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曾以幽默的笔法写道：“历史并不重复它自身，但有着相同的韵脚。”此言极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和国务家竞相对中国崛起的长期走向作出预测。其中不少人乃求助于历史，以期预见未来。不出意外的是，欧洲历史对他们的思考产生了相当持久的影响，彼等以之为始基、检视中国那众所瞩目的复兴，生发出一系列或乐观或悲观的预言。在这当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衰尤其为人们所关注。这段历史始于普鲁士在1864-1871年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胜利，终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崇古派学者倾向于认为，既然野心勃勃的威廉德国在1914年的险恶情势下敢于孤注一掷、向全欧洲进军，那么一个国力强盛、有心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中国也可以打破现状，在整个亚洲制造尖锐对抗，我们对此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持这一看法的人士既包括林霨博士(Dr. Arthur Waldron)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布热津斯基、沃尔福威茨等前国是决策者。与之相反，像金骏远教授(Avery Goldstein)这样的乐观派人士则辩称：北京正在实施的是一种低调、良性的大战略，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十分类似。一个决心实施俾斯麦式大战略的国家将会致力于与邻国发展合作关系，至少确保双方不发生对抗，以便消除针对该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诸多恐惧。
中国人自己也在从德意志帝国的史鉴中寻求指导，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涉及崛起期国家的历史范例。2006年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就是一个例证。该片盛赞俾斯麦成功地消除了德国几大邻国的敌意，将德国的安全与其邻国的安全一体化，并阻止法国东山再起。恰在当时，美国国内正在就中国自称为现行国际秩序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事展开激辩，历史和现实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作了对观。这反过来又可以有力地证明，为什么铁血宰相的战略对他的中国受众会那么有吸引力。事实上，北京的学者对此已经做了不少研究。
近期派海军舰艇前往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的例证显示，中国的海上需求正呈现几何级增长趋势。依笔者所见，富于历史眼光的中国分析人士和海军将领必将把更多注意力投向过往海上力量的兴衰故事。而中国人研习的史例同样可以为我们判断其未来走向、预测北京在中国周边近海乃至公海实行的
海权的尺度
德意志帝国最具天才的海军思想家沃尔夫冈·魏格纳中将(Wolfgang Wegener)曾经研究出一套公式，用以评估一国的海上力量。一战期间，魏格纳在公海舰队担任低级军官，最初任炮术官，后来成为一艘军舰的舰长(此处说法略有误。魏格纳在一战爆发时已经是第一战列舰分舰队首席参谋，后调任轻巡洋舰“雷根斯堡”号舰长。——译者注)。他写过三份备忘录，在海军圈子里广为流传，其中对德国的海军战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战结束后，这三份备忘录进行了修订，以《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为名正式出版，如今已成为关于海权问题的经典论著。依魏氏的见解，所谓海上力量或曰“海权”，乃是三大要素的产物：其一为战略位置(Strategic Position)，此乃地理因素；其二为舰队(Fleet)，此乃技术因素；其三为一国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Strategic Will)，它“为舰队注入了生命”，并能使该国集中力量改善其战略位置。一战时的德国海军领导人从未力争过改良既存的、将扼杀德国海军野心的战略位置；相反，他们竟把舰队拿来保卫敌人毫无兴趣争夺的水域。这些人也缺乏主动对英国皇家海军发起挑战、以形成战略攻势的意志。简而言之，德国海军指挥官们把战斗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使之成为推进更广大战略目标实现的工具。
不出意料，魏格纳拒斥传统观点的做法使他在海军中形单影只。第二帝国海军的末代参谋长冯·勒维措夫海军上将(Magnus von Levetzow)代表德国海军思想中的提尔皮茨学派发难，把魏格纳斥作缺乏进攻精神、对地理学鬼迷心窍的“吹毛求疵者兼中学教师”。即便如此，魏氏的简易方程依然提供了一种比较德国和今日中国的有效工具。本文以下部分即打算检视：(1)德国与中国海洋地理状况的异同；(2)德国与中国海军力量相对于同时代最强海军的水平；(3)德国人和中国人在经营海洋方面的偏好。我们的分析旨在阐明中美两国在公海上的互动可能会导向的前景，并帮助华盛顿将北京接纳为美国领导下的亚洲海上秩序中的一个合作委托人(Joint Trustee)。
海权的地理
尽管把地理学贬低为地图或海图上一堆抽象杂乱的线条要算是时下的当然趋势，但战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天然地就是一个充斥着互动关系的场域。就像战略领域的其他维度一样，它断不可脱离人为因素。因此，考察世界级海上力量是如何竭力应对企图重构当下海洋秩序的新兴国家做出的挑战，以及地理因素是如何影响时代大势的，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19世纪末的欧洲，英国拥有鹤立鸡群的海上力量；而在今日的亚洲水域，扮演类似角色的换成了美国。对华盛顿来说，过往海上强国与新兴海上力量之间的互动模式将被证明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政策提供极大帮助。在这方面，威廉德国或许又能提供富有成效的类比例证。德国在传统上是一个陆权国家，但它在英国海军占据统治权的年代一度奋起挑战，试图走向海洋。我们相信，回顾德国追逐海权的失败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通过梳理德国经验与今日中国之转向海洋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捕捉到某些有效的战略回应图景。
19世纪末的德国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对美国的“海权福音传道者”或曰“海权哥白尼”——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极为认同，后者同时也是地理政治思想的重要鼓吹者。即便如此，德国人还是无视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德皇威廉二世对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中提出的理论格外青睐。有一回他甚至宣称：“眼下我不是在阅读、而是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我在尝试用心学习它。我国海军的每艘舰艇上都有这么一本书，我的舰长和军官们经常引述它。”问题在于，马汉所贯通的可不单单是一种局限于舰队作战原理的海军战略理论，他要陈述的是一种海权“哲学”，强调推动国家走向海洋的地理政治必然性。在他看来，海权的内容远远不止舰队和海战。它包含国际贸易和商业——马汉曾将一国国民从事贸易的天然倾向视作海权的基石——也包含用以支援燃料耗尽的蒸汽动力舰船继续航行的前进基地。
此外，马汉还宣称：一个海上强国需要有一到两个通往公海的现成出口，以免被占据优势的敌国舰队阻断海上贸易和商业。这番话原本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而美国可以轻易地进出大西洋和太平洋。它与大多数陆权国家不同，不须面对来自陆上的威胁，因之也就不必分散力量、而可以集中全部资源追求海上利益。德意志帝国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德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三个港口分别在北海中的赫尔戈兰湾、基尔港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罗斯托克，它们分居日德兰半岛东西两侧。不管公海舰队以北海还是波罗的海为主基地，只要德国军舰企图驶出本土港口、前往辽阔的大西洋——以便抵达柏林在1880和1890年代开拓的小小殖民帝国——就得航经英伦三岛。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的皇家海军舰艇可以轻易地封锁多佛尔海峡，阻止德舰南行；驻扎在苏格兰极北斯卡帕湾的舰队则只须在北海远端布置警戒线——他们在一战期间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对抗英国这个大敌、确保通往大西洋的交通线，德国不得不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以确保其实力足以压倒皇家海军可能在本土水域驻扎的最大规模分舰队。不过采取战略攻势还不仅仅是争取兵力优势这么简单，因为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已经控制了最关键的地理要点，这些据点对本土防御价值不可限量，足以使英国已有的海上威力最大化。魏格纳本人即宣称，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已然处于最佳战略位置。她的贸易生命线位于大西洋，从易北河口出发的德国舰队对此鞭长莫及。另一方面，英国人却可轻轻松松地在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外海切断德国(通往大西洋)的贸易航线……英国的制海权得到了‘饱和’状态。”(《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一章)
另一方面，目光短浅的勒维措夫却宣称：“努力在舰队决战中获胜乃是……一贯正确、永无错误的战略——至于究竟在哪一海域和敌方主力舰队交战则是无关紧要的。”在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军事思想家被“战斗的目的乃是其自身”这类偏见误导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勒维措夫对魏格纳的批判还是“非德国式”的。魏格纳引用了德国杰出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克氏将战略描述为利用战斗为战争的目的服务。勒维措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坚持认为战斗本身具有自成目的性，战略和地理因素应当被弃置在外。
如果德国海军不能设法迂回英伦三岛、以改善自身的战略位置，它就没有指望对德国的总体战略胜利做出贡献。从赫尔戈兰湾出击的战术行动除了进一步加强德国对北海——魏格纳称之为“死海”，因为皇家海军可以从公海对其进行远程封锁，这实际上把北海变成了一片毫无战略价值的内海——的控制外，并无其他价值。而企图自北海控制大西洋航路，就和从四面环陆的里海控制大西洋一样，纯属痴心妄想。这种情况下，德国有以下三个选择：
其一，德国可以满足于只控制波罗的海，籍此获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矿石及其他自然资源。在波罗的海，德国的实力足以长期压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保证这一生命线永远对德国工业畅通。而维持波罗的海统治权的方法也很简单，只需控制带状海域——日德兰半岛以东的那片窄海就够了。不过这一战略具有严重的缺陷：它意味着德国的帝国利益将荡然无存，诸如远在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这样的殖民地就只能白白断送了。
其二，德国舰队可以自南方强行打开通往大西洋的“门户”。如果德国能够夺取法国在大西洋海岸的港口(比如布雷斯特和瑟堡)，就可以绕过多佛尔海峡进入大西洋。魏格纳注意到，假如德国海军能在大西洋沿岸获得立足点，北海这个死海就有“还魂”的希望。如此一来，北部的德国港口就通过一条至关重要的航线与大西洋上的前哨站连结了起来，这条航线将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而公海舰队也将成功地迫使英国大舰队为这条海上交通线(SLOC)而与己方进行交战。
其三，公海舰队也可以尝试自北方航线突入大西洋。这一方案包含有一连串的海陆战役，目标是逐步地、阶段性地改善德国的战略位置。首先，德国将占领日德兰半岛，或者迫使丹麦政府同意向德国开放其西海岸港口。如此一来，德国海军将获得一条新的北部海上交通线，波罗的海和大西洋也得以畅通。接下来，从丹麦海岸出发的德军将在挪威南部海岸夺取前哨站，随后再从这个战略跳板出发、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设得兰群岛或法罗群岛——必要时甚至还包括冰岛。如果德军能够抵挡住英国人的反击、牢牢控制这几个岛屿“门户”，则它们必将使德国舰船得以自由前往柏林最渴望的关键性海上交通线。魏格纳推测，即使按最不理想的情况论，英国大舰队也无法再稳坐钓鱼台，它们将被迫应战、以便维持己方的战略位置，阻止德国舰队自其新基地对英伦三岛构成威胁。
在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构成问题的关键，那就是：英国的政治领袖们究竟是否愿意缩减帝国的海外义务，以便集中力量扩充皇家海军、使其始终保持对德国海军相当比例的优势，并阻止德国舰队脱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这种意愿又能有多坚定？
在海军竞赛中，英国政府不得不对殖民地利益和本土防御两者的重要性进行权衡。最终，防御本土水域免遭邻近威胁侵害的迫切性压倒了英国在美洲和东亚的帝国义务。于是，英国政治家向美国人示好，他们以自美洲水域撤出皇家海军为条件，换取美国人同意代为守护英国利益的回报。伦敦还与日本人建立同盟，以便借联合舰队的力量为远远部署在中国海岸的皇家海军分舰队提供补充。如此这般，外交调整就从世界其他地区匀出了一部分舰艇，使之可以集中到欧洲水域，而德国人早先作出的“英国永远不会因为想维持本土的海军优势就弱化其海外存在”这一预测则彻底落空了。
德国与中国
中国的情况与德意志帝国不无相似之处，它需要同时兼顾海陆两个方向上的利益，并且每一方向的利益都不限于局部、规模十分可观。中国的陆上边界与14个国家相邻，同时又与6个海洋国家分享海岸线。在所有这20个邻国中，有6个属于人口排在世界前10的大国，有8个国家的军力排在全球前25位之内，其中4个拥有核武器。
当中国的战略家们出于地理政治学考虑、开始审视其海洋形势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注意到：有一道岛屿屏障横亘在中国进入大洋的通道上，这就是所谓“第一岛链”。中国的分析人士把这条起自日本列岛、向南延伸至菲律宾的第一岛链视作对中国大陆漫长海岸线的侵害，它限制了北京的海上活动。鉴于中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其14处陆上边界争端中的12处、并签署了共赢的双边协议，现在，对来自海上的包围圈的担忧开始成为主流。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许多涉及第一岛链的文章，它们都明示了北京摆脱这一海上桎梏的强烈愿望。
在寻找海上通道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台湾。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岛屿能够为北京所统一，中国就可以获得进入太平洋的直接通道。这也是现阶段中国唯一可以指望的地理政治“红利”。另有一些观察家想法更为激进，他们把台湾描绘成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位的一个平台。这些观察家对起自阿留申群岛、一路延伸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二岛链”更为关注。在这条外岛链的中央位置，赫然可见美国投射力量的重要中心——关岛。
排除添油加醋的成分，这些流俗意见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分析和重视的呢？首先，中国人可能已经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全然悲观的地缘政治图景。在地图上，第一岛链是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障碍，中国的分析人士经过仔细省察，建议北京采取各种手段突出中国海、进入太平洋。他们对吕宋海峡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这是进出南中国海的一条重要走廊。
其次，在英德对抗中，北海对英国并无太大价值；与之相反，第一岛链内的水域却是美国及其盟国海军力量旨在维护的全球秩序之一大组成部分。这些水路象征着维持一切区域经济(也包括中国)活力的命脉。此外，岛链上的亚洲盟国及友好国家还接纳了美军基地和其他设施，它们不仅对美国力量持续而可靠的投射至关重要，还有助于制止或挫败侵略。因此，美国对东亚共同资源的控制乃是区域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美国的存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西方式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自由化根本不可能继续维持。
只有美国海军可以为上述国际公利(Public International Good)提供安全方面的担保，过去六十多年的经验正是如此；若这种担保不复存在，公利本身不可能维持太久。如果中国打算挑战美国对亚洲海域的控制，华盛顿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迎接挑战、使冲突升级，要么放弃长久以来的统治地位。简而言之，北京可以迫使华盛顿不得不作出军事回应，而德国人当初在面对英国时却没有这种机会。最近发生的三个事件使我们对北京引诱例行巡航于中国沿海的美国舰机出招、制造“擦枪走火”事件的能力刮目相看：其一是2001年的EP-3危机，其二是2004年一艘中国“汉”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侵入日本领海，其三是2010年中国船只在海南岛以南对美舰“无暇”号的“骚扰”。中国海远未平静。
再次，由于北海和英国本土水域将将毗邻，伦敦当然会对柏林的海上野心表现出高度敏感。不仅如此，地理距离之短还使得化解德国海军对英国本土防御的威胁在事实上近乎不可能。无怪乎英国马上启动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以对抗德国，意图保持在主力舰方面不可超越的领先优势。与之截然相反的是，美国在亚洲水域的统治地位既非天然如此，所费也相当不赀。从实战层面看，如果美国要向亚洲派遣远征军，他们必须借助复杂的多国支援基地网和后勤整备、才能克服地理条件上的不便，确保在该地区的存在。在政治上，美国领导人及其选民也很难理解：像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这类前景遥遥无期的趋势，怎么可能对美国造成致命的威胁？
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冷战，否则很难想象中国的海军现代化会在美国引起和英国在一战爆发前的举动相似的回应。鉴于中国海上力量的目标和发展限度还含混不明——这种含混不明因两国间遥远的距离而进一步加剧——美国更不可能贸然启动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海军扩充计划。这两个分居太平洋两侧的大国在海军问题上的政治决心不尽相同，显然有利于北京，也意味着华盛顿可能发现将海神的三叉戟握在自己手中是越来越难了。
舰队建造
和战略位置一样，海军战略也是一个互动的场域。英国在和德国的对抗中不仅拥有地理方面的优势——第一海务大臣杰克·费舍尔曾因此把英国人称作“天选之民”——他们还拥有一支保持着“残酷优势”(魏格纳语)的皇家海军，这支海军虎视眈眈，是悬在德国海上交通线头顶的利剑。
威胁(Threat)由实力(Capability)和意图(Intention)两个部分构成，不过军事战略家往往只针对敌手的实力进行计划，至于判断对方的意图则是政治家的事。站在军队领导人的角度，这种分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意图和目标可能不断发生变更，但设计和建造一定的武器却需要很多年时间。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就是这样想的，在他看来，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英国对德意志帝国存有敌意，但单是强大的英国海军所拥有的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线的能力就已经叫人难以容忍了。
1898年，在出任海军大臣后不多久，提尔皮茨就告知德皇：对英军事形势要求德国保有“数量尽可能极多的战列舰”。在他看来，如果德国意欲明示自己对帝国理应分享的“阳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的所有权，就必须在1920年代之前于德国港口部署一支拥有61艘主力舰的舰队(《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一书的英译者赫尔维希教授给这支海军起了个讽刺的名字叫“奢侈品舰队”——译者注)。要使这项计划得以实现，就必须让海军军备采办脱离议会的监督，并提供持续不断的技术现代化所需的财政支持。提尔皮茨希望德国的主力舰每服役25年就自动更新一次。到了1906年，当皇家海军的“无畏”号——一艘全重炮、蒸汽轮机驱动战列舰，它使得此前最新式的二级主炮战列舰在很短时间内就彻底过时了——投入现役之后，他又把这个更新周期缩短到20年。提氏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无畏”号的问世实际上使得整个海军军备竞赛归零重启，德国只能再一次硬着头皮追赶。
公海舰队61艘主力舰的“理想规模”是提尔皮茨在综合考量了英国战争传统以及19世纪末欧洲外交形势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但他的这番考量很快就被证明经不起推敲。提氏在回忆录中承认，被他视作理所当然的头一项预设是德国舰队的规模不必大过用于保卫英伦三岛的英国大舰队，柏林凭借这支较小的舰队就可以实现自身的目标。提氏的自信部分是因为他确信德国海军可以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来抵消数量方面的不足，德国建造的军舰比英舰具有更强的防御力，在战时更抗打击。赫尔维希在《沃尔夫冈·魏格纳与德国海军战略从提尔皮茨到雷德尔的发展》一文中就提及：“提尔皮茨以英国海军史为例，竭力论证英国在战时总是扮演攻击者的角色，而要采取攻势意味着必须拥有至少1/3的数量优势；反之，德国只需建造一支相当于英国2/3规模的舰队，一支“风险”舰队(Risk Fleet)……面对这样一支舰队，伦敦很难下决心进行挑战，因为他们担心在北海的一场海上坎尼之战中丧失其全球地位。”
在1805年的那场决定性冲突——特拉法尔加之战中，霍雷肖·纳尔逊勋爵的舰队在地中海全歼了法西联合舰队，德国人把这一仗看作是英国人未来行为的风向标。魏格纳就宣称，英国海军数百年来一直处于战略上的攻势，他们不分战时与平时，始终致力于优化不列颠的战略位置和商业利益。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人们便有理由预测：一旦战争爆发，大舰队一定会挺进北海，与德方进行海上会战。而德国人对英国的这种进攻精神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一条预设也对提尔皮茨的德国海军发展蓝图起到了基础作用，那就是：为了防止英国取得海上统治地位，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战时会和德国站到一边。反英同盟的海军将以公海舰队为核心组成“联合舰队”，这支舰队在数量上将压倒大舰队，至少也能和后者等量齐观。不过自从德皇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宰相的职务，柏林与这个预想中的同盟已经渐行渐远，德国因之也不可能充当反英联盟的领导者了。
站在柏林的角度，现实甚至更加残酷：皇家海军为全球范围内的海上安全提供了公利(Public Good)，只要是从事航运的国家都因此而受益。英国人的专横固然时时引起欧陆国家的怨恨，但欧洲领导人宁可选择那个他们已经熟悉的英国魔鬼，也不会冒险追随他们一无所知的德国魔鬼。英国的威胁远没有大到足以促成一个反英的海军联盟。
作为一名专注于敌国海军实力的将领，提尔皮茨对他那些头脑发热的造舰举措发出的外交信号显然毫不在意。他的本意就是威胁本土水域的皇家海军，德国的造船工程师们则秉承这一意图，为公海舰队的新舰配备了更厚的装甲，以便在英舰的炮火下提供更好的防护性。这样一来，军舰就不得不减少燃料搭载量以平衡增加的那部分装甲重量。德国战列舰的续航力是如此之短，以至于它们很难在北海之外的海区实施作战，这样一来，伦敦的观察家很容易就看出公海舰队完全是针对英国的：这根本不是一支用于防卫殖民地和海上交通线的海军。保罗·肯尼迪对德国的战列舰队有一番精妙的比喻——它们就像“有人手里握了把锋利的匕首，寒光闪闪”，距离当时的头号海上力量的“颈静脉只有几尺之遥”。这种做法显然是弄巧成拙，但直到一战爆发为止，提尔皮茨的战略思想在德国一直得到强化，变成了“至尊至圣、不容质疑的天条”(赫尔维希语)。
当然了，一边倒地指责德国作茧自缚肯定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应当分析一下当时柏林可以采用的战略备选方案。如上文所述，德国海军领导层并未考虑从地理上对英国进行迂回、籍此来改善德国的战略位置。这批人对于运用新技术以发展一种非对称战略也不是很热心。实际上，提尔皮茨在很早就对“较小海上力量”的战略——也就是所谓“青年学派”(Jeune Ecole)——嗤之以鼻，这类学说起源于19世纪中叶，颇受法国思想家的拥护。从本质上说，“青年学派”战略并不教人与一支由“主力舰”组成的优势舰队进行直接对抗，而是更加倚重外海的巡洋作战。在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来，“任何一支海军的支柱与有效力量都应当由这样一些舰船组成：它们拥有比例适当的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前者足以承受敌方的重击，后者则足以给予对手以重创”(《美国海上权益之现状与前景》)。这显然指的是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它们是战列舰的近亲，但航速更快、装甲更薄，因之易遭战损。这样看来，所谓巡洋作战(Cruiser Warfare)简言之乃是一种非对称战略，它旨在攻击对方的海上交通线，同时规避敌军主力——优势战列舰队。对一个像提尔皮茨这样执着于决定性舰队会战的海军领导人来说，巡洋作战的间接路线简直是离经叛道。
“青年学派”的游击队员们大抵会赞赏一战爆发前数年中各国海军发展出的非对称作战手段。不过，德国却一直到1906年才开始建造第一艘潜艇，这主要是因为提尔皮茨担心发展水下武器会分散用于战列舰建造的资源。同理，德国在水雷战和鱼雷艇方面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就这样，德国选择了进行一场“正规”海军军备竞赛，要想赢得竞赛，它所付出的成本实际上是德国经济无法承担的；提尔皮茨同时还禁绝了一切“异端”路线，以免在柏林引发争执。最终，公海舰队在开发U艇、水雷及鱼雷武器方面持续滞后，这被证明是德国海军领导层丧失的一个重要机会。
中国在海洋传统方面有着颇多欠缺，在后二战时代，它的海上实力也很虚弱，加上毛泽东游击战战略的遗产和苏联海军正统观念的影响，解放军海军(PLAN)在其创建之初力量微乎其微。在数十年时间里，中国海军被视作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次要角色，至多能算陆军的附属品。因此，中国海军装备的都是潜艇、鱼雷艇、护卫舰一类的岸防武器。直到1970年代末，当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事业之后，北京才开始清楚地构想要建设一支大大扩充的海上力量。在现代解放军海军的创始人——刘华清海军上将的指导下，中国领导人着力发展其海军在大陆前沿的攻势防御能力，他们设定的作战范围既包括第一岛链内的海域，也延伸到第一岛链之外。即便如此，中国海军的“黄水”心态——即惯于从近海防御的角度制订计划——以及部队构成直到1990年代初都没有多少变化。直至今日，解放军海军依然把大量资源耗费在只能用于近岸防御的导弹艇上，这些小艇虽说隐蔽性和攻击性都大有改善，但续航力相当有限。
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战略阻碍实际上却可能因祸得福。德意志德国急不可耐地兴建了一支头重脚轻的海军，但这支舰队被证明依然不足以与其主要敌手相对抗；而中国人的做法却不同，他们以一种系统的多、也更加有序的方式来扩充自己的海上力量。实际上，早期海军学说的防御性质——显然是出自需要(Necessity)而非选择(Choice)的产物——有助于为“如何击败一支技术上更占优势的敌对海军”这个问题提供创造性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规划者们正确而清醒地设想：如果解放军海军被用来对抗美国，它必然被迫在弱者的位置上应战。有鉴于此，他们力图借助中国的相对优势来威胁美国的关键弱点，希望籍此以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中国的战略家们灵光一现，制订出了今天被五角大楼称作“反介入战略”的方案，它包含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措施，其目的在于：(1)延迟美国及其盟国军队抵达亚洲某一特定战区的时间；(2)使该战区内对美方维持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若干基地或者无法使用、或者陷于混乱；(3)使美方的力量投射工具尽可能远离中国海岸(关于美国智库对反介入战略的看法，可参阅霍尔姆斯、吉原俊井：“马汉的幽灵仍在徘徊”，《现代舰船》2011年9B——译者注)
凭借有选择地发展成本较低、易于部署的武器系统(例如潜艇和巡航导弹)，并以适于中国自身环境的作战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可能已经具备了实施反介入战略的能力。倘真如此，北京便可以与美国竞争在东亚的领导权，并在东亚沿海建立一个事实上的禁区，使美军不得入内。对领导权的争夺——不管它已是确切的事实，抑或只是美方的感觉——都将弱化美国的政治意志和军事选择，同时增加中国的机动空间。这种态势还将增进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海军可以在反介入战略的保护伞下突破第一岛链的桎梏。相比之下，当初的德国就没有这样的战略选择。
除去潜在的行动优势外，中国在反介入战略方面的投入尚可望保持其舰队构成和资金投入的灵活性与有效性。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避免大张旗鼓地进行(美国式的)大而全的海军力量建设，尤其是尚未建造昂贵的大甲板航空母舰(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已经承认正在利用一艘废旧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并且“中国有关部门正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认真研究航空母舰的发展问题”——译者注)。与当初的提尔皮茨相反，美中两国在海军力量对比上的失衡并不让中国人感到恐惧，他们依旧泰然自若，因为“反介入”包含了截然不同的发挥舰队效能的措施。不仅如此，由于解放军海军拒绝进行一场(德国式的)全面匹配、多管齐下的军备竞赛，他们也就毋须承担在军舰数量上与美国竞争的压力。这一情形使中国海军获得了改良并测试其水面舰艇部队的良机，他们可以每隔数年就建造一型新舰，而不必着急将其投入量产。这个不紧不慢但富有成效的过程对大舰队试验无疑相当理想。
战略意志
诚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抑或任一同等性质的人类竞争性行为——都包含有意志(Wills)的相互冲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从英国海上历史中总结出了“民族特点”与“政府性质”这两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它们可以确定一国是否适于发展海上力量(《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而在沃尔夫冈·魏格纳看来，海权存在一个最终要素——它也是一支舰队追求更优战略位置的发生器——那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Strategic Will)，这个术语的灵感显然得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关于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著作。魏氏对英国海洋文化的评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的造舰运动唤起了不列颠人不知疲倦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由于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海军)传统，海洋已然流淌在了英国人的血管里；而(海军战略)也已经本能地扎根在了他们的意识当中，就像我们德国人已经吸收了陆战的传统一样。”(《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六章)
与此相反，德国海军虽然精于战术，但“就其知性而言依然只是一支近岸海军”，“一战中的失败已然昭示了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不协调意味着德国并不打算采取在程度和持久性上都可与英国相当的(海上)行动，而英国却已经做出自觉的政治选择，那就是不管代价多大、一定要维持本国的海上优势。诚如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所言：“每一个英国人都应当拿出最后一个便士来维系不列颠的海上霸权。”而温斯顿·丘吉尔(他从1911年起担任海军大臣)对此的看法可能最为恰如其分：“冯·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铿锵作响的铁锤打造出的竟是将来抵抗德国的国家联盟，而德国最终也将被这个联盟所颠覆。”(《世界危机》第一卷)
简而言之，英国人的“海洋意志”本来应当使德国领导人在作出扩充海军的决断前就知难而退的。这种意志对作战层面也不无影响。德军指挥官们因为通读过英国历史，自然倾向于夸大皇家海军寻求决定性会战的偏好。不仅如此，德国的造舰工程和战略本身就是基于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一个假设：英国战列舰队在战争爆发之际将采取“严酷的攻势”，主动闯入北海展开一场启示录式的恐怖舰队作战。
然而，除去日德兰海战这个特例，皇家海军一直明智地避免进行第二场特拉法尔加之役。德国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期待一场大海战，英国领导人却拒绝进行无助于推进本方战略目的的作战。皇家海军在使用其力量时遵循节制原则，他们对北海实施远程封锁，同时继续运用已经获取的制海权。显然，英国海军没有必要为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多打一场海战，现在，倒是公海舰队反过来不得不尝试挑战英国对重要水域的控制权了(《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一章)。
综上所述，柏林一朝启动其造舰计划，便足以触发英国民众、政府以及海军的坚决回应，引起一系列可能促成战争爆发的互动。然则假使德国欲强行自英国手中夺取海军优势，则务必投入海量的资源，而这是柏林无法承担的。我们自可断言，德国无力承担因专注海军带来的大陆防御削弱这一高昂机会成本，因此，德国领导人只能在采取海上战略主动的问题上罕见地保持沉默。造成这一状况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海军战略问题上视野狭窄，此外，威廉二世对海权所抱的随心所欲的态度也要负很大责任。“如果舰队仅仅代表了一类异想天开的奇思，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凄惨的战略后果”(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之崛起为世界强国》)。
这种“领导力赤字”(Leadership Deficit)的状况在今天的北京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一贯以审慎的态度培植其民族意志，同时发展海军力量，以便在规避过多有害关注和对抗的情况下实现长远的海上雄心。北京恪守邓小平在数十年前提出的“韬光养晦”规诫，将其海上利益和进取姿态限制在纯粹防御性的范畴内。远在25年之前，他们开始启动“近海防御”(Offshore Defense)的战略，据此指导其海军以高度攻击性的行动和战术来实现纯粹防御性的战略目标，而近海防御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海军学说的基石。
上述状况与德意志帝国那种典型的蛮横鲁莽姿态构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北京的近海防御学说使得美国以及中国的主要邻国无法为“中国威胁论”提供有力的证据，也没有借口来鼓吹戒备中国。中国的外交官们一致强调要以和平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并行不悖的是，北京惯于以相当笼统的言辞界定其海上目标，并在事实上把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和领海等同起来。迄今为止，这种策略在亚洲各国首都以及华盛顿所向披靡，成功地缓和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身处政府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公开采取攻势，力图有效借重要求进行海上冒险的民族意志。在这方面，胡锦涛主席刚好就是一个例子，他率先对解放军海军和多数公众进行了鼓舞。在2006年12月召开的第十次海军党代会上，胡锦涛指示海军官兵“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并“按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这位最高领导人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千里之外的海疆。
胡主席作出指示之后，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也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进行了应和与详述(参吴胜利、胡彦林：“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求是》2007年第14期——译者注)。他宣称，中国是一个先天拥有漫长海岸线、诸多岛屿和巨大海域管辖权的“海洋大国”。文章回顾了近代海防的废弛以及随之而来的百年屈辱，在此期间，西方的侵略无一例外是自海上而来。而随着中国的复兴，吴将军确信洗雪昔日的屈辱已正当其时。他以笼统的语句宣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全国人民的海洋观念和国防意识进一步增强，建设强大海军、巩固现代国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如果马汉上校尚在人世，他当即就能理解吴上将描述的未来中国海上力量之“命运”与“选择”(即必然性与必要性——译者注)的相互作用。简单说来，吴上将的文章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老练的公关手段，其目的是使国民的海洋意识更上一个台阶。
较之蓬勃的民族意志，中国海军的现实实力同样处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已经外购或自建了一批适于在第一岛链内外争夺制海权的舰艇。解放军海军退役了一大批老式潜艇，同时建成了3型静音性能良好的新型柴电潜艇。“元”级潜艇在2004年横空出世，据称令美国情报机关大吃一惊。中国还公开展示了第二代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据推测这是一种威慑信号。除去发展平台外，中国也致力于提升潜艇部队的实际作战效能。在这方面，2006年曾发生过一起令人不安的标志性事件：据报道一艘“宋”级潜艇在一艘正在进行演习的美军航母附近浮上水面，当时该航母已处于其鱼雷射程之内。此外美国海军情报局(ONI)也透露，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中国潜艇的出航频率增加了一倍——当然，其绝对数字尚不惊人。
水面舰艇方面，1999年以来中国已经有4型现代化驱逐舰投入现役，其中一型据称安装了与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相仿的先进雷达和计算机。与此同时，解放军海军的花名册里还加入了从俄罗斯购买的强大的“现代”级驱逐舰。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军舰的尺寸粗略估算其战斗力——中国新型驱逐舰的排水量普遍超过6000吨，相当于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2/3。媒体还报道称，解放军计划建造2艘或更多的中型常规动力航母(该报道已在最近几个月大致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这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一阵恐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还获得预警：中国可能对部署拥有远距离攻击水面舰艇能力的巡航导弹颇感兴趣，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2008年曾举办过一次中国问题会议，会上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于此种反舰弹道导弹。在居高临下地藐视中国海军整整几十年之后，美国海军的退役和现役军官们现在对解放军海军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虽则也是勉强的)关注。显然，中国人在装备层面已经在对美国进行追赶。
那么，以上这些事实和美国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有什么关系呢？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一直为他的同胞对航海事业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焦躁不已，尽管美国在19世纪末已然跻身海上强国之列，马汉的焦虑却未曾缓解分毫。他曾指出，美国远未效仿英国的先例，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位置宜人、资源丰富、领土横跨整个大洲的国家，它的注意力仅仅集中于北美大陆。在这一点上，马汉推断称美国更类似法国而不是英国。不列颠三岛的战略位置以及资源匮乏的先天条件驱使英国人驶向大海去寻求贸易与繁荣，而法国人可以凭借本国的资源实现自给自足。由此看来，美国的“海洋文化”也许仅仅是一种虚饰，而不像在其不列颠母国那样对整个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根本性意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倘真如此，在缺少明确的海上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的海军的支持很可能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
与马汉所处的时代相仿，今天，美国的战略意志依然是通过舰艇、飞机和作战系统的数量来得到呈现的。而军费开支的节节增长已经无情地迫使舰队削减其规模。今天的美国海军仅有282艘现役舰艇，不及1980年代(约600艘)的半数，在规模上处于第一代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谷。尽管单艘军舰的战斗力相较过去所有增长，但切不可忘记，数量本身即构成一种质量——当我们考虑到诸如解放军海军这样的未来对手已经在着手缩小两国舰艇在性能上的差距时，数量优势就变得更为关键了。一个世纪前，英国海军舰艇数量的缩水曾深深刺痛过杰克·费舍尔和温斯顿·丘吉尔；现在，美国海军也必须应对同一个问题。2007年发布的美国海上战略报告宣称，美国海军将继续保有始自二战年代的两洋舰队，但所谓的“两洋”现在已经缩水成了亚洲东西端的两片海域，即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和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美国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它必须把力量集中到最重要的战区，缩减那些重要性较小的海外义务。在海军领导人眼中，大西洋和地中海显然要么属于安全海区，要么可以委托给欧洲国家加以保护。
不过，我们尚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会采取和一百年前的英国相仿的政治抉择，即将现有国家财富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以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前文已经提及，美国的地理位置与当初的英国差异甚大，它离开主要对手的海岸线很远。与之相比，亚洲事务对中国的影响则要切身的多，因之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更大强制性。在此情形下，(要在遥远的亚洲)维持美国的战略意志对美国政治家来说必将是一桩费劲的尝试。如果他们失败了，中国就将处在一个极优越的战略位置，这一点足以令当初的德意志帝国艳羡不已。
中国的优越地位
最后再来做一下分析。我们用以评估中国的海洋化转型的三大维度——战略位置、舰队和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表明，北京无疑比一百年前的柏林具有更优越的地位，更有可能实现其海上梦想。而今日的美国决不能自鸣得意，满足于“海权国家总能战胜陆权”的历史幻景。美国领导人不应对以下预测抱有过高期待：诸如“阻挠以往陆上强权建成强大海军的那些约束条件同样也会妨碍中国”，抑或“美国海军可以像皇家海军当初锁闭狭窄的北海那样轻松地沿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远程封锁”，又或者“中国强化海军不会对美国的海上安全形成挑战”(罗伯特·罗斯“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源头、前景与美国的反应”，《国际安全》2009年秋季号)。事实上，除去那些表面上的相似性，德意志第二帝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差异性却更加显著。它们主要表现为：
(1)需要防御的海区范围不同。中国的周边海域并不像北海之于德国那样纯属“死海”。美国海军也无法像19世纪末的皇家海军那样，完全阻止其对手进入关键性的海上交通线。中国商船自可安享驶向其航道的可靠入口，这已经满足了马汉所称的“通往公海的现成出口”的标准。不仅如此，该地区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大多是沿中国海岸展开的，它们为整个东亚经济提供了急需的资源，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显然，其间关涉到重大的利益。
(2)战略进攻能力不同。如果中国海军继续沿着向上的轨道发展，而美国海军在数量上继续缩水，解放军海军也许终将在第一岛链之内积累起“压倒性力量”，或者至少足以在重要海区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压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倘真如此，中国海军将有能力自主要对手手中强行夺取主动权——这一点是当初的公海舰队从未做到的——并迫使美国及其盟国不得不为它们当下堂而皇之进出的那些海上通道而战。中国海军的规划者们从一开始就明智地采用了“青年学派”的策略来指导舰队建设。解放军海军最初发展的是潜艇、扫雷舰这类低端力量，他们并没有像提尔皮茨那样着迷于大甲板航母之类的奢侈舰艇。当然，如果北京认为有必要，他们会在随后进行更加均衡的竞赛。
(3)紧迫感不同。且不说中国的战略环境相对(德国)良好，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们在论述海权时表现出的紧迫感远远要比当年的德国来得发自肺腑、一以贯之。这部分是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一个既乏海洋传统、又无值得一提的海洋特性的新生国家，把攫取海权看作是(获得某种神秘的)“原力”(Unifying Force)。中国的情况则与之相反，这个国家有着值得尊敬的航海史。她可以自清朝废弛海防的惨史继续向前回顾，忆及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海上秩序傲立于世、中国海构成其中重要部分的岁月。因此，中国在海权方面的探索很有可能比德国获取“阳光下的土地”的宣言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宽松的国际环境、迅速增长的国力和百折不挠的战略意志结合起来，使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比当初的德国更令人生畏、决心也更坚定的海上对手。
(4)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审慎。迄今为止北京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其海上力量的扩充，避免陷入一百年前推动英德海军竞赛的那种恶性交互循环。中国领导人与德皇及其扈从不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本国追求海权的行动置于一种非压迫性的、甚至是俾斯麦式的外交战略之下。中国的外交中充斥着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类词藻，它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北京代表的是一股明白无误——或者说天然地就是一种——良性力量，它有能力妥善支配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也有能力运用大舰队所赋予的地缘政治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一直以一种远超过昔年德意志帝国的技巧经营其海军的发展。而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关于两国海权发展异同的试验性思考，单从本文出发，我们尚不能确知中国分析人士是否已经事无巨细地研究了德国在海上的经验、抑或从德国的成败中获得了某些指导。即便如此，本文的尝试依旧是有意义的。公海舰队的兴衰分明预示了陆上强国在冒险投入大洋之际，必将面临的艰险和机遇。
注：
原文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环球》杂志2010年冬季号，译稿刊发于《现代舰船》2011年12月B刊、2012年3月B刊。经原作者许可，部分章节作了缩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