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至12日，奥巴马总统将要到访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由于当前中美双边关系紧张，审视两国政府有关战略事务的合作水平比以往都更加重要。中美两国政策制定者都强调了加深两国“战略互信”的需求。然而，要想通过建立互信来实现两国关系稳定，现实中还存在许多障碍。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采访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并与其探讨战略互信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韩磊强调了中美两国首脑双边会议的重要性。通过领导间的会晤，两国可以发现能够达成合作的战略领域。他还指出，两国国内也各有掣肘，无法轻易达成战略互信，并为如何克服中美战略关系面临的提出了建议。
Q：9月9日，中国主席习近平接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为奥巴马总统11月的访华奠定了基础 。习主席在接见赖斯时表示“战略互信是发展中美新型关系的基石”。战略互信对中美双边关系为何如此重要?
A：我在美国政府以及在清华-卡内基中心工作期间就已经认识到，信任不足会导致中美两国无法在一些事务上加强合作，如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问题，在中东地区的共同安全利益，朝鲜问题，亚太地区自由航行与贸易问题等。在处理上述这些事务时，两国的互不信任会造成双方的隔阂，妨碍相互理解，以至于无法充分进行合作。
当谈到亚太地区问题的源头时，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中美两国对于问题的叙述截然相反。美国认为中国日益强硬，在未与他国协商的情况下在中国东海上空划分防空识别区，在中越争议领土范围内进行石油开采，并拒绝参与菲律宾发起的南海问题国际仲裁。根据这样的行为，美国官员会认为中国并不遵循国际法，也不试图以和平外交方式处理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与争端，而是有意利用高压与恐吓处理问题，这还体现出中国希望将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
中国则与美国有着迥然不同的意见。在中国领导人看里来，一切问题都是从2012年美国重返亚洲开始的，而美国的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孤立中国。中国政府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行为使中国的邻国更加大胆，进一步提出领土主张。此外中国政府还认为美国近来在西太平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对这些国家的怂恿。这些不同的看法正体现了中美两国战略上的互不信任，这种互不信任导两国无法了解彼此的观点，无法看清彼此意图，更无法加深两国关系。
Q：2012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了会晤，当时很多关注者都希望那可以为两国在战略事务上的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这类会晤是怎样促进中美战略互信的？
A：中美峰会是个良好开端，但两国仍需采取更多行动。两国领导在非正式环境下会晤，气氛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互信，也会加强两国合作，使得双方都从中获益。两国元首需要更好了解彼此的世界观与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发现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并可开展合作的领域。在那次会晤之前，两国间正式的官方对话并没有给双方留出太多的互动时间，两国领导也没有太多机会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更为坦诚、直接且具有互动性的交流可以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一致之处、打消双方在某些领域里的担忧，并最终达成互信。
中美两国领导应当发挥真正的领导力，使两国关系走上一条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道路。没有元首做表率，政府部门很难有所改变。所以说虽然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是个很好的开端，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更多这样的会晤。但不幸的是，出于各种原因，时至今日这些尚未实现。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两国领导应寻找更多机会进行会晤与坦诚对话，这样两国领导才可以更好的了解对方，明确两国可以增进互惠互利的合作领域。在做到这些之前，两国的合作水平是会受到一定限制的。
Q：中美两国在进行战略事务合作与进一步发展战略互信方面有哪些主要障碍？
A：中美关系框架可以改善战略互信状况，使两国关系走上更为积极的发展道路，而对于构建这一框架我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两国不应一开始就要求对方做出妥协。一国不应要求另一国改变在争议领域长期所持态度，尤其是涉及到原则的立场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以此作为基础建设新型关系。如果有任何一方想以这种方式改善战略互信，就一定会失败。自从1972年中美发布第一份联合公告以来，两国在很多问题上都承认了了对方的不同意见。我们应该直面两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逃避。尽管如此，两国都不应期望对方可以在短期内改变其原则。
美国领导人有时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国内政治限制。在中国，考虑到其国内政治，领导很难接受美国方面的合作提议，因为中国对于美国有所误解，认为美国只有当自身需要帮助时才会提出合作，且在合作中总是将中国至于其从属地位。此外，中国人还普遍认为，这种合作的任何进展都会更有利于美国而非中国。由于有这样的看法存在，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难积极接受美国有关合作的提议。
对于美国而言，不断崛起的中国是对美国所主导国际秩序的潜在挑战，自二战结束后，这种秩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与安全。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的发展趋势还不确定，但中国政府认为其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更是如此。然而，美国需要对自己政治、经济以及价值体系充满信心，同时要对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持续的领导地位充满新信心。如果美国希望可以在全世界最为紧迫的一些挑战上取得进展，那么只能选择与中国进行更深层次合作。
Q：中美两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克服现有挑战增，并进战略互信？
A：要想解决我前面提到的一些国内制约条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更多听取中国领导人希望在哪些领域与美国合作。中国领导层已表达出希望建立新型合作关系。10月，在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列举了一长串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转变这一模式。我们需要更多听取中方的意见，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有效的建议。只有在中国领导人能给出自己的具体提议时，中国才会在合作中展现积极姿态，才能说服中国民众，与美国的合作以及各项相关努力都符合中国的利益。
美国可以对中国的想法与提议进行分析，以判断这是否是双赢合作，是否符合两国安全利益。如果美国一方接受，那么中国主席就可以告诉，人民这是中国的提议，而美国同意以造福两国的方式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的愿意增进合作，那么其领导人就应该开始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尤为重要。中方不能仅依靠美国提出合作倡议。
最后，要想增进战略互信，两国领导就应该明确两国可以进行互惠合作的战略领域。两国的合作模式得到发展，就能证明改善两国关系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但这将需要两国元首做出表率 。
Q：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计划将于11月10日-11日奥巴马来华参加APEC会议期间进行会晤。您预测两国领导将会提出哪些需要加强战略互信与合作的领域？
A：在看过克里与杨洁篪为10月会晤所准备的声明后，我认为两国在这方面的意见存在着一点偏差。中方非常注重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并未就在哪些领域进行何种合作以及良性互动提出具体建议。如果我们要想实现新型合作关系，我们所需的远远不止是对于两国关系的新定义。我们将会需要具体说明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共同合作，建立信任与来自公众的支持，这样一来处理两国间不可避免的竞争与争端就会相对容易。
目前，两国可以探讨的合作领域有很多。而让中国公开表明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杨洁篪在与克里会晤过程中所述，埃博拉病毒危机为中美深化合作提供了机会。而其他值得两国进行合作的领域还包括人道主义救援与赈灾；反恐，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反恐行动；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粮食与水资源安全问题和空气质量问题。中美两国需要在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以确保取得实际成效，这对于使两国人民相信这种双边关系运行良好，且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两国领导才有空间加深双边关系，提高合作水平，切实有效解决争议。
作者介绍：
韩磊(Paul Haenle)是设立于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主任。在加盟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之前，他曾从2007年6月至2009年6月，供职于前总统乔治•布什和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主任。2007年6月至2009年1月，韩磊曾作为白宫代表参加美国的谈判团队，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4年5月至2007年6月，他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行政助理。
韩磊在美国陆军接受训练，成为一名驻中国的海外地区军官。他曾两次被派驻设在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韩国服役的两年间，他曾担任美国陆军上尉连长。他还曾作为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顾问 ，在五角大楼工作。早期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他曾被派驻德国、韩国、科威特，并参加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2009年10月，他以陆军中校的军衔从美军陆军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