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国家仍然定期制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在凝聚共识、统筹协调，科学、充分地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自觉能动性，包括克服市场经济运行发展中微观自觉（或不自觉）活动和宏观自发调节之间的矛盾，取得更为有效的社会实践结果。而其中的凝聚共识，往往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比实施规划的过程中显得更为突出。
十三五规划期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官期；也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达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即建党一百周年时的发展目标的收官期。
十三五规划期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以落实深化全面改革决定为任务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十三五规划期，国家将根据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化改革，适度宏观调控，恰当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动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配置和动力机制，更加充分、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在需求拉动、动力均衡、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合理、更加配套地发挥需求拉动和投入推动、开放带动和改革调动的综合性作用，更加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有效地释放和引导发展动力，使经济社会从动力源头上就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升级，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列车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更加高效、更加平稳地前行。
这预示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能够成功地越过卡夫丁峡谷，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起飞和追赶，也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升级，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等其他发展道路以往经历过的任何历史障碍。
市场体系，在交易活动的基础上，具有自发的、自动的利益传导机制和利益均衡机制，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历史地形成的第一种宏观调节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成为拉动资源投入、经济运行的初始动力，也成为市场体系利益传导机制和利益均衡机制的动力源头。
在十三五规划期，通过更好地把握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决定性作用之间关系，在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中，着意（有别于着力）通过创新体制和政策引导，理顺需求关系，引导需求结构，优化需求拉动的动力配置。
1、释放、增强、调整、优化内需拉动
要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主动调整对内需拉动与外需拉动的依存度。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严重萎缩，多年恢复乏力，外需拉动增长空间收紧；中国货物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已跃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市场份额逐步提高，在货物出口基数如此巨大和国际市场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货物出口增速回落已是大势所趋；尽管外需拉动规模仍能继续扩大，但拉动强度即对经济增长速度贡献度的持续减弱也是大势所趋；货物贸易连年顺差，外汇储备规模早已全球首屈一指，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削弱出口竞争优势；随着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力、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逐步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先后接近甚至越过国际比较优势转向比较劣势的拐点，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更加充分地释放、更加有力地增强、更加有效地调整、更加合理地优化内需拉动，实现消费、投资、出口更加协调地拉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要的必然要求。
消费需求是原生需求，是源自人的生存、发展的需求。在着力保障充分就业、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社会保障能力的基础上，增强社会平均支付能力，充分释放生活刚性需求；促进个人和家庭源自就学、就医、保健、养老、交通、通讯、社交、文化、娱乐、美化、舒适等多方面、多层次消费需求的弹性扩展；引导有利于增强个人体质、提高国民素质、拓展活动能力、维护公民尊严的发展型消费的逐步拓展。
投资需求有需求拉动的一面，也有形成产能和资产的一面；有市场动力传导的一面，也有投资意愿初始选择的一面。因此，通过规划引导和释放的投资需求，必须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和可持续，必须能够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空间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儿，必须能够促进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通过政府精简、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事项，加大投资的便利化程度，使投资意愿更加及时高效地响应市场的需求导向，派生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投资需求总量、需求结构和需求品质。投资需求拉动的产业结构，取决于投资项目建设的劳动力投入与投资品投入之间的匹配、各类投资品之间的结构。投资需求的时间分布，与入资进度、微观项目中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的关系、项目建设进度等有关。投资需求的地区分布，与各地项目审批、上马的情况有关。因此，规划项目的类型结构，审批项目的入资、上马、进度，项目地区分布等，都会关系到投资需求的结构。这一方面会影响到未来产能形成和资产形成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会直接纳入当前市场需求的总量，改变当前市场需求的结构。投资需求主要沿产业链对上游产业进行拉动，这会超出行政区划的界限。在投资需求的投资品中，钢材、水泥、玻璃、设备等重装物资占很大比例，会以交通运输和产地供给半径为采购的成本条件，较大程度地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投资需求有乘数效应，除了会沿产业链传导产生投资需求乘数效应，还会沿资金链传导产生投资需求乘数效应。其中包括沿着直接投资资金链传导的投资需求乘数效应和沿着间接投资资金链传导的投资需求乘数效应。在间接投资中，又有沿着直接融资资金链传导的投资需求乘数效应，还有沿着间接融资资金链传导的投资需求乘数效应。各级政府和政府相关部门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这些都是应当专业分析和认真把握的。
从当前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格局看，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产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装备和产能建设，着力推进产城结合的城镇化设施建设，继续推进跨地区快速交通体系设施建设和地域内公共交通体系设施建设，重点推进无线信息网络设施和信息媒介多网并轨设施建设，配套推进各类、各层次市场体系的设施建设，高效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设施建设，逐步扩大两条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国际合作项目和海外投资项目建设等等，都会生成旺盛的投资需求。为此，需要统筹规划投资建设的资金筹措方式和渠道，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和投融资监管体系、规范投资需求支付能力生成机制和运作机制的过程中，尽快提高投融资运行的治理功效，增强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2、紧抓、扩展、转换、提升外需拉动
在抓外需上，稳步扩大总量规模，继续提升全球占比（以达到人口占比为参照）。决不能因为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和主动倚重内需拉动,而放松开拓国际市场、充分挖掘外需的努力。在外向型产业横向国际分工中继续扩展（着力扩大中高端国际市场占比，逐步退出高耗、低效、过剩产能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纵向分工中加快升级。以多元化、高端化为导向，不断优化出口市场竞争格局。与海外投资相协调，继续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外向型中高端优势产业着力开拓境外竞争性市场，不断争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国际比较经济效益。在低端出口市场竞争中，主动适度避让更落后的友好发展中经济体，仅以高于世界平均出口增速但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增速为合理运行区间。对过度参与低端出口市场竞争的产业，实行淘汰高耗、低效、过剩产能的政策。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在鼓励海外投资开发、引进战略资源，引进、研发高新技术的同时，引导海外投资开拓出口市场，重点开拓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项目市场，工程建设技术装备和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市场，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装备和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市场，白色家电、电子消费品等国内中高端优势消费品的出口市场，农业优势籽种、耕作技术以及相关服务的出口市场，商务服务等其他生产型服务贸易的海外市场等。
二、全面发挥投入驱动动力，突出增强创新驱动动力
要调整、优化、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驱动力，重点强化创新驱动能力。要进一步有序放开经济社会投入驱动的领域，拓宽产业、公共、公益等投入驱动的渠道。
1、疏通市场渠道，促进产业资源投入
在十三五规划期，在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必须高度重视、科学认识、大力推进、加快完善现代市场的运行体系和监管体系，真正实现全国市场体系的横向统一和纵向统一，真正实现国内外市场之间的全面、深度对接。改革开放以来，在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地区分割上不断取得进展。但是，在市场准入、资源投入上仍有需要努力克服的阻力和努力清除的障碍。例如在准入领域特别是垄断行业、一些服务行业存在市场准入壁垒，在民营、外资等企业注册类型上存在某些歧视性投资限制等。在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上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在现货即时交易与延期交易之间、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之间、货物交易与金融交易之间，仍然存在市场交易链缺口和市场交易体系断层。例如大宗商品现货延期交易与期货交易之间的管理体制壁垒和政策障碍，一直是严重制约国内市场大宗商品特别是战略资源类货物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的瓶颈。国内市场体系运行动力纵向传导机制的阻隔，不仅从根本上禁锢着国内市场运行的效能，使市场不可能在产业资源配置上发挥出应有的决定性作用，妨害国内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且使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屡屡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例如由于在国内市场未能建立成熟、权威、与国际接轨的价格形成机制，我国即使是铁矿石等大宗资源的全球最大的买方，仍然在国际交易谈判中没有价格主导权，不得不屡屡被迫接受大幅高出国际平均水平的进口价格。又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方，由于同样的问题，在国际交易谈判中没有价格主导权，我们挖出的是“人参”，却不得不卖出“萝卜”价；再加上我们未能发展和运用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形式融入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出口调控机制，却以政府行政的方式直接干预稀土出口规模，成为对方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我国的口实，给国家战略利益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巨大的隐患。这些都严重地抵消和弱化了资源投入的推动力度，是十三五规划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体制性战略性瓶颈问题。
在十三五规划期，在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必须进一步构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加充分地发挥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一是要尽快放开那些运行低效、发展动力疲弱的垄断行业；尽可能逐步放开依靠行政垄断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业；二是要有序推进新一轮清理、取消、简化、下放市场准入和投资的审批事项，特别是实体经济市场准入和投资的审批事项；三是要进一步对内对外放开服务业，在更多的行业允许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进入，在更多行业允许发展民营经济。
2、结合社会建设，释放公益资源投入
在充分调动产业资源投入、合理运用公共资源投入的同时，开辟公益资源投入渠道，健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推动动力配置和推动模式。
对作为第三次分配的公益资源投入，加快完善、强化现代治理体系。要从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理念和顶层设计就取得实质性突破，在进一步拓宽民间救济投入渠道的同时，更应当加快、加大拓宽对科技、研发、创意、教育、助学等捐赠、资助的公益性投入渠道。要在早已推广复式记账的基础上，加快由征税制向报税制转轨的改革步伐，使法人和自然人的支付方向都透明化、法治化、道义化，不但有利于引导国民价值取向、提高国民道德水准，而且为理性引导非刚需求的支付方向奠定可操作的制度基础。在税源构成以流转税等间接税为主逐步迈向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的发展进程中，要尽早策划、试点、推进强化公益捐赠导向的减免税制度和合法避税的法治体系，以引导更多的遗产、赠送等等资产转移转化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教育助学的资金来源，拓宽创新驱动投入和创新能力投入的渠道。这是对市场化风险投资渠道和公共资源投入渠道极为重要的补充渠道，是对非盈利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意、教育助学等进行公益道德与经济实力的投入和支持，是锻造创新型国民精神和制度体系的投入和导向。
3、优化资源投入推动，重点增强创新驱动能力
在十三五规划期，要按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重点增强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作用。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推动中增强创新驱动的力量,关键是加大先期培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投入。应继续加大对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投入力度，推动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抵消刘易斯拐点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人力资源投入推动能力的升级。
要深化公共资源投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建立健全向体制外开放的第三方评价机制，从根本上革除财政拨付的研发经费在机构利益圈子范围内低效甚至无效地自我投入、相互投入的弊端，使日益增大的公共资源投入更加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能力。
要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公共资源投入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转变、包括教材变革等相结合，加大和优化对创新型人才成长和创新性国家建设的先期投入。基础教育要在儿童心理成长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在充分调动机械记忆力强、认知路径依赖逐步成型等能力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在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教育和综合能力培养的方向上，要更加注重知识兴趣、认知能力、联想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养成，更加注重动手操作意愿和对外表达意愿的养成。在初等教育中要坚决纠正一度流行的缺乏对象含义的放纵式“快乐教育，特别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青春期前的少儿增加社会价值评价的体验和积累，通过与教育机构人为调校的认知、评价环境互动中，引导少儿初始素养、初始能力的发生和养育，为此后更加自觉地养成优良的评价标准体系、价值取向和健康的人格，奠定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的基础。对青春期及之后青少年的中等教育，要更新教育理念，使教育者能够根据个体需求扩展和升级的普遍规律，革新教材和教学方式，逐步为学生注入客观事物因果链、学科知识链和个人兴趣爱好价值链的意识，刻意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进入高等教育自主选择学业奠定坚实的意愿和能力。扭转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不仅要在形式上体现平时的学习成绩，更要为其充实能够体现学生自学意愿、自学能力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高等教育的综合类、研究类大学和其他有条件院校，都要在专业分科的基础上，更多地为学生延着知识链扩展学业增加空间和机会，并给予恰当的指导。研究生教育不但是深化和扩展知识的教育，更是科学评判精神和挑战未知领域探索能力的培养。培养创新能力更强的新一代人才，是十三五规划期极为紧迫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为此，不但对教育改革要增加和优化公共资源投入，而且要改革对教育机构、教育管理部门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同时还要改革教育资源的生成方式，拓展民间资源对教育助学的投入渠道。
进一步改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智力资源评价机制，进一步破除人才使用和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要坚决破除在某些组织人事部门和领导中仍然盛行的那种把知识化、科学化庸俗地等同于文凭化的形式主义做法。要在体制内外之间更多地开启人才流动的旋转门、加快有利于高端人才随业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等，能够更加充分地解放和释放人力资源投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与世界前沿水平尚有明显差距的现阶段，只有以更大勇气和力度，鼓励、支持那些坚持学习、特别是自学成才的人，支持那些科学探索、科学创新的人，形成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社会风气，在教育、科研以及其他需要突破知识前沿的一切实践领域和各行各业都能如此，才有可能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充分涌流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才有可能加快拓宽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建设创新性国家，需要前瞻性发展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和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环境设施、基础设施和战略性先导产业。在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需要前瞻性发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更需要前瞻性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应加快推进通讯网、互联网特别是公共无线网的研发和发展，积极推动物联网、多网功能合并发展，在加快克服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要重点消除信息鸿沟。要大力推进信息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通用型开放型功能软件的开发、互联网新标准和新技术系统的研发、为各产业提供智能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以及所需关键技术装备和软件程序的攻关。其中要特别重视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的工具型软件，包括能够分别与各类计算机特别是PC机运行系统软件兼容的CAD、矢量作图等用于各类设计、研发的工具型软件，用于各类建模模拟、科学计算、大数据处理和计算可视化等工具型软件。与操作系统极为兼容、工具功能足够强大、界面非常友好的软件，将会助力其他创新、创意人员大幅度提高研发、开发效率和质量。在一系列新的设施环境中，各项创新研发和创意生成的效率才有可能成倍提高，才有可能驶入创新驱动的快车道。
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意对其他资源投入的推动具有增效作用。要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交易和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加大知识产权创业扶持力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培植创新驱动潜力，不断强化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