；有的还明确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
在经济上，中东产油国看好中国市场，希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供油关系；它们对中国的投资市场兴趣日增，逐步加大对华投资；中东国家也要求中国加大对它们的投资；一些国家希望中国继续并扩大对它们的援助；许多国家愿意与中国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并要求中国向它们转让高新技术。
在人文方面，中东国家愿加强与中国的文明对话，在文化和新闻等方面加强交往与合作，抵制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妖魔化的宣传；也希望了解和借鉴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中国文明。
黄皮书分析认为，“向东看”是中东国家在美国霸权主义对中东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国际影响力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中国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中东国家正在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重要势头。虽然这只是一些国家，而不是所有国家作出的战略决策，但都不是权宜之计。这一趋势还将随着国际格局的进一步演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不断加强。中东国家“向东看”倾向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26]
笔者认为，经历了三年多的变局之后，中东国家“向东看”有了更为实际的意义。中东现在已经逐渐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虽然各种力量为主导国家发展方向和模式而展开博弈乃至冲突仍是一些国家现阶段特征，但稳定和发展终究将成为中东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当前中东国家亟需吸取世界的“正能量”来助其实现平稳转型，中国在多年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经验对中东转型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指出，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我们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从各自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27]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巨大的经济实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经济，稳定社会，促进发展，这与中国的内外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这是中国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和成果向中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难得机遇。笔者近几年访问中东国家时，听到许多中东学者甚至一些在中东的西方学者建议中国将阿拉伯转型国家作为中东外交重点，在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平稳转型方面发挥作用。他们认为中国有丰富的转型经验可以与这些国家加强交流合作，也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这些国家重建。而中国也将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地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三）“一带一路”精神将成为中国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自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分别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一带一路”不仅在中国学界已经成为热门显学，而且也引起了相关国家的极大兴趣。今年6月5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便将“建设现代丝绸之路，促进中阿共同发展”作为会议的主题。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是讲话重点也是“一带一路”，并且得到与会阿拉伯国家代表的高度认同和响应。显然，“一带一路”理念，将成为指导未来中阿关系发展的主轴和双方合作的重点，也是中阿合作论坛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前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各种讨论中，许多人似乎更注重其经济上意义。但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一带一路”有着非常明确的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丝路精神，习主席在讲话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谈丝路精神。概括起来的意思是，未来10年，对中阿双方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我们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这里面既有我们对中东当前形势的看法及中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也有我们对未来中阿关系发展的想法，体现了主动塑造对外关系的外交新思想。其次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设想。所谓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实地。提出了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的具体建议，以及未来10年要把中阿贸易额增加至6000亿美元，把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去年的100亿美元增至600亿美元以上以及加快协商和推进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阿拉伯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体目标。体现了中阿关系的务实性以及行动目标的可操作性。[28]
笔者认为，在具体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目标过程中，中国会努力发展一些多方合作共赢的“战略型项目”，也会提供一系列让相关国家共同使用的资源、与各国共同协商建立确保“一带一路”健康发展的相关制度。因此，“一带一路”最终完全可能被打造成由地区内多个国家联合参与、共同消费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它当然不会是简单的经济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而是同时注重将“丝路精神”融入到中东外交和具体政策之中，作为将中国大国外交及中国的发展理念具体化的有效形式。就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同阿拉伯国家一道，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9]
参与中东安全事务对中国中东外交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更多地参与维护中东稳定和地区安全合作是成就中国大国外交，扩大中国大国影响力的必由之路。以笔者之见，中国只有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勇于承担责任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中国的外交也才能真正称得上大国外交。二是中东安全形势的发展对中国的海外利益及国家安全有着越来越直接的联系。换言之，中国积极参与维护中东稳定和安全一方面是成就大国外交所必需，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提供保障。
当前中东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因为长期悬而未解而成为随时可能被引发的定时炸弹。如最近巴以冲突再起，表面上是由三名犹太青少年被绑架并遭杀害而引发，但深层原因依然是巴以几十年来始终未能破解无法和平共处的难题。二是政治转型或社会变革引发的安全问题，主要有四种相为关联和互相影响的表现：首先是政治和经济不发展或发展缓慢引发的社会动荡，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一类。其次是由于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遭遇外来干预导致国家内部分裂和冲突，如今天的利比亚和叙利亚。第三是由于政治转型激活原有社会及教派矛盾，或者因为政治和经济重建不顺，治理不善引发内乱，伊拉克一乱再乱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第四是因为地区总体局势不稳导致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回潮，恐怖分子和极端势力具有很大的流窜性，往往利用动荡国家的安全真空落脚布网，趁乱做大。
中东的安全局势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国的海湾利益及人员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的破坏或者构成严重的威胁。比如利比亚战乱迫使中国大撤侨，近期伊拉克内乱又迫使中国撤离那里的中资企业，不仅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也阻碍了双方正常合作。二是中东地区极端主义思潮的溢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在中国各地发生的暴恐事件，其背后大多都有国际极端势力的影子。近期的调查发现，许多充斥着暴力思维的极端思想经由现代传播技术进入到中国新疆等地，是当地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的背后推手。此外，也有中国的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所谓的“圣战”。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在全球的扩散性和联动性增加，对中国是潜在的威胁，尤其是对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环境构成了严重挑战。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东的安全局势已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重视，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后，大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开展合作将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也为中国参与其中并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国梦，但安全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中的短板。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安全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国际身份定位发生变化，对安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各国对维稳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但各方对安全的认识却很不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今年5月举行的亚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30]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以安全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的新安全观。在此前，习主席还在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31]此后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习主席也提出要“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32]从这个层面看，中国更积极地参与中东安全合作势在必然。
笔者认为，“命运共同体”与“新安全观”在逻辑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两者强调的是“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及“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观念。“新安全观”及“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积极构建和完善中国安全外交新理念。将这些新的安全理念体现在中国的中东外交中，既是开展大国外交的需要，也是对中国如何践行新安全观的外交考验。
笔者相信，在国际社会、中东地区及中国自身对安全和维稳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参与更多地参中东安全事务的国际合作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而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合作也将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新增长点。未来中国除了要尽可能参与现有的中东问题各种多边机制并加强在其中的作用外，还将适时主动提议创建新的中东多边安全机制，以增加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如前文提到，中国未来可以与中东相关国家协作创建一个能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障的新机制，使之成为中阿共享的区域性公共安全产品。在这个机制下，中阿携手共同遏制极端主义势力在中东地区的蔓延，既可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提供安全有利的环境，也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渗透。此外，中国还可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有效运用到与中东的安全合作中。习主席在亚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33]笔者认为，对于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当前中东转型国家急需外部支持来帮助其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现在美国等西方由于资金不足，在这方面力有不逮。中国则可以利用自己的发展优势，在帮助中东国家平稳转型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这也将成为中东外交的中国特色所在。
注释
[1]参见《中美学者争议中国“西进”战略》，载《东方早报》2013年4月24日。
[2]Gordon G.Chang,“If Anyone Bombs Iraq,Shouldn’t It Be China?”,http//:www.forbes.com/sites/gordonchang/2014/06/15/if-anyone-bombs-iraq-shouldnt-it-be-china/,2014-7-12
[3]《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4]参见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7/05/c_126713142_2.htm，2014-7-12
[5]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22期，第8页。
[6]赵可金：《解读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载《学习时报》2013年7月8日。
[7]时殷弘：《对美“逼近”，促进新型大国关系》，载，《环球时报》2014年7月16。
[8]参见《外交部五位司长“数”说2013中国外交》，载人民网2013年12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91816/372866/index.html，2014-7-12
[9]胡鞍钢：《大国外交的“中国风范”透析》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5期，第19页。
[10]香港《信报》2014年6月10日。
[11]安妮-玛丽·布雷迪：《中国外交强国：一个新时代到来》，载日本《外交学者》3月17日。转引自《环球时报》2014年3月19日。
[12]《郑永年：中国正在做负责任大国该做的事》，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7日。
[13]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0年第9期，第6页。
[14]参见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
[15]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22期，第10页。
[16]陈东晓：《理解新一届中国政府外交的四个关键词》，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1期，第34页。
[17]路透社华盛顿2014年7月1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年7月16日。
[18]参见《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74255.shtml,2014-7-14
[19]参见王毅接受沙特《中东报》专访，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wjbxw_611271/t1137697.shtml,2014-7-14
[20]王逸舟：“区域公共产品提供：中国对非援助的新方向”，察哈尔学会网站，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5840,2014-7-14
[21]斯坦伯格：《中国应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20702/104812453920.shtml，2014-7-14
[22]参见《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74255.shtml,2014-7-14
[23]王逸舟：《中国需要大力拓展“高边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第16页。
[24]邓聿文：《大国外交起步》，载《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1日，第2版。
[25]安惠侯：《中东国家“向东看”倾向日益鲜明》，载《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13（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40页。
[26]安惠侯：《中东国家“向东看”倾向日益鲜明》，载《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13（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42页。
[27]参见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
[28]李伟建：《“一带一路”理念将引领中阿合作》载《解放日报》2014年6月7日。
[29]参见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
[30]参见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1日。
[31]参见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2014-7-16
[32]参见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
[33]参见习近平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